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蚕食鲸吞，民不聊生
 

　　1935年1月12日，大滩日伪保安团侵犯沽源长梁、五女河。被二十九军缴械，缴获枪子37支，弹药1500发。当时任二十九军长叫宋哲元，字明轩，汉族，山东省乐陵市城关镇赵洪都村人，中华民国军事将领，他是冯玉祥手下西北军五虎之一。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原来是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西北军的一些零散部队退到了山西，1931年经张学良整编，组成了第二十九军，1932年防务察哈尔。
　　1935年1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又称长梁，独石口属热河丰宁县境，随即增兵沽源。1月22日，日伪军四千余人，装甲车10余辆，同时向长梁、五女河、独石口一带进犯。次日上午，日伪军在飞机和地面炮火的配合下，向独石口以北之长城线前进。25日和26日，日机连续轰炸独石口、东栅子，并在沽源方面增兵千余名，27日，日军突然占领东栅子，次日又占领沽源县城东的乔家围子、义合城两村，并向石柱子、喜峰岩一带增兵。史称“察东事件”。
　　2月2日，为解决察东事件，中日双方在大滩镇日军司令部举行谈判。中方代表是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参谋长张樾亭、沽源县长郭增恺、察省政府科长张祖德。日方代表是关东军第七师团第十三旅团长谷实夫、第二十五联队长永见俊德及岩永中佐、松井中佐等。会谈双方既口头约定解决办法，后称此会谈的结果为“大滩口约”。
　　然而日方背信弃义，不守口约。于6月10日，丰宁县参事官一行侵入东栅子，受到中国军队二十九军再次拦击。次日，伪满警卫部队侵入沽源县小厂村，再次受到二十九军两个连的拦击，同月24日，二十九军在独石口北，与入侵的伪满国警卫队发生冲突，战至次日凌晨，伪军增派骑兵五个中队，步兵一个大队开赴增援，二十九军撤出。史称“第二次察东事件”。在日本侵略者胁迫下，6月28日国民党政府决定，免除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
　　12月12日，关东军以中方不履行《秦土协定》为借口。令李守信的察东警备军向沽源进攻，并派满航临时独立飞行中队参战。李守信与关东军派出的特设队攻占沽源县城。于是李守信以蒙古保安队名义进驻沽源。自此沽源全部沦陷。12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在日本侵略者的压力下，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特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
　　其实1933年7月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蒙古各盟旗王在绥远百灵庙召开自治筹备会议，次年成立“蒙疆政府联合委员会”，并以张家口为中心，设立了“察南自治政府”。伪蒙疆政府又将察东宝昌、沽源合并成立伪宝源县，伪县治设在今宝昌县城。沽源县境一分为三：东部归伪满洲国，西部归伪蒙疆，西南小部分归民国政府（后属汪精卫伪民国政府）。
　　1937年秋，日伪军为了报复二十九军对其反抗，在九龙泉附近的大东沟门，活埋过往行人，制作了骇人听闻的何家店惨案也叫岗子店惨案。
　　1938年，日伪政府为了增加地方税收，强迫沦陷区百姓种植鸦片，毒害人民。1939年联合委员会又与“蒙古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合并改组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此政权的首脑是德王，（德王，全名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年生于苏尼特右旗，是成吉思汗第31世孙，也是成吉思汗一系黄金子嗣最后一代王爷）首都在张家口，使用成吉思汗纪年。
　　伪蒙疆地区，是日本侵略中国西北的前哨和基地，对于日伪统治者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防守之地。因此，日本在这里的一切行政，军事行为均本着“治安第一主义”的原则，以德王、李守信、等汉蒙奸积极配合下，不仅要“讨伐”、“扫荡”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而且时刻防范境内的各族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活动。
　　日伪政权在蒙疆境内推行“保甲连坐法”一人有事，全闾问罪。来往行人必须随身携带“良民证”。同时在乡村编练所谓“国民自卫团”等担负“清乡”及维持治安的任务。
　　日伪政权为了巩固起统治，将蒙疆地区建成“大东亚共荣圈”坚固一环，从1941年至1944年，持续推行了五次所谓的“施政跃进”运动。期间，大量掠夺地方百姓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修筑据点，制造无人区，推行集甲并村，实行野蛮的“人圈”管理。分割抗日根据地，加紧大扫荡。
　　日伪政权对蒙疆地区的经济掠夺主要是靠“蒙疆银行”，大量生产和贩卖鸦片和开办俱乐部、妓院、大烟馆等手段。1937年12月日，在张家口成立的“蒙疆银行”开始营业，定资1200万元，与日本币、伪满币等价通用，后由于伪蒙疆币贬值，壹佰元的骆驼票（正面印有一峰骆驼）成了市场的主要流通。此外鸦片、俱乐部、妓院、大烟馆不仅使日伪获得巨额利润，达到“以战养战”卑劣目的，而且也是用来毒化人民消弱抗战力量的罪恶阴谋。
　　日伪政权除了政治、军事、经济对蒙疆地区统治外，还灌输亲日思想，实施奴化教育。日本侵略者为推行“欲灭其人之国，须先灭其文化“的反动殖民统治，推行“新学制”，其教育方针核心是“亲日、防共、民族协和”和“确立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东亚新秩序”。如在中、小学教育课程中，每周日文可占7至10小时以上；对蒙古学只准学日文和蒙文，不准学汉文；对汉族学生只准学日文和汉文；历史课本中，不需有“中华”字样，妄图使各族中、小学生头脑中不知有中华民族的概念。
　　由此看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用心是多么的歹毒和阴险，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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