读书、教育
读书,对于九连城区域前辈人来讲,是件非常渴望的事情。建国前,此区域内就没有办过供贫民子弟入学的学堂,富豪人家子弟到外地求学。所以当地解放前出生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是青一色标准文盲。个别人能认几个字,真是来之不易。先辈人深有感触,明知南方为什么发达,因孩子从小接受教育,读“五经四书”,北方为什么落后,孩子从小“撵牛放羊”,捅“牲口屁股”。因此他们平时省吃俭用,咬紧牙关,勒紧裤带,趁冬春空闲之季,穷哥们坐在一起反复商量,办个私人学堂,让自己的孩子也到孔圣人脚下站站,觉得格外荣光。 办私塾房租用一两间普通闲置的民房,垒盘大土炕,上面铺张苇蓆,自家搬个小炕桌,往土炕上一放,便称之为“学堂”。家长轮流烧炕,教书先生到弟子家轮流吃饭。学期一般是冬春六个月。 私塾先生都是从外地聘请,教六个月,要十石莜麦(约四千斤)。一个班,也就是十来个人,先生的费用由学子按人分摊。 没有教课书,只有先生抄一页,给弟子学一页,念的书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四六句格言》《千家诗》等,算术是打算盘,练习加减乘除法,背诵乘法大九九表。读书的孩子年龄有20多岁的,十五六岁的,十一二岁的不等,先生只好“因材施教”,能掌握多少,教多少。那时的纸墨笔砚既昂贵又紧缺,买一张白麻纸要二升半莜麦(约十斤),买一块墨要一斗莜麦(约40斤),买一支毛笔要斗半莜麦(约60斤),所以读书的学子特别珍惜纸墨,一天只写一次仿影字。中间写十六个大楷毛笔字,四周围写满小楷毛笔字,还要翻过背面来写。平时练习,自备个小沙盘,手拿木棍在沙盘中写,或盛碗清水在木板上练写。 一个家庭中有几个孩子,只要有其中一人一辈子能读个春冬书,确是幸事,总算摆脱了一家子“睁眼瞎”。这一读书人便是家庭中的支柱,街坊邻里的“秀才”。等他读完归来,再教兄弟姐妹,再教那些未上过学堂的穷苦人家的小伙伴们,这种教法是不定期、不定点、不收费,随时来问,耐心传授予人,回家自己练习。 素有“粮仓肉库”之称的塞外坝上草原,从清末民初以来,战争频繁,各路军阀互相争夺此地,兵患、匪劫及逐年增加的地租、杂税,压迫的人们只能勉强糊口,哪有余粮请先生念书。 过新年写春联,大家写。你会写“年”字,他会写“新”字,你一个字我一个字大家凑合着写,实在写不来的字找“碗”、“酒盅”印圆,找“胡萝卜”、“山药”刻几个斜斜歪歪的道道点点,沾点墨交错印,大家捧腹大笑,算是增添了新欢。窗户上用红纸剪四个三角形,往四个角一贴,中间贴个“斗方”,便是过年。 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以后,不但掠夺中国人民的财产,在文化上,还实行奴化教育。日伪在沽源设立“两级”小学,学校里不准讲中国历史、地理课,大讲“王道乐土”“大东亚共存共荣”,每日早操要对日皇进行“东方遥拜”,强制学生学日语,效忠日寇。乡间的一切私塾房全部被强迫停办。 全国解放以后,党和政府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来办。1953年,较大点的村庄都办起了小学,要求适龄儿童全部入学,并吸收周边自然村小学生走读来念书。公社所在地办起了全日制完小,县城办起了中学,九连城区域人深受无文化的苦难,他们说:“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念书”。教师全部是国家委派,本人只花个书本钱。六十年代后期,随着人口的增加,适龄儿童的增多,各自然村先后扩建了小学,才实现了念小学不出村,读中学不出社的目标。到了七十年代初,小学教育达到了普及,中学教育达到了空前发展,基本达到了普及。适龄儿童入学率,毕业率都在99%以上。那些寒门优秀学子,考入了高一级学校继续攻读。大学生、博士生也在九连城区域出现。党政、文教、财贸、军事、交通等各条战线均有此地人才为四化建设做贡献。还有的人在改革开放以后自办企业,成了有资金百万的大老板。 沽源西域,当时地广人稀,人们依山、水、耕地而居,居住分散,三五家为一处,十来家为一片,二三十家为一村,各村相隔十里八里不等。民国十八年(1929年)坝上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春旱秋霜,弹子(冰雹)打了个精光,粮食颗粒无收。贫苦农民灾年无法生存,拿起了黑头棍要饭,随编随唱,编出名歌《回关南》: 民国十八年,三年遭荒旱。 草籽米,糊糊面,干嚼不想咽。 头等人家卖骡马,二等人家卖房田。 三等人家没得卖,走上大街卖儿男。 上房饿死高堂母,哭得两眼泪不干。 饿死穷人万万千…… 这种口头传唱的文化,真实地唱出当地人民的苦难生活。后来,一些有特长演唱的乡民,拉起了二胡、四胡,沿村卖唱,讨口饭吃。唱得有“走西口、挂红灯、五哥放羊、卖碗、小放牛、十劝人、戳古董”等。白天来个卖唱人,大人小孩围着前呼后拥,留着不让走,晚上在碾磨房点个麻油灯再唱,连白发苍苍的老人也去听。曲中唱到: 四胡一拉叫起音,众位观众留神听。 今天我不把别的唱,只唱唱当地生活当地情。 唱到悲情处,演唱者痛哭流涕,在场的观众泪如泉涌。这种演唱,在九连城区域,一直流行了几十年,当地的老年人,人人随口都能唱几声。解放前,大石脑包每逢阴历四月十八要赶一次庙会,庙会上有戏演出,谁能看起一场戏,也被传为佳话,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积极改善人民的文化生活,各大队都订了报纸五六种,供村民学习,人们渐渐地了解了外面的世界,知道了天下新闻。六十年代后,公社成立电影队,每月下乡公演一次。县里每年一次文化下乡演出,深入到乡镇,农村。唱五六天戏,还有杂技团、马戏等,大大活跃了当地人们的生活。八十年代通了电,家家买了电视机,人们最苦闷的生活,从此也找到生活的乐趣。 二十一世纪以来,当地的年轻人,骑着摩托成群结队的到周边县城赶会,还有的开着自家的机动车载着全家人到炮台营看内蒙古的赛马大会,到二台看晋剧,舞蹈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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