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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农耕文化的定性是以土地为基础。土地的开垦与拓展是农耕文明的唯一标志。村落的形成、人群的定居是离不开土地的。明代后期，沽源境内的几处村落，偷垦的小片土地也只是产业方式的辅助或补充，产业方式主干仍还是牧业。大片型、规模型垦殖土地开始在清代，雍正年间沽源境内的明镜沟聚住的旗人开始垦殖土地，数量不多，大多在山坡之腰，后有莲花滩、三棵树、大营子、丁庄湾村落聚居的旗人（他们多数人都把姓氏简化为现在的那姓，这就是那一带为什么那姓人多的原因）开垦土地。随着清政府在口外招民垦殖政策的推行，关内的农耕人大批涌至沽源，自垦自报，自行选择地块，耕种三年后交税。出口种田不准带妻子前往，秋收后移回入口，春种之时再行出口耕种。乾隆四年（1739年），直隶总督孙家淦巡视坝上后上奏朝廷：“开平红城之间（沽源一带）可耕之田不下数万顷”。建议驻扎满兵，招民开垦，开垦之地由坝缘地带漫延到东房子、小厂、小河子地域，并沿闪电河流域向东北部拓展，进入沽源腹地。招民人（汉人）垦荒按村编号，随有现在的头号、大二号、四号滩、二十四号等村名。 光绪末年，清政府大力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大规模的开发土地，沽源垦殖扩展到中西部。由于东部水源丰富、土地肥沃，尤以北石柱子、长梁一带开地最多，其中北石柱子牧场共有牧地56000亩。光绪28年，除留1万亩蒙人养赡地外，其余全部开垦，沽源最肥沃的小厂、长梁、闪电河流域先后辟为农田。 从沽源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大多数村落建于二个时期，一是清代，二是民国。这正是农耕文化进入和不断发展的结果。民国代清之后，同样出于北洋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目的，坝上的蒙旗大兴垦务，全面放开。民国三年（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奖励垦辟蒙荒办法七条》，批准《察哈尔垦务章程》，沽源成立垦务局，招垦掀起高潮，根据垦务章程和禁止私放章程，所有牧群台站、王公牧场未辟荒地，一律开垦。 民国4年（1915年）春，闪电河一带开地2588亩，同年秋继续开地2360亩，小河子黑土洼一带开地5000余亩。民国五年（1916年）小河子开地2750亩，榆树沟、水泉沟、二道脑包开地2283亩，丰源店二道沟开地2871亩，高山堡开地9361亩，白土窑芦草胡同、西山坡分别开地5772亩、4123亩，平定堡白玉山富户开地9796亩，双井子、石门子开地2230亩。从民国4年至6年仅二年时间不完全统计，沽源境内开地尽然达5万余亩。空旷荒地的开垦促进农耕文明在沽水沃野的快速进步，到民国20年沽源境内耕地面积达735940亩（《察哈尔农村经济研究》）。以后在民国21年（1932年）到22年（1933年）间，由于战乱土地锐减，一年内减少186500亩。全国解放后，广大农民积极恢复生产，外逃农户纷纷重返故土重新耕种，新垦土地也不断增加。到解放后的1953年沽源耕地达1527228亩，此后的农业生产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生产队的私垦，农业学大寨大搞“千亩滩” 、“万亩园”集中人力大面积的开垦，使沽源这块延续了数千年的草原文化完全解体，农耕文明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仍有一定比重的畜牧业生产，但在整个社会产业方式中都成为服从和服务于农业生产而存在的一种辅助生产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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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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