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开沽源历史的长卷，追根溯源，早在细石器时代，丁庄湾一带就有人类活动。2009年，笔者编纂《史话沽源》一书，带学生对沽源境内的历史文化遗址进行考察。这是一个多雨的夏天，我接到莲花滩乡一位干部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在榛子沟村东北的一处台地上有两座小土丘，外面有被人抛开的洞口，从洞口能听到里面发出很奇怪的风声，要我有时间去看看。无疑这对我是一个最好的消息。雨下的很大，我冒雨打车赶到莲花滩乡，到了乡政府雨也停了，一道彩虹高挂在东面的天上，空气里包裹着雨后揉碎了的清新。让田野里的花草，树木都灵性起来，散发出沁人肺腑的香气。 在乡干部的指引下，我对两个土丘进行认真查看，绕着土丘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也不知道所以然，无意间我在洞口的乱石堆处捡到了一方较为精致的石器物件。虽然我辨认不出是什么，但从外形看绝对不是普通的自然石块，有磨制的痕迹。回到乡政府吃饭时，又听说这几天有省文物部门的人，在丁庄湾的后山上搞文物普查，捡到过石斧、石刀之累的东西。依据我多年对石器文化的喜好，和就历史文化方面的感悟，这应该是新石器时代的东西，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同期。至于那二座土丘是什么？依据我捡到的那方磨制的器皿猜测，应该是战国时期的墓葬，那件磨制石块精细玲珑，应该是一件装饰物，是随葬品。当然这仅仅是猜测，但通过这些现象分析，在远古时期，这里就有人类活动是毋容置疑的。 雨后的太阳落到了莲花滩西面的山上。捧出了一条红红的晚霞。因为有了收获我的心情与天色一样的兴奋。又趁兴到西辛营的下火石梁村南的坡地里捡到了石球和石核之类的东西，这应该和榛子沟的土丘是一个同期的文化带。 从莲花滩回来不久，为了确认已经被尘封在地下几千年的信息，寻求一些佐证方面的资料。我专程到对历史文物颇有研究的友人家去寻访和请教。他送给我一份有省级文物部门在沽源搞文物普查的详尽报告。报告中显示在沽源境内有古代聚落遗址达400余处，涉及到莲花滩乡地域范围内的有13处。莲花滩、小梁底、四座窑子、东坝、丁庄湾、近边沟、后缸房窑子、前营、王保、东米克图等，其中丁庄湾的遗址报告与我发现猜测的相近。这份报告中说“沽源县莲花滩乡丁庄湾村西北部黄土梁上的聚落遗址，属于西周。”其它处的聚落遗址多为汉代和辽金元时期的文化遗存，从这些资料分析，丁庄湾及其莲花滩的第一轮人类历史的日月，是从远古时代开始升起这是确定的。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先民在漫长的岁月里将锄耕、畜牧、农耕多种文化相互浸透、碰撞、融合，把沽源的历史整合为多元化复合型的文化形态，展示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这是无疑的。从史前的“方国”开始（史称魔方）到夏、商、周、春秋、战国一直到清初，沽源一直是游牧文化的圣地。其间虽有汉人农耕文明的不断介入，但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农耕文化体系，游牧文化的迁徙和豪放一直占居着主导地位。然而定居型的农耕文明是历史进步的特征。农耕取代游牧也就成了历史的趋势和必然。莲花滩一带的农耕文明就是从定居和村落的形成开始的。 农耕文明的主要标志是聚居性、稳定性，是以固定的村落和土地作为基础的。稳定的安居是农耕文明发展的前提。沽源历史从五千年拉开序幕，游牧文化的兴起、传承、发展整整经历了四千多年，农耕文明从进入到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也不足四百年。纵观历史发展脉络，沽源先是游牧文化的发源地，辽后才逐步成为游牧、农耕文化的碰撞、交错、融汇区。至明末后略有农耕初端，到清代中后期农耕文明成为沽源产业结构中的另一主体。 为了搞清在沽源境内最早的村落，认定农耕文明发展的时间，根据掌握的初步线索，我们编辑组先后到小河子乡太平营村，莲花滩乡丁庄湾、三棵树、榛子沟村，小厂镇明镜沟村进行了走访。