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冬，天气格外寒冷，口外的白毛风里，一场激烈的战斗，将坝上草原撕开一道血淋淋的口子。战场位于当时的沽源县城小河子。进攻的一方，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邪恶势力的察东日伪军，总指挥是李守信；防守的一方，是代表中华民族正义力量的沽源抗日支队，总指挥是白玉山。历史并没有按成败论英雄，胜利的一方注定遗臭万年，失败的一方终将流芳千古。 小河子之战，是在复杂的历史时期展开的。这一时期，军阀混战的狼烟刚刚熄灭，抗击日寇的烽火已经点燃，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热河相继沦陷，贪婪的日寇开始觊觎华北，首先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察哈尔省。1933 年 8 月 13 日，伪军李守信部趁抗日同盟军撤走之际，再次侵占坝上重镇多伦。此后，日伪军加紧实施侵略扩张计划，相继占领察东沽源黑河地区及赤城喜峰砦，逼迫宋哲元的 29 军从这一带撤防，试图把察东划为由地方民团管辖的非武装区。1934 年 9 月，日军战机公然在张家口上空散发传单，用武力威胁的手段迫使宋哲元让步。1934 年 11 月，一部分伪军侵入长梁，被白玉山率领的地方民团击退，白玉山也因此成为察哈尔省第一个向日寇开枪的人。此后，日寇为达目的，连续制造借口，引发了两次“察东事件”和两次“张北事件”，最终迫使国民党正规部队从察东撤走。 察东事件是在沽源县境内发生的。1935 年1月15日，国民党29军在沽源县长梁一带巡逻，与侵入这一带的伪满自卫团发生冲突，伪满军40余人被缴械。日本关东军以该地区为满洲国丰宁县境为由，向这一带大量增兵，准备进行报复袭击。同时，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向宋哲元提出警告，要求29军迅速撤离。在此情形下，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命令宋哲元做出让步，撤走了沽源和赤城一带的武装力量。何应钦的退让，并未满足日军扩张的野心，1月22日，日伪军千余人，在4架飞机和10余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分两路大举进攻察东。23日，日军谷寿夫旅团占领赤城东栅子。同日，日军机轰炸独石口，我军民20余人死伤。沽源方面，日军兵力3千人、伪军2千人，并配有飞机9架，27日占领沽源城东的乔家围子和义合成两村。在察东事件日趋升级之际，蒋介石致电宋哲元，称察东事件为地方事件，要求由地方交涉解决。2月2日，中日双方在热河省丰宁县大滩镇日军司令部举行谈判，中方代表是29军37师参谋长张樾亭、沽源县长郭堉恺、察哈尔省政府科长张祖德，日方代表是关东军第7师团13旅团长谷寿夫、第25联队长永见俊德、中佐松井。经过谈判，国民党以容忍退让姿态结束，与日军确立“大滩口约”，规定察东各地中国军队不得进驻，划为非武装区。第一次察东事件后，日伪军在察东接连挑衅，与中国军队不断发生摩擦，又于1935年6月制造了第二次察东事件。 此外，日军在张北一带也为侵略行为制造借口。1934年10月，日本天津驻屯军中佐川口一行 8 人由张家口出发前往多伦，被29军赵登禹的132师拦截检查，日军因此大作文章，向宋哲元提出抗议。1935年6月，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派遣的一个4人旅游团，由多伦前往张家口，沿途绘制地图，被赵登禹部扣留，宋哲元为防止事态恶化下令放行，但日军却宣称4人被非法拘禁，提出多项无理要求。两次张北事件，给日军提供了侵略的理由，1935年6月，29军副军长秦德纯和日军关东军司令土肥原签订了《秦土协定》。