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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为烈士写稿这一任务，我到沽源南部几个乡镇采访，得到一些素材后，立刻投入写作。这类材料性文章，不属于文学作品范畴，更加适宜用理性语言表达，然而，在这次采访中，感性思维却占据了主导。那些老人们的讲述，虽然已被岁月打磨成只言片语，却字字饱含血泪，句句直达内心。 最初接到撰写烈士这一任务时，我以为只需按照花名册上的地址，找到烈士的后代，必然会收获颇丰。然而，事情远非我想的那么简单，我拿着手头上一本记录有160位烈士的花名册按图索骥，只划定出30个可以采访的对象，其余部分，全部没有后代记录。为了这30位烈士，我数次下到偏远的村庄，几经辗转，只找到了3个可以采访的目标。残酷的时光，像一只沙漏，把这片红色的土地，过滤得只剩下最后的坚守。死亡和迁居，成为隔断历史的两道屏障。
到访东辛营
去的时候，心情是平静的。过了小河子乡之后，前方的道路逐渐狭窄起来，路面上时不时出现一些斑驳的坑洼。路窄了，四野却开阔起来，已经可以看见冒出绿尖的庄稼，甚至可以隐约嗅到麦子的幽香。田间地头，不时闪过劳作的农民。经过莲花滩乡继续南行，风景顿时秀丽起来，远处的山和近处的山连成一片，山林密密麻麻形成翠绿色的方阵。路边，有大片粉白色的狼毒花，星星点点的紫色马兰。天空被一层薄云覆盖，天气不冷不热。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心情舒畅。这舒心的风景，对于身负重任的我来说，隐隐透着另外一层含义，我在想，哪一座山上曾有八路军的伏兵，哪一块石头曾被机枪击中。对于历史的透视，使得周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多了一份凝重。在革命老区丁庄湾的采访，多少有些失望。这里曾有过无数革命先烈献身，但后人们，已经很难想起他们的名字，至于他们的事迹，更是一无所知。我只能望着四面长满野草的山坡兴叹，只能摸着村里那几间残破的窑洞猜想。我的耳边回荡着虚幻的枪声，我的鼻孔中嗅到了飘渺的血腥。历史并未走的很远，仅有数十年，然而，我已摸不到她的脉搏，更无法倾听她的心跳。青山在，人已去，或许，只有那些高耸的山脊，可以成为一座座无名的丰碑。 再往南去，就是坝下的地盘，已经不属于我要采访的范围。车辆掉头折返，再次穿过莲花滩乡，西行到西辛营乡东辛营村时，我终于有了收获。东辛营村在解放战争期间，一度成为我党最活跃的地方，在这里，党建立了基层核心组织。因此，在这一期间，东幸营村涌现出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很多人因此献出宝贵的生命。仅我知道的烈士就有郭永、郭忠、李录、周世昌、高旺、陈守忠、郭万昌等人，这些人先后死于不同时期、不同战场，为新中国的诞生献出生命。 在一间普通的农舍里，我见到了烈士郭万昌的二儿子郭胜。老人已经八十一岁，身板还算硬朗，但听力已经严重减退，我虽然说话时嗓门很大，他依然听起来费劲。让我更加头疼的是，由于我是纯粹的平定堡镇口音，方言的细微差异，使得这位耄耋老人几乎听不懂我的问话；而老人的口齿也含混不清，让我煞费琢磨。我们之间虽然只隔着一杆烟袋，却像隔着一重大洋，沟通起来异常吃力。所好的是，我事先请到了村里的老民兵连长徐禄，徐连长虽然也上了年纪，但耳不聋、眼不花，口齿伶俐。这样，徐连长充当了双重翻译，我把问题先提给他，他转达后，再把答案告诉我。一来二往，郭万昌烈士的形象，在我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 可能是那段残酷的岁月给郭胜老人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他讲每一句话，情绪都很激动，而且至今对往事记得清清楚楚。他可以不加犹豫地说出一些人的名字，这些名字都与他心上的两块伤疤有关。 郭胜的父亲郭万昌生于1905年，四十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值新中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势力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白色恐怖笼罩着坝上各地。