在走访调查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相关乡镇领导、村支部书记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2009年冬天，记不清是哪天，抹抹灰墨色的云彩高挂在天际，一动不动，凛冽的寒风把地面上一层薄薄的积雪吹得四处乱窜，天气钻心刺骨的冷。我和我的几个学生驱车到小河子乡找到副乡长禇学冬同志，由他领着我们到太平营村进行走访调查。进了村子由村支部书记召集了8名老人，他们的年龄都在八十多岁，最大年龄的一位老人已是97岁的高龄了。我们此次走访的目的主要是调查了解太平营村建村的时间和这个村子的来历。当我们和这些老人说明情况后，老人们异常的兴奋和激动，争先恐后侃侃而谈，给我们讲了很多村子里的故事。但是至于这个村建在什么年代，他们都说不清楚，只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据其中一位老人回忆说，在他们来到这个村子定居时，这个村子很早就有了人家居住。从他们最早定居这个村子距今大约已有七代了，他们从山西逃荒到此，当时这里没有耕地，山梁上草长的很高，平地处全部是齐腰高的蒿草，表层积水很多，是典型的水湿滩地，就是在最干处，只要用脚踩几踩，都会踩出水来，孩子们经常在地里玩踩酱的游戏。居住在这里的人家，主要靠给最先在这里定居的一户蒙古族牧人放牧维持生活。几年之后这些外来人开始在山腰处开垦土地种植农作物，数量极微，畜牧业生产方式仍占主导地位。但农耕文化的种子第一次就播撒在这里。 这个村为什么叫“太平营”？参加座谈会的几位老人有几种说法。一是说：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都忠实淳朴、老实厚道，从没有发生过偷鸡摸狗之事，安居在这里感到平安太平，故名太平营；又说当初的沽源几乎没有人烟，当朝政府不允许在沽源境内居住，连放牧都是不允许的，但这个村子，四面环山，只有村北的山口处是一条较为平坦的川谷，居住在这里很难被人发现，也不被当朝的兵勇驱赶和抓捕，安居在这里方可乐业，由此得名叫“太平营”。哪种说法更趋于合理，我们心中也没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是，“太平营”应该是沽源最早的村落之一。 这年冬天几乎没有象样地下过一场雪，只是干冷，即便是晴空无云，太阳悬在头顶也是抱不住心的冷。在太平营村调查走访的结果虽说不上有多大的收获，但总归为收集资料提供了一些佐证，心里着实有了底。按制订的走访调查方案，我们又相继走访了莲花滩乡的丁庄湾、三棵树、近边沟、榛子沟，小厂镇的明镜沟、冯家窑子、西湾子等村，根据实地走访调查，结合相关的文字资料，我们确定沽源最早的村落是小河子乡太平营子村。该村建于明代成化17年，即1481年，是沽源境内的第一村。此后到明万历10年，即1582年在沽源境内又建三村，分别是现莲花滩乡的同兴号村、榛子沟村、丁庄湾村。在明代沽源境内共有四村。 有了村落，相应也就有了耕地。村落、耕地是农耕文化的基础，那么沽源的农耕文明就应该从这四个村开始。就是说沽源三百多年的农耕文明起于明代。 按沽源历史单元结构说，在明代这里是不允许开垦土地的。那么这四个村子的耕地又是怎样开垦的呢？这主要是在明代后期推行实边政策，允许屯驻在开平卫(独石口)的戍卫兵丁耕种垦殖，春耕秋归。待秋收后，凡是在边外垦种的兵丁一律返回关内，史称为军垦。天长日久，一些老弱兵丁不愿秋后跋涉返回故乡，就偷着在坝缘山地一带居住下来，垦上一些薄田，维系生计，故而这些偷垦之田，大多在山林空闲处，不易被人发现。我们编辑组在走访丁庄湾时，一位知情老乡告诉我们，在丁庄湾、三棵树、同兴号村的山梁深处均有一片一片的旧时耕地的痕迹。为了验证老乡的说法是否确切，我翻越了这几个村子的几座山梁，确实有大小不等的耕地地块，沉睡在半山腰上，地块中央长着毛茸茸的细草，四周有明晰的田埂。明代在坝缘地带居住的几户人家都是在山沟里，就坡筑窑而居，所以在明镜沟内的几个自然村就称冯家窑子或裴家窑子。 沽源境内聚落规模的形成，当在清代。