至此，中国正规军完全撤出察东地区，坝上地区除张北保留有 29 军少量驻军外，其他地方只剩下战斗力十分薄弱的地方民团。 “大滩口约”和《秦土协定》，赶走了国民党在察东地区的驻军，为日军入侵察哈尔省创造了有利条件。1935 年12月10日，伪军李守信部从多伦出发，在日军炮火的配合下大肆吞并坝上的几个重镇。面对强大的敌人，坝上几个县很快纷纷沦陷。宝昌之战只打了一个佛晓；康宝之战，县长开城迎接，未发一枪一弹；崇礼之战，敌人只派了一个伪满军的骑兵连就轻松获胜；尚义之战，也未持续多久，城池就失守。此外，尚都、张北也未发生激烈抵抗。只有当时的沽源县城小河子这一战，打得昏天黑地，打得你死我活，打得神鬼哭泣，打得气壮山河。这一战，打了整整三天三夜，死伤无数，血流成河，惨烈的程度在坝上的抗战时期实属罕见。为什么只有沽源县的战斗如此激烈？因为，沽源有一个不屈不挠的人，这个人就是白玉山。白玉山的传奇身世和思想觉悟，注定使他成为保家卫国的勇士，也注定他终将被载入史册。 1890 年，白玉山出生在今河北省沽源县平定堡镇，当时平定堡称为平定脑包，隶属于察哈尔特别区独石口抚民同知。白玉山是家中的长子，他聪慧过人，过目成诵，能言善辩。提到白玉山的身世，我们须要先从他的父亲白明说起。白玉山之所以能够有能力和日本人抗衡，正是由于父亲白明给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白明出生在山东，从小很倔强，14 岁那年因和哥哥发生争执，被父亲白永安暴打了一顿。白明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过上了流浪的生活。当乞讨到北京延庆时，被一位好心的缸房掌柜收留。勤快的白明很受掌柜的青睐，不久就被收为徒弟。 三年学徒期满，白明不仅攒下20两白银，也学得一门酿酒的技术。决定自己闯世界的白明，告别了缸房掌柜，跟随走西口的人流来到土地广阔、水草丰美的坝上草原。最初，他在离平定脑包十里外的宏城子落了户。不久之后，他结识了平定脑包的富人王七掌柜，两个人合伙开办了明德义缸房。白明的20两银子和一门酿酒手艺，从此让他走上发迹之路。 在白明的努力下，明德义缸房的产量与日俱增，人口并不多的平定脑包一带已经无法消化掉多余的产品。于是白明赶着马车，把烧酒运到了更远的地方。在后草地一带，他用烧酒和蒙古人交换牲畜，再把牲畜赶到多伦、大二号、独石口这些当时的商业重镇上卖掉。倒卖牲畜给白明带来更多的鸿利，后来，他干脆把酒坊委托别人管理，专门做起了牲畜交易。经常深入蒙古草地，白明学会了流利的蒙古话，加上他为人豪爽、饮酒海量，使他结交了不少蒙古朋友。在这些朋友中，有两位重量级人物给他带来更大的财富，这两个人一个是哈巴噶王爷，另一个是章嘉胡可图活佛。哈巴噶王爷把他封地的一部分荒地送给了白明；章嘉胡可图活佛则把靠近哈巴噶边界的牧场馈赠给白明。白明一夜之间拥有了从高山堡、葫芦峪沟、西山坡、千金沟、六面井、头号、十号一线到二道木头、榆树沟、大梁底、平定堡、河东、狼尾巴山一线，东西长 85 公里，南北宽 30 公里，共计约2550 平方公里的土地。就在白明飞黄腾达之时，平定脑包另一个大财主南老大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了他。白明从此成为坝上草原赫赫有名的大富翁。白家后代提到当时家业的辉煌时，形象地说，地有多大不知道，骑一匹马从早走到晚也走不到边；钱有多少不知道，屋子里的银子用簸箕往外戳。 白明拥有大片土地的时候，正值山东、山西、河北三省遭受连年灾荒，大量饥民涌入坝上地区。白明利用这些逃荒而来的人耕种自己的土地，给很多人提供了衣食保障。他鼓励人们大量开荒，并减收地租，免费提供农具和耕牛。据白家后代讲，当时的莜麦论棵子，十个棵子中，白家最好的地也只收佃户两个棵子。在白明开明而有效的管理下，广种薄收的土地不但给他个人带来巨大财富，也养活了数以千计的穷苦百姓。那些百姓中，有的逐渐富裕起来，不愿再回到祖籍，就在坝上定居下来。