垦务大兴——民国二次大开荒
 

　　翻开坝上四县地名资料可以看出，大多数村庄建于两个时期：一是清末，以张北、沽源县为多；一是民国，康保县581个自然村除9个建于清末外，367个村建于民国初至解放初，占聚落点数的63%。而尤以20世纪二十年代建村居多，这正是民国初年大开荒的产物。
　　民国代清之后，同样出于增加北洋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目的，在包括坝上的蒙旗大兴垦务，全面放开，实行经济掠夺，较之清末，有过之而无不及。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奖励政策更加到位。民国3年（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奖励垦辟蒙荒办法七条》，批准《察哈尔垦务章程》。民国4年（1915年），在张家口设垦务总局，张北（含尚义、崇礼）、沽源成立垦务分局，清丈招垦再掀高潮。根据垦务章程和禁止私放章程，所有牧群台站、王公牧场未辟荒场，一律开垦，且公私荒地，无论公有私有，一律经由政府发放，否则以私放论处。私放荒地，按情节轻重，分别给以“降爵”、“罚牲”，并追缴荒价。前文提到的康保境内的哈拉汉那王府牧场，清末放垦时得以幸免，这次也在劫难逃。那王呈请私放，被政府明令严词驳回，一律实行官垦。同时根据优蒙奖励政策，调查察哈尔八旗户口荒地，计户授田，蒙民一律免价按丁授田50亩。凡放垦蒙旗荒地，不分等则，每地1亩提取恤蒙银4分，并加恤各旗、群，每亩地4到6分不等的奖励。各王公牧场、马场报由垦务总局丈放，垦务局以所收地价二成总分，除各局经费外，半数劈给王公，以示体恤优待。这些奖励政策，首先刺激了握有土地的贵族阶层，调动了他们放垦发财的积极性，消除了放垦的阻力。
　　二是方法更趋商业化运作。民初各旗、群、台、场放垦荒地，是将地亩编号、坐落、等则，公布局门听凭民户自由指领，大段荒地还要登报招垦。民国5年（1916年），沽源县进一步发展为投标办法。地分四等，明码标价，确定投标时间、地点，投票者各带标票，某等地、情愿出价若干，在票正面著明。票后标明住址、姓名，届时当众开标，出价高者购得。实行招标售地，富户、地商依仗实力，踊跃投标，占有大量土地，一些颇具规模的大地主应运而生，如平定堡白、南两家，小厂一带的胡家，小河子的陈家，高山堡张家等，均为垦地大户。
　　三是仗权垦地更加突出。民国5年（1916年）1月，袁世凯批准察哈尔特区地方官员可置买蒙古荒地。这道命令，为察哈尔的大小军阀官僚大开了发财之门。于是，有权的用权，有枪的用枪，纷纷到察哈尔及蒙古旗群抢荒开地。他们利用权势强占开发或租买到大批土地，再加租转给农户，成为二地主；或者直接高价转售，从中取利。本小利大，一本万利，地越多利越大。暴利驱使下，军头官吏趋之若骛。当时察哈尔地区“一人领数顷者，寥若晨星，领数十顷至百顷者乃其常事，领数百顷或千顷者亦复不少”，往往“不费一钱而坐收巨万”。康保县开发晚，放垦空间大，因此成为重要掠夺目标。1917年，张家口都统田中玉，指使筹备了“镶黄旗垦荒队”，由名叫王三鱼子的人带队，携带武器到今康保东北部驻地垦荒。来人不够，就地募兵共百余人。他们围绕现在的屯垦村，建10个棚点垦荒，每棚驻兵一个班，设一棚长，组织当地民人和外来流民垦荒、打分收，第一年一九分成，第二年二八分成，第三年以后三七分成。士兵给50亩地作为军饷，有的就此落户当地。垦地成规模后，十棚逐渐成为当地的十个村庄，后来所垦之地大部逐渐落入当地军界的张砺生、戈武成之手。与此情形相同，先后在康保垦荒购地出租的还有处长地、王统领地、杨统领地、道尹地、孔督沟等，即是当年那段抢荒放地时留下的历史遗迹。而移民坝上的普通百姓，有的若干家合伙买地建村，如十大股、八大股、五福堂等都是据此而来，而大多数移民则主要是租种官僚地主的分收地，或购垦少量土地谋生。
　　民国前十几年，由于坝上形势相对平稳，官僚地主趋利，平民百姓谋生，垦务进展较为顺利。大批山西天镇、灵丘，坝下阳原、蔚县、怀安、万全、赤城、丰宁的贫苦农民，为生活所迫，投亲奔友，结伙上坝，开地立村，成为坝上的开拓者。民国4年至6年，两年之间张北县（含今崇礼、尚义及康保东南一部）已开垦40万亩。而沽源县，经过民国十多年的垦殖，至民国16年（1927年），新垦加旧垦，全县土地已近80万亩，开垦所及已遍布坝上。
　　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末，开垦的步伐已明显减缓，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倒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局势动乱。直奉混战，事变迭起，地方政府随军阀胜负进出而更迭。正如《口北六县调查记》中所说：“县政府亦无一县之计划，各自为政，实不足以言县治”[6]。二是匪患猖獗。由于政局混乱，匪盗蜂起，《口北六县调查记》的作者杨溥奉命到口北六县调查，从张北到商都走六县而五闻匪情。赴宝昌路宿鱼鳞沟（今沽源榆林沟村），遇匪在前村口“喊票”，只见“村中空房甚多，皆避匪潜逃之户”。赴多伦途中，路经大梁底（今沽源辖），“梁下有华兴垦牧公司在民十五以前，垦地畜牧，甚为发展，后遇兵匪之扰，牧群抢劫一空，现以歇业”。赴沽源又闻丁庄湾遭劫，在混乱的局面下，“农民荡析离居，弃田废产，耕种失时，或耕而不能耘，耘而不成获，获而不能藏，故农田垦而复荒，荒而复弃”。三是苛捐杂税盘剥，百姓不堪其苦。杨溥在调查中得知“县政府摊定数目，行之各区，其数倍增，行之各乡，其数又增”。正所谓“王言如丝，其出如轮”，“浮冒中饱，其弊百端”。询问农户“每一顷地之收入，每年产量为值不过百余元，租捐摊派，即须年纳四十余元之谱”，再加上耕作粗放，连年大旱，农民往往所收无几入不敷出，移而复走，相率逃散。难怪作者慨叹：“口北各县所有事业，皆废于民十五以后”。民国17年之后，官方组织的垦务活动逐渐停止，以后自发组织的开垦活动，断断续续，但是大势已去，日见其微，直到民国24年（1935年），中日签定《秦土协定》后，官方组织的垦务活动完全停止。
　　经过民国初十几年的大规模开垦，坝上半农半牧的经济格局已经形成，有的地方，已经完全成为农业区。

(责任编辑：红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