这是和开垦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入清以后，沽源境内有公私牧场七家，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对这些牧场清廷下诏严禁开垦，《理藩部则例》中规定“口内居住居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违者照私开牧场治罪”，并详尽地制定了从扎萨克（蒙旗一旗最高行政长官）至平民百姓私自开荒的处罚，轻则罚俸、罚牲畜，重则革职或带枷关押、边疆充军等。但是这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禁垦政策，并未贯彻始终，也不可能长久执行。到康熙初年，停止跑马占地后，将独石口外旷土换拨给各旗耕种，但仅限旗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已有民人（汉人）在沽源南部坝缘一带垦地建村，沽水沃野的农耕文明开始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清顺治元年（1644年）至18年（1661年）现在小厂镇的明镜沟建村，同年西辛营乡的西米克图建村。 康熙元年（1662年）至61年（1722年）在沽源境内建有12村，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地区，分别为：东碾盘沟、米克图村、莲花滩村、大营子村、三间房村、四座窑子、王保村、西坝村、三棵树村、西辛营村、东辛营村、脑包底村。 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沽源县境内又建8村，分布区域由西南向东南部、东北部发展，分别为：大碱滩村、东贵子沟村、红泥滩村、老掌沟村、西山坡村、大二号村、头号村、二十四号村。 嘉庆年间（1796年--1820年）又建3村，农耕文明进入县域东部地区，庙营子村、狐狸沟村、小元山村就是在这一时期建的。 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建有8村：韭菜沟村、大厂村、脑包山村、万水泉村、蒙古营村、义合城村（平定堡镇）、小厂村（小河子乡）、水泉沟村。 咸丰年间（1851年--1861年）又建3村：河东村、口道营村、狼窝沟村。 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又建6村：南滩村、义合城村（长梁乡）、大东沟村、四喇嘛营、下火石村、五合庄村。 光绪末年，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实行了“移民实边”政策。由此原因坝下关内的大批汉人纷涌而至，这些拓荒者经历大体相同，或遭荒年暴月，或破产外出，有的来投亲奔友，有的三五户结伴到口外落脚，或垦荒或租地，集聚成村。从光绪元年（1875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短短的33年内沽源建村53个。农耕文化进入沽水沃野的中心地域，并向闪电河流域发展，分别为：闪电河村、东滩村、石头城村、界牌村、羊库伦村、天立泉村、富山村、大井沟村、羊库伦村（西辛营乡）、红旗滩村、东房子村、梁西村、库伦淖村、四人洼村、盘道沟村、大兴隆村、石家营村、大宏山村、盐淖村、小河子村、大红石啦村、韩家营村、五马驹村、大营子村、后房子村、黑土洼村、四道营村、长梁村、地局子村、十里山村、西坡村、三间房村（丰源店乡）、平头梁村、冰河营子村、牛场库伦村、卡路村、温铁炉村、菜园村、周家营子村、西山堡村、阳坡村、后坝村、上芦草胡同、陈家营村、平定堡村、前水泉村、高家地村、元房子村、双井子村、大官厂村、毡房营子、太平沟村、下围子村。 宣统年间（1909年--1911年）共建10村，分别为：大宏城子、前石头坑、五塘坊村、瓦房营子、大西胡同、北滩村（高山堡乡）、魏华营子、马神庙、大苟营、赵家坡。 清代宣统之后又建9村，分别为高山堡村、小厂村（小厂镇）、野马营村、乔家围子村、窑沟台村、白庙洼村、长梁沟村、段木梁村、田家营村。 村落大规模的集聚，说明土地开垦的面积范围也越来越大，沽源县的农耕文明，在清代已经具备了完整的文化体系。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推翻了封建帝制，实行共和。