正是因为有了白明，平定脑包周边一片片荒地变成麦田，一座座村落拔地而起。当时，由于连年战乱和饥荒，坝上一带的乞丐很多，这些无家可归的落魄者，不少人得到过白家的救济。白家是天主教的忠实信徒，深得该教义的精髓，把救苦救难当作己任，为当地穷苦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白明终因操劳过度，在四十七岁时与世长辞。 16岁的白玉山主持这份庞大的家业时，再也没有他父亲那样的运气。辛亥革命失败后，经过连年混战，到 1914 年，袁世凯夺取了中国北方的统治权。为了维系经济萧条下的巨大开支，北洋政府加大了对劳苦大众的盘剥和对土地资源的掠夺。蒙古草原上，掀起了垦荒热，各种势力与蒙古王公贵族勾结在一起，搜刮民脂民膏，大肆侵吞草地。直、皖、奉、晋各系军阀为争夺利益，大打出手，你死我活，搞的草原上鸡犬不宁。与此同时，袁世凯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在这个遭人唾弃的条约中，北洋政府将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权益出卖给日本人，不但容许日本人在此地居住往来、经营生意，而且容许其修建厂房、耕作农田、修筑铁路、开采矿藏，并赐予优先权。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使这片丰饶的土地雪上加霜，从此为外族侵略提供了条件 。 动荡的时局逐渐把纷争带到这片草原上，在大气候的影响下，白家不得不把财富转化成保护自身和家乡的力量。坝上草原地域辽阔、人烟稀少，村落之间相距较远，便于流窜作案，这就给土匪的滋生提供了沃土。民国初期到抗战时期，坝上一带匪患不断，大股土匪人数成百上千，小股土匪则三五成伙。土匪的泛滥，使当地百姓深受其害，一些臭名昭著的匪首，如夜猫张、洋烟二子、高七子、漂亮二子、小五点、唐二虎、杨锡壶等等，让百姓闻之色变。沽源显然成为匪患的重灾区，白玉山不得不自己出资组建民团自卫，并联合他的亲戚南文明在平定脑包修筑土墙。正是由于有白玉山这支地方武装的保护，沽源一带的土匪不再猖獗，平定堡的工商业得到有效发展。 然而，当时的局势并非只是土匪那么简单，各种军阀势力的铁蹄和日寇逐渐伸长的触角，已经不可能使这片美丽的坝上草原安宁。白玉山明白国破家亡的道理，于是，他渐渐失去对商业的热情，转而投身政治。他内心充满对国家安定的渴望，也充满对这个无能政府的失望，更充满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嚣张气焰的强烈愤慨。为了寻求真理和帮助，他把家业交给二弟打理，到了当时的察哈尔省会张家口。 在张家口，白玉山通过万全“玉成泰”绸缎庄老板霍老五、察哈尔省名士丁彤林等好友的帮助，暂住下来。在此期间，他结交了不少政界和军界的要人，其中包括田中玉、宋哲元、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乔史珍、张励生、赵登禹、王政怀等名流。更重要的是，他结识了共产党的地下干部张苏。在这些人中，有三个人对他的影响最大，使他的思想不断发生转变和飞跃。其中，宋哲元让他接受了三民主义思想，张苏让他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吉鸿昌则让他实际投身到革命当中。 宋哲元不但把三民主义的思想灌输给白玉山，也给过他很大实际上的帮助。宋哲元给白玉山的第一次帮助是在 1926 年。就在前一年，一群土匪潜入平定脑包王大人庙附近，盗走了奉军军长宝贵廷征收的 1500 头马匹和白玉山牧养在那里的200匹马。沽源当时的官员怕担责任，就把罪责推到白玉山身上，说他和土匪勾结盗走了马匹。时任察哈尔主席杨爱源听取汇报后，觉得事关重大，就下令逮捕了白玉山。一年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从山西回到张家口，赶跑了杨爱源。