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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教育
读书，对于九连城区域前辈人来讲，是件非常渴望的事情。建国前，此区域内就没有办过供贫民子弟入学的学堂，富豪人家子弟到外地求学。所以当地解放前出生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是青一色标准文盲。个别人能认几个字，真是来之不易。先辈人深有感触，明知南方为什么发达，因孩子从小接受教育，读“五经四书”，北方为什么落后，孩子从小“撵牛放羊”，捅“牲口屁股”。因此他们平时省吃俭用，咬紧牙关，勒紧裤带，趁冬春空闲之季，穷哥们坐在一起反复商量，办个私人学堂，让自己的孩子也到孔圣人脚下站站，觉得格外荣光。 办私塾房租用一两间普通闲置的民房，垒盘大土炕，上面铺张苇蓆，自家搬个小炕桌，往土炕上一放，便称之为“学堂”。家长轮流烧炕，教书先生到弟子家轮流吃饭。学期一般是冬春六个月。 私塾先生都是从外地聘请，教六个月，要十石莜麦（约四千斤）。一个班，也就是十来个人，先生的费用由学子按人分摊。 没有教课书，只有先生抄一页，给弟子学一页，念的书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四六句格言》《千家诗》等，算术是打算盘，练习加减乘除法，背诵乘法大九九表。读书的孩子年龄有20多岁的，十五六岁的，十一二岁的不等，先生只好“因材施教”，能掌握多少，教多少。那时的纸墨笔砚既昂贵又紧缺，买一张白麻纸要二升半莜麦（约十斤），买一块墨要一斗莜麦（约40斤），买一支毛笔要斗半莜麦（约60斤），所以读书的学子特别珍惜纸墨，一天只写一次仿影字。中间写十六个大楷毛笔字，四周围写满小楷毛笔字，还要翻过背面来写。平时练习，自备个小沙盘，手拿木棍在沙盘中写，或盛碗清水在木板上练写。 一个家庭中有几个孩子，只要有其中一人一辈子能读个春冬书，确是幸事，总算摆脱了一家子“睁眼瞎”。这一读书人便是家庭中的支柱，街坊邻里的“秀才”。等他读完归来，再教兄弟姐妹，再教那些未上过学堂的穷苦人家的小伙伴们，这种教法是不定期、不定点、不收费，随时来问，耐心传授予人，回家自己练习。 素有“粮仓肉库”之称的塞外坝上草原，从清末民初以来，战争频繁，各路军阀互相争夺此地，兵患、匪劫及逐年增加的地租、杂税，压迫的人们只能勉强糊口，哪有余粮请先生念书。 过新年写春联，大家写。你会写“年”字，他会写“新”字，你一个字我一个字大家凑合着写，实在写不来的字找“碗”、“酒盅”印圆，找“胡萝卜”、“山药”刻几个斜斜歪歪的道道点点，沾点墨交错印，大家捧腹大笑，算是增添了新欢。窗户上用红纸剪四个三角形，往四个角一贴，中间贴个“斗方”，便是过年。 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以后，不但掠夺中国人民的财产，在文化上，还实行奴化教育。日伪在沽源设立“两级”小学，学校里不准讲中国历史、地理课，大讲“王道乐土”“大东亚共存共荣”，每日早操要对日皇进行“东方遥拜”，强制学生学日语，效忠日寇。乡间的一切私塾房全部被强迫停办。 全国解放以后，党和政府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来办。1953年，较大点的村庄都办起了小学，要求适龄儿童全部入学，并吸收周边自然村小学生走读来念书。公社所在地办起了全日制完小，县城办起了中学，九连城区域人深受无文化的苦难，他们说：“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念书”。教师全部是国家委派，本人只花个书本钱。六十年代后期，随着人口的增加，适龄儿童的增多，各自然村先后扩建了小学，才实现了念小学不出村，读中学不出社的目标。到了七十年代初，小学教育达到了普及，中学教育达到了空前发展，基本达到了普及。适龄儿童入学率，毕业率都在99%以上。那些寒门优秀学子，考入了高一级学校继续攻读。大学生、博士生也在九连城区域出现。党政、文教、财贸、军事、交通等各条战线均有此地人才为四化建设做贡献。还有的人在改革开放以后自办企业，成了有资金百万的大老板。 沽源西域，当时地广人稀，人们依山、水、耕地而居，居住分散，三五家为一处，十来家为一片，二三十家为一村，各村相隔十里八里不等。民国十八年（1929年）坝上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春旱秋霜，弹子（冰雹）打了个精光，粮食颗粒无收。贫苦农民灾年无法生存，拿起了黑头棍要饭，随编随唱，编出名歌《回关南》： 民国十八年，三年遭荒旱。 草籽米，糊糊面，干嚼不想咽。 头等人家卖骡马，二等人家卖房田。 三等人家没得卖，走上大街卖儿男。 上房饿死高堂母，哭得两眼泪不干。 饿死穷人万万千…… 这种口头传唱的文化，真实地唱出当地人民的苦难生活。后来，一些有特长演唱的乡民，拉起了二胡、四胡，沿村卖唱，讨口饭吃。唱得有“走西口、挂红灯、五哥放羊、卖碗、小放牛、十劝人、戳古董”等。白天来个卖唱人，大人小孩围着前呼后拥，留着不让走，晚上在碾磨房点个麻油灯再唱，连白发苍苍的老人也去听。曲中唱到： 四胡一拉叫起音，众位观众留神听。 今天我不把别的唱，只唱唱当地生活当地情。 唱到悲情处，演唱者痛哭流涕，在场的观众泪如泉涌。这种演唱，在九连城区域，一直流行了几十年，当地的老年人，人人随口都能唱几声。解放前，大石脑包每逢阴历四月十八要赶一次庙会，庙会上有戏演出，谁能看起一场戏，也被传为佳话，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积极改善人民的文化生活，各大队都订了报纸五六种，供村民学习，人们渐渐地了解了外面的世界，知道了天下新闻。六十年代后，公社成立电影队，每月下乡公演一次。县里每年一次文化下乡演出，深入到乡镇，农村。唱五六天戏，还有杂技团、马戏等，大大活跃了当地人们的生活。八十年代通了电，家家买了电视机，人们最苦闷的生活，从此也找到生活的乐趣。 二十一世纪以来，当地的年轻人，骑着摩托成群结队的到周边县城赶会，还有的开着自家的机动车载着全家人到炮台营看内蒙古的赛马大会，到二台看晋剧，舞蹈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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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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