郭万昌入党的仪式在南坡村简单进行，由当时的中共沽源区委领导周队长、郭政委充当介绍人，所用的信物就是地上的石子。入党之后，郭万昌积极能干，显示出超凡的组织能力，很快，就被提拔为农会主人，负责东辛营一带党的领导工作。 1947年10月份的一个深夜，十几辆满载国民党官兵的卡车从莲花滩乡米克图村一带开赴东辛营村。漆黑的夜色中，整个村庄被国军包围起来。负责站岗放哨的李氏兄弟二人，很快被敌军杀害。国民党大乡的韩队长、杨队长带着一部分兵力直扑郭万昌家中，正在熟睡的郭万昌被捕。其大舅哥董怀民趁乱逃脱，骑着一匹黑马到区委报信。时年，郭胜十七岁。 郭万昌被捕后，被敌人严刑拷打，逼问他有关组织上的一些情况。郭万昌始终坚守着各种秘密，没有吐露一句不利于我党的话。残忍的敌人，加重了酷刑，竟然割去了他的双耳。最后，郭万昌经受不住肉体的折磨，在东辛营村英勇就义，年仅42岁。郭万昌的死，使我党失去了一名优秀干部，也使他的家人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郭万昌的长子郭忠，为报家仇国恨，毅然参加了沽源县区武工队，拿起手中的武器和国民党反动派血战到底。 在红格楞乡玉林沟的一次战斗中，郭忠英勇杀敌，显示出超强的忠孝两全的英雄气概。这次战斗，我军人数虽然相对较少，却给敌军以沉重打击，致使敌军不得不多次增加兵力。战斗持续了几个时辰后，我军伤亡巨大，区委郭队长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军队撤到一条河边时，郭忠主动要求把自己骑着的一头强健的灰毛驴交给他最亲密的一位战友，而自己则骑上一匹瘦弱的白马。郭忠明白，这匹马平时见了水就会发怵，所以不能保证能否顺利过河。果然，战友们一个个骑着坐骑过河之后，白马仍旧在河边徘徊不前。追击上来的敌军，乱枪齐发，一颗子弹飞来，从郭忠的腮部穿过去，他的下巴顿时耷拉下来，当场阵亡。郭忠1948年1月参加革命，8月份就献出了生命，牺牲时年仅20岁。一个年青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 如今郭万昌的二子郭胜，已是耄耋老人。这个尚未完全成年就失去两位亲人的老人，讲述起凄惨的家史，已经没有眼泪。他的悲伤，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淡化和麻木。但我能从他激动的表情里，窥探到他内心的波澜。无疑，家中失去两位亲人，出现两位烈士，给他内心造成无法愈合的伤疤，同时，也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荣光。他的家史，与古时候抗金英雄的杨氏一族何其相像。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为了共同的信念，为了共同的目标，一对父子，用生命做为基石，为新中国的大厦添砖加瓦，铸就了荣誉的宝鼎。 告别了郭胜老人，我们一行四人踏上了返回沽源的旅途。从东辛营到西辛营十多里的路上，我心生许多感慨。西辛营村，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在这个自认为最美的地方，度过了金色的童年。那时，我不曾想过，在距我的老家这样近的地方，发生过如此多血腥的事件，许许多多人，为了同一个信念，献出生命。我离开郭胜老人家时，老人拉住我的手再三表示感谢。我知道，他的感谢有两重意义，一是我这次要把他家的光荣历史分享给更多的人；二是郭胜老人亲口告诉我，我的父亲当年在西辛营当乡干部时，批给他家七十元钱，老人正是用这笔钱，重新安葬了他的父亲和哥哥，使得两位烈士最终有了安身之所。没想到，事情过去几十年，老人依然记得政府给予的这点抚恤，把党的恩情铭记在心。老人哪里想过，这是他应得的报酬，这点报酬，与先烈的生命相比何其微薄。无论怎样，我与郭胜老人是有缘的，时隔多年，我的父亲和我，竟然荣幸地代表政府和社会，共同为一个烈士之家服务。这两份温暖，虽然微不足道，却可以使烈士的后代感到些许慰藉。 不知不觉中，车辆驶过了西辛营村。本来想着，好好看看车窗外自己家乡新的模样，而思绪，却让我错过了与家乡亲近的时机。我并不遗憾，因为这趟旅途，我收获了更多的东西。这沉甸甸的一份历史卷宗，就在我的思维中展开，我要转告世人，让更多的人们一起来祭奠本土下的先烈，为他们敬献最美的花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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