他听说白玉山在坐牢，就立即找新的察哈尔省主席刘翼飞把他放了出来。1930年，宋哲元任察哈尔省主席。上任后，白玉山被任命为察北清乡司令，授少将军衔，统领多伦、宝昌、康宝、沽源、张北、商都等地方剿匪。战马由白玉山自己出，军饷和枪械由宋哲元拨给。司令部设在平定脑包西围子，参谋长是董哲元、副司令是张润亭、秘书是宣统年间的举人张振芝。正是这次组建起来的武装部队，成为当地土匪的克星，也成为日后抗击日寇的有生力量。可以说，在白玉山的革命道路上，宋哲元帮助他走上了第一个阶梯。 帮助白玉山走上第二个阶梯的人名叫张苏。张苏 1901年出生在河北蔚县，192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并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中。1927年，张苏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张家口一带的地下党员。白玉山在张家口期间，与张苏结识，并逐渐发展成挚友关系。在张苏的影响下，白玉山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境界更加开阔，革命热情更加高涨。最终让白玉山加入到抗日阵线的人是吉鸿昌。九一八之后，贪得无厌的日寇在侵吞了东三省之后，铁蹄踏上了蒙古草原。1932年，热河全部沦陷，整个华北陷入危机。而此时的统治者蒋介石怕挑起更大的争端，奉行不抵抗政策，准备和日本签订停战协议。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将军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果断出手，在张家口树立起抗日同盟军的大旗。6 月下旬，在前敌总指挥吉鸿昌的率领下，抗日同盟军接连收服康宝、宝昌、沽源三县。7月12日，攻克坝上重镇多伦。在吉鸿昌的抗日大军经过沽源时，深受鼓舞的白玉山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他积极筹集军资，帮助维持秩序，协助大军作战，被吉鸿昌将军任命为沽源抗日支队长。在此期间，白玉山把自家的 300 匹马和上千担粮食支援给同盟军。除此，他还发动亲属捐款捐物，仅他的三弟白玉柱一人就捐献300大洋。正是由于吉鸿昌和白玉山有着同样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据白家的后人讲，吉鸿昌曾经把国外运来的一些大箱子寄放到白家，这些物品直到吉鸿昌就义时都未被取走，抗战全面爆发后，白家后人为避免日寇的侵扰，才把物品卖掉。由此可见，白玉山和吉鸿昌的亲密程度。 宋哲元的启蒙，张苏的深造，吉鸿昌的身教，最终让白玉山从一个开明地主成长为抗日英雄。正是舍身忘死、为国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这个家财万贯的富人拿起手中的武器，与侵略者英勇血战。 小河子这场战斗，对于攻守双方是没有悬念的，兵力和装备上明显的差距，让李守信和白玉山都明白战斗的最后结果。日伪军不但有数千人的正规部队，还有飞机和大炮；而抗日支队，只是一支三百余人的地方武装。白玉山面临的，还不只是兵力上有巨大差距的问题，严寒和饥饿，也成为削弱战斗力的无形杀手。战士们在严寒中只穿着破旧的棉衣，他们昼夜守卫在城墙上，坝上深冬的严寒冻掉了不少人的手指；小河子城本来就不大，并没有多少粮食储备，三百多人每天的吃饭问题就难以解决，很多战士把积雪当干粮，饿着肚子和敌人作战。白玉山所能依靠的，只有三个方面，一是顽强的斗志，二是城中百姓的帮助，三是不很坚固的城墙。 白玉山军队中的战士，全部来自沽源一带，都是土生土长的坝上人。在这片灾难深重和条件恶劣的土地上生长的人们，天生有着超强的耐力和坚韧。他们就像冬日里深埋在地下的草根，在冰封的泥土中缄默着，等待春天的到来。