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在迫使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积极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的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1935年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煽动河北东部香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暴动,攻占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是为“香河暴动事件”。11月25日,日寇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向国民党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同日,日寇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署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使冀东20余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是为“冀东事件”。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策动阎锡山、韩复榘搞华北五省自治。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借“自治”的名义达到吞并华北的目的。而国民党政府既不能允许华北脱离南京中央政策管辖而宣布“自治”,又慑于日本的威胁,12月决定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由日方推荐著名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十几人为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虽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但它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势力对它有很大影响和控制力,实际上成为变相的“自治”。它的成立是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同时使冀察两省实际上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至此,沽源大地被一分为三,东南部小厂、长梁、丰源店及常铁炉的部分地区归属伪满州国;西南部莲花滩、西辛营部分地区归属冀察政务委员会;其余地域皆属伪察东特别自治区(伪蒙疆自治政府)宝源县和多伦县公署。 华北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生死危机。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游行示威活动,迅速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觉醒,打击了南京政府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 日军在华北所制造的一系列侵略事件,使华北的局势处于危机关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重大。 首先,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导地位。华北事变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作为其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的野心。华北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事变后,日本准备把战争扩展到更大的范围。1936年8月,广田内阁确定了“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海洋发展”的侵略方针,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其次,华北事变使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成为国共两党由对峙到联合的重要契机。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高潮,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在此影响下发生的西安事变,反映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说明抗日救国符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事变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的序幕,标志着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三,华北事变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事变发生后,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于1936年9月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将“反蒋抗日”的总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 第四,华北事变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急剧分化,在对日政策上发生分歧,形成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英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 最后,华北事变加深了美英与日本的矛盾。华北事变后,日本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控制了华北。他们扶植汉奸、买办拼凑了许多经济机构,使华北经济日益殖民地化。日本在华北经济势力的扩张,损害了美英帝国主义在华北的经济利益。于是英美就支持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亲美英派来抵制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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