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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06年，崛起于北方蒙古草原的蒙古乞颜部首领铁木真经过多年征战，分别击败和降服了周边其他部落，将蒙古高原上主要游牧部落统一起来。在斡难河源头召开的“忽里台”大会上，44岁的铁木真被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并上尊号“成吉思汗”，后人称为元太祖，同时确定了国名为“也客——忙豁勒——兀鲁思”（大蒙古国）。从此，大蒙古国以怯绿连、斡难、土兀河三河源头为统治中心，揭开了威震中亚统一中国的序幕。 大蒙古国的建立，标志着蒙古高原诸多部落从野蛮步入了文明，从原始社会进入早期游牧封建社会；大蒙古国的建立，也标志着蒙古民族共同体已经形成，一个以蒙古为名称的强大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出现在历史舞台。 蒙古高原上特定的地形、气候、植被状况，决定在这一地区生活的人们只能以牧业为主要生计，并且主要以游牧的方式进行。因此蒙古民族在长期与自然环境搏斗中，学会了遵循自然、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养成了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由于受习惯影响，当成吉思汗在斡难河源头建立大蒙古国后，并未建立都城，而是以三河源头为统治中心，在附近建立了四个大斡耳朵（宫账、亦称行宫），分别供春、夏、秋、冬四季移住。元太宗窝阔台七年（1235年），经过三十多年的四处征伐，大蒙古帝国版图不断扩大，为了适应东西蒙古宗王和宗藩国国主与大蒙古国的往来，在鄂尔浑河岸边修建了哈剌和林做为首都（今蒙古国杭爱省哈剌和林）。同时遵循蒙古生活习惯，在城的四周选定了春夏秋冬四个营地，并建立了行宫，大蒙古国第一次正式有了国都。元太宗窝阔台和以后的贵由、蒙哥三个蒙古大汗，不出征时大多数时间在哈剌和林和四个营地之间游猎迁徙。 1251年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长子蒙哥在蒙古宗王的拥戴下登上了大汗宝座，将大蒙古国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到了拖雷系。蒙哥汗继位当年，出于统一中国的需要，命令他的大弟忽必烈总领漠南军国庶事。忽必烈承命后由漠北南下，驻账于金莲川（今闪电河上游），“征天下名士而用之”，“得开府，专封拜”，建立了蒙元史上有名的“金莲川幕府”。被召入金莲川幕府的各界人士大多为汉族学者谋士，这些人习惯于城居，难以适应“居穹庐，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的草原生活方式。为解决这一矛盾，忽必烈于宪宗六年（1256年）三月，命谋士刘秉忠选择合适地点兴筑新城。刘秉忠选择了金莲川幕府北面一百余里桓州之东、滦水北岸的龙岗为建城地址。龙岗北依南屏山，南临金莲川，东、西两面都是广阔的草原，地势平坦，水草丰美，新城历经三年而成，命名为开平。 宪宗九年（1259年）七月，蒙古大汗蒙哥死于四川钓鱼山，在鄂州前线指挥作战的忽必烈和留守漠北的蒙哥幼弟阿里不哥闻讯后，都开始了谋取汗位的活动。1260年四月忽必烈回到开平，同月十七日被东西蒙古宗王和部众推举为蒙古大汗，随即建元“中统”。同时阿里不哥也在漠北称汗。为取缔阿里不哥汗位，夺取蒙古国的都城，忽必烈率领军队于当年七月北上。入冬前占领了哈剌和林，夺得四大斡耳朵，打败了阿里不哥，随即在汪吉河冬营地驻冬。虽然忽必烈占领了哈剌和林，并未打算将哈剌和林做为都城驻守。忽必烈数年治理汉地，深刻认识到了中原地区的重要性，他的统治基础在中原奠定，如果继续在漠北立都，势必影响蒙汉统治阶级的进一步联合，对中原的控制和管理也难以走入正轨。哈剌和林城的粮食供应，通常是用大车从汉地运来，如果继续以和林为都城，依靠长途运输粮食等生活物资，难以保证庞大的中央机构和必将迅速增长的都市人口的生活需要。同时，面对阿里不哥等叛王的威胁，势必需要留下大量军队驻守。无论从地理位置、经济状况、还是从政治形势来说，和林都不适合作为全国的统治中心。因此忽必烈定下了移都的决心，无意在哈剌和林逗留。1261年1月初，他率众返回燕京（今北京）近郊。哈剌和林城从此失去了都城的地位。原来蒙古大汗的四季营地和行宫也一同被放弃。 在何地建立都城，已成为忽必烈当前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忽必烈心目中，他认为自己建立的开平城和地处蒙汉交界的燕京城同样具有建立都城的条件。一个是忽必烈“潜邸”根据地，一个是当时治理汉地的中心。在燕京定都符合汉人地主阶级帮助蒙古统治建立正统王朝的愿望。一些蒙古贵族早认识到了这一点。札剌儿部人霸突鲁曾向忽必烈进言“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骅之所，非燕不可”。而提高开平地位作为联系蒙古本部的中心，也照顾到了蒙古民族本身的利益和生活习惯。于是中统四年他下令将开平府升为都城，定名上都。次年八月又将燕京改名为中都，至元九年改中都为大都，至此两都制度正式确定下来。两都之中，大都为正都，上都为陪都。 两都制度确立以后，出于联系蒙古本部的政治需要，从忽必烈开始，元代历任皇帝每年都要“北巡”上都，逐渐形成一套完整制度，这就是两都巡幸制。两都巡幸制是蒙古民族固有的习俗，它渊源于草原游牧经济，是与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我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一般都采用两个或几个都城巡回制度。契丹族的四季捺钵制度和女真的巡幸制度，都对元朝两都巡幸制的形成有影响，元朝的两都巡幸制，也是承袭辽金旧制而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一项制度。 两都巡幸制度就是每年农历三月或四月元代皇帝率领后宫嫔妃、文武百官，在怯薛部队（怯薛蒙古语，意为护卫军。其成员从蒙古各千户征召来的精锐之士，多数为贵族子弟）和扈从军的保护下，从大都出发到上都。在上都清暑三、四个月后，秋季返回大都。连往返日程在内，每年巡幸上都的时间需要四至六个月左右。为了方便两都之间的交通往来和信息传递，便利皇帝巡幸时和众多随从的生活安排，元代在两都之间设置了四条驿路。驿路一般以骑马一日行程六十里左右的距离建立了驿站，为两都的交通提供了保障。这四条驿路分别是孛老驿路（西路）、望云驿路（中路）、黑谷辇路（黑谷路）和古北口路（东路）。两都之间四条驿路有三条经过沽源。并设置了行宫和驿站，因而沽源成为元代两都之间的重要交通枢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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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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