在家园被仇敌践踏的时候，他们身体里的潜能被全部释放出来，转化成顽强的斗志。也正是这种顽强，让日伪军损失惨重。 在战斗期间，军民一心得到了完美体现。小河子城中的百姓，不论男女老幼，都成为守军的坚实后盾。他们硬可自己挨冷受冻，也要把棉衣棉帽送给战士们；他们硬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把做好的饭菜给他们的守护者亲手端来。在百姓眼中，这支军队是他们免受灾难的最后屏障；在百姓心中，白玉山是他们生死存亡关头的唯一救星。军民一体，鱼水情深，百姓的期盼和爱戴，激励着战士们的斗志，也坚定着白玉山抗敌的决心。 当时的小河子毕竟只是一座县城，城墙并不坚固，但正是这四堵围墙，成了敌人难以逾越的防线。小河子的城墙，和白玉山有着一段渊源。民国初年时，平定堡有个叫二刺头的人，这个人敲竹杠、砸明火，无恶不作，仗着自己和匪首大金宝有联系，成为平定堡的一霸。他的恶习被白玉山看在眼里、气在心里，白玉山就到县衙中告了他一状。二刺头得知白玉山告他，连忙用两头骡子驮着银两送给了县太爷，致使白玉山败诉。此后，二刺头与白玉山结下了仇。1918 年，二刺头仗着日益攀升的钱势，要强占白玉山位于西围子和王大人庙一带的土地，白玉山据理力争，二人再次对簿公堂。二刺头故伎重演，又驮着银子上了县衙。白玉山眼见又要败诉，只能到张家口找察哈尔省都统田中玉上访。田中玉亲理此案，在问案期间，当地舆论成一边倒局面，百姓们纷纷诉苦，指责二刺头的恶行，拥戴白玉山的正直。据说，田中玉查明实情后，给二刺头两个选择，一是认杀，二是认罚。二刺头选择认罚，负责出资建造小河子城墙。二刺头雇佣了一百多辆牛车，历时四年，用石片砌成了小河子的城墙。四道城墙每道长一公里，宽七尺，高十二尺。沽源位于独石口的县衙从此搬到了小河子。二刺头完成工程后，并没有洗脱深重的罪孽，1925 年，被沽源新一任县长李平林执行了死刑。二刺头的女人为其收尸，用荞面做了假脑袋草草掩埋。这桩传说中的往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白玉山嫉恶如仇的品性。任何的恩怨，都无法与外族入侵相比。面对一座城池的存亡，白玉山毅然选择了坚守。 1935 年 12 月 11 日临晨，冰寒料峭，硝烟四起，密集的枪炮声，震撼着沽源，震撼着坝上，震撼着整个察哈尔省。在李守信的参谋长陈宝泉的率领下，日伪军六千骑兵从宝昌开赴到小河子城下。在喊话劝降无效之后，陈宝泉下达了进攻的命令。日伪军刘继广部、尹宝山部，将小河子城团团围住，首先用架设于城西小土山上的两门山炮进行猛烈轰击。不多时，70 发炮弹就打得只剩下两发。 城中，白玉山命令守军加固三个城门，并把大量沙袋堆在城墙上固守。敌军的炮弹一发发落在城中，一些建筑物被瞬间摧毁。战士们毫不畏惧，埋伏在城墙上的沙袋后面坚守阵地。炮击之后，刘继广再次命士兵向城内喊话，劝白玉山缴械投降。对于敌人软硬兼施的伎俩，白玉山毫不动摇，下令对喊话的敌军射击。只要敌人一露头，就会有子弹飞过去，敌军的嚣张气焰被压制了下去。 城池久攻不下，得到战报的李守信，知道遇到了硬骨头，就请求驻守多伦的日军派出飞机助战。两架军机从多伦起飞，直抵小河子城上空。刚经受了炮火袭击的城池，又迎来了飞机的轰炸，城中火光冲天、浓烟四起。白玉山和战士们再次经受住了严峻考验，誓死不投降。日军战机投完炸弹后，在城北扔下一个通信筒，无奈地飞离了小河子上空。参加这次战斗的日军的松井顾问，派兵把通信筒捡起，开着卧车到刘继广的指挥所研究查看。刘继广的指挥所是三间土房，距离小河子城北门一箭之地。当陈宝泉、松井、刘继广等人在指挥所房檐下的汽车边拆看信筒时，被白玉山防守北门的战士们发现，随即向他们开枪射击。一颗子弹击穿了陈宝泉的脑袋，又打碎了松井的肩章。刘继广见这次战斗的前线总指挥死亡，吓得魂飞魄散，慌忙下令用火力压制北门，与松井一起把陈宝泉的尸体抬上汽车，运回宝昌。 在宝昌坐镇的李守信万万没想到，一帮小小的地方民团竟然如此难以对付，连自己的参谋长都被干掉了。出战之时，李守信就有某种预感，但他绝没料到会出如此严重的状况。