沽源境内的农耕生产达到了一定的发展规模，民国政府为加强对边外人口的管理和增加财力收入，改厅设县，于1914年（民国三年）正式在沽源建县，大面积放垦，村落人口也随之大幅度上升，此间沽源境内猛增103村。村落的俱增也推进了垦殖荒地进一步拓展，农耕文化的格局在沽源境内形成。民国之后开荒垦殖不断的继续，村落人口也随之发展，这种情况一真延续到建国后的七十年代末。 农耕文化的定性是以土地为基础。土地的开垦与拓展是农耕文明的唯一标志。村落的形成、人群的定居是离不开土地的。明代后期，沽源境内的几处村落，偷垦的小片土地也只是产业方式的辅助或补充，产业方式主干仍还是牧业。大片型、规模型垦殖土地开始在清代，雍正年间沽源境内的明镜沟聚住的旗人开始垦殖土地，数量不多，大多在山坡之腰，后有莲花滩、三棵树、大营子、丁庄湾村落聚居的旗人（他们多数人都把姓氏简化为现在的那姓，这就是那一带为什么那姓人多的原因）开垦土地。随着清政府在口外招民垦殖政策的推行，关内的农耕人大批涌至沽源，自垦自报，自行选择地块，耕种三年后交税。出口种田不准带妻子前往，秋收后移回入口，春种之时再行出口耕种。 乾隆四年（1739年），直隶总督孙家淦巡视坝上后上奏朝廷：“开平红城之间（沽源一带）可耕之田不下数万顷”。建议驻扎满兵，招民开垦，开垦之地由坝缘地带漫延到东房子、小厂、小河子地域，并沿闪电河流域向东北部拓展，进入沽源腹地。招民人（汉人）垦荒按村编号，随有现在的头号、大二号、四号滩、二十四号等村名。 光绪末年，清政府大力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大规模的开发土地，沽源垦殖扩展到中西部。由于东部水源丰富、土地肥沃，尤以北石柱子、长梁一带开地最多，其中北石柱子牧场共有牧地56000亩。光绪28年，除留1万亩蒙人养赡地外，其余全部开垦，沽源最肥沃的小厂、长梁、闪电河流域先后辟为农田。 从沽源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大多数村落建于二个时期，一是清代，二是民国。这正是农耕文化进入和不断发展的结果。民国代清之后，同样出于北洋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目的，坝上的蒙旗大兴垦务，全面放开。民国三年（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奖励垦辟蒙荒办法七条》，批准《察哈尔垦务章程》，沽源成立垦务局，招垦掀起高潮，根据垦务章程和禁止私放章程，所有牧群台站、王公牧场未辟荒地，一律开垦。 民国4年（1915年）春，闪电河一带开地2588亩，同年秋继续开地2360亩，小河子黑土洼一带开地5000余亩。民国五年（1916年）小河子开地2750亩，榆树沟、水泉沟、二道脑包开地2283亩，丰源店二道沟开地2871亩，高山堡开地9361亩，白土窑芦草胡同、西山坡分别开地5772亩、4123亩，平定堡白玉山富户开地9796亩，双井子、石门子开地2230亩。从民国4年至6年仅二年时间不完全统计，沽源境内开地尽然达5万余亩。空旷荒地的开垦促进农耕文明在沽水沃野的快速进步，到民国二十年沽源境内耕地面积达735940亩（《察哈尔农村经济研究》）。以后在民国21年（1932年）到22年（1933年）间，由于战乱土地锐减，一年内减少186500亩。 全国解放后，广大农民积极恢复生产，外逃农户纷纷重返故土重新耕种，新垦土地也不断增加。到解放后的1953年沽源耕地达1527228亩，此后的农业生产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生产队的私垦，农业学大寨大搞“千亩滩” 、“万亩园”集中人力大面积的开垦，使沽源这块延续了数千年的草原文化完全解体，农耕文明占据了主导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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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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