陈宝泉带队离开宝昌时，一言不发，心情特别愁苦，一口气喝掉了半瓶威士忌，李守信把酒瓶夺过来，他才勉强上马去追赶队伍。 气急败坏的李守信，在参谋长阵亡后，加大了对小河子的攻打力度。他亲自出马，带领增援部队，把宝昌城的八门大炮装上汽车，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开赴到小河子城外。到达城外时，天色已晚，李守信命令把大炮集中到北门外，等待次日佛晓攻城。李守信为给陈守泉报仇，下令不放走一个民团。 夜晚来临时，敌军的进攻虽然减缓，但刺骨的严寒和难耐的饥饿考验着每一个抗日勇士。他们匍匐在城墙上，丝毫不敢懈怠，仔细观察着城外的动向，防备敌人的偷袭。每一分，每一秒，对他们来说都过的无比艰难。一些战士被冻僵了，一些战士被饿晕了，但没有人退缩，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钢铁长城。直到今天，我们也无法查证这些普通战士们的姓名，只知道他们来自沽源县这片热土。他们是沽源人的骄傲，是草原上的无名英雄，虽然无法被载入史册，但新中国的红旗上照样涂抹着他们的鲜血。他们的灵魂每天都与朝阳一同升起，在后人庄严的宣誓下得到永恒。 1935年12月12日凌晨，日军、伪军混合作战，对小河子城发起更为猛烈的强攻。架设在城池北门 500 米处的十门大炮同时开火。起初由于距离较远，每发一炮，炮车跳动一公尺，尾部插不进冻土，炮弹落在城外的山上。后来松井下令将炮车推进到距城池 200 米处，并亲自坐在一架炮车的瞄准位置上。在连续发炮射 30 发炮弹后，小河子北城墙被炸开一个 30 米长的缺口。城墙上的一个瞭望楼，被炸得木料乱飞。大量日伪军潮水般从缺口涌进城中，一场你死我活的肉搏战在城中展开。白玉山命令战士们拿起大砍刀，向冲进城来的敌军杀去。孤立无援的抗日战士们，一个个如同困兽，浑身沾满鲜血，大刀砍卷了刃。敌人一次次冲进来，又一次次被击退，惨烈的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 在沽源抗日支队的顽强阻击下，直到12月14日，小河子城才完全落入敌手。白玉山带领自己的队伍从东门突围出来时，只剩下数十人。即使这些人杀开血路成功突围，也大都身负重伤。白玉山的三弟白玉柱身中三弹，所幸体型肥胖没有伤及骨骼，逃到平定堡天主教堂时，被比利时派来传教的米神父救助，动手为他取出腹部的三个弹头。当时的平定堡是商业重镇，教堂上悬挂比利时国旗，李守信怕引起国际纠纷，所以未敢进攻平定堡。突围后的白玉山，带领自己的队伍一气撤退到狼窝狗，在那里与 29 军会合。之后，白玉山转移到宣化清便口，被正式编入 29 军，任骑兵三团团长，参谋长是董志元，三个连长分别是赵海全、满存志、张忠。与白玉山一起突围出来的勤务员张珍，直到建国后仍旧和白家的后人有联系。 在这场血战中，沽源抗日支队歼灭大量日伪军，同时，也付出惨重代价。绝大多数抗战将士阵亡，只有十几人被俘虏。其中一名俘虏被李守信军押送到宝昌，20几名日本人用刺刀活活将他刺死在陈宝泉的灵棚前。我们无法得知这名被日寇活祭了的勇士的姓名，但我们知道，他的鲜血不会白流。侵略者必将为他们的残忍付出代价，他们终将用更彻底的覆灭，祭奠着每一个被他们屠杀的中国人。小河子之战，是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夕展开的。这一时期，国民政府面对日寇的嚣张气焰，节节退让，正规军队在中央的影响下，都成了缩头乌龟。白玉山在面临政治压力、军事差距等不利条件下，带领自己的队伍与敌军血战数日，显示出顽强的斗志。战斗虽然失败了，但沽源人的颜面没有丢，坝上人的豪情没有丢，中国人的骨气没有丢。正是由于这场与日寇明刀明枪对着干的战斗，让白玉山这一人物的历史高度大大提升。 1936 年，白玉山离开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被任命为察哈尔省矿务局局长，并负责张家口商会的一些工作。1937 年 7 月初，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日军长驱直入，7 月底，平津相继失陷。就在中国军队加紧部署和实施张家口一线的防卫时，日军已沿平绥铁路大举西犯。日寇逼近张家口之际，察哈尔官方加紧做着撤退的准备。察哈尔主席的即将接任者张励生、经济部长杜云雨、警务厅长张久清等人，驾车来到堡子里白玉山的住所，要送他撤离。白玉山考虑到自己是商会的主要成员，一旦离开商界就没了主心骨，执意不走。 8月初，日军的三个师团进攻南口，负责增援的中国军队卫立煌部，在南口一带与日军展开拉锯战。双方军队多日周旋血战之后，日军逐渐占据优势，最终，张家口完全沦陷。日军占领张家口各地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惨案接连不断发生。仅在万全城，短短六天之内，日军就杀死平民百姓三百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惨案。日寇在屠杀平民的同时，大肆搜捕抗日将士，张家口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此时的白玉山，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他在身患疾病的状态下，焚毁了大量物证和资料。李守信进入张家口之后，很快找到了他的老对手白玉山的住处，并立即把这个在小河子之战中给予他沉重打击的人抓了起来。李守信非常兴奋，对他而言，白玉山无疑是一条大鱼。李守信将这个情报汇报给日军总司令板原，板原做出批示，只要白玉山愿意真心实意为皇军效劳，就可以赦免他的死罪。李守信虽然一心想拿白玉山的命祭奠他的参谋长陈宝泉，但主子的命令不敢违抗。于是，在监狱中，李守信软硬兼施，对白玉山展开心理攻势，试图拉拢白玉山为日本人效力。白玉山誓死不做亡国奴和狗汉奸，毅然决然地选择用生命捍卫尊严。 1937 年 8 月，一个阴云蔽日的日子，空气中散发着血腥的味道，白玉山被日军绑缚到刑场。张家口关帝庙附近，荷枪实弹的刽子手面目狰狞，一条被饿了一周的大狼狗呲着白牙。白玉山昂首挺胸，眼神中透露出对侵略者的蔑视。他此时的神情，如同庙中的关二爷，一脸英气，一身胆气，浑身上下透着誓死如归的骨气。残忍的一幕出现了，日寇解开了狼狗的绳索，白玉山被一付锋利的犬牙扑倒在地。 阳光被阴云遮挡，风里夹杂着飘零的落叶，天空和大地之间，充斥着人世间的凄凉，凝结着民族间的仇恨。这是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这一天，一个热血男儿为了自己的家园不受践踏，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沽源人的骄傲，他是张家口人的楷模，他是中国人的榜样，他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如今，抗日英雄倒下的地方，一座中学拔地而起。校园里飘扬的五星红旗下，无数后人庄严宣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缅怀先烈，继往开来。在抗日英雄出生的地方，芨芨草蓬勃翠绿，格桑花鲜艳芬芳，一座草原小城正在和平年代中，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山城和塞外之间，一个人的名字将于时间同在。有关他的赞歌，终将飘荡在蓝天白云之下，被世代传唱。 白玉山，1890 年生，1937 年卒，沽源县平定堡人；大高个，黄白脸，八字须，过目成诵，能言善辩；济贫，护商，杀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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