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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不解“村村庙”
童年的坝上，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天寒、地广、人稀、风大”。零下三十多度平常，“三九寒风快似刀，撒尿都得用棍敲”。人口少不足现在一半，人均土地多，每年都有压青轮种的地块。在一年不断的风里突出是两季：冬季“白毛风”，“一夜白毛风，出屋现掏门”；春季“大黄风”，“刮起大黄风，白天也点灯”。其实按现在的叫法就是暴风雪和沙尘暴。只有夏季庄稼青草覆盖严地皮时，才显出起伏的丘陵和茵茵的草地。不知从什么时侯开始，突然想到了长时间被人们忽视了的另一个特点：有村就有庙，我暂把它叫“村村庙”。
在我看来：名刹古寺、晨钟暮鼓就是古色古香的历史，或说有庙有寺就有历史。可用在这里却不妥，庙有三解：一是奉祀祖宗、神佛或前代贤哲的地方；二是王宫的前殿；三是皇帝死后的代称。除有几座大庙外，这里的“村村庙”显然和后两种解释没联系。对应前一种似乎也不贴切，其意义要宽泛的多。是全村公共祭祀的地方，就其简陋的程度和使用的宽泛只能从地域民俗文化来解释。
坝上“村村庙”出现的历史不会很长，这是因为伴随农耕民族的人到此定居和有生产活动而逐渐形成。沽源是东口外，历史上是游牧地，处在农耕与游牧交错的特殊地理位置，要说农耕文化的影响渗透该上千年，如果从“走西口”（不知对东口外影响多大）就有了汉民族的大规模迁移，也只三百多年至明代，这也和当地“二人台”产生的时间相吻合。从有文字记载资料看是清末（县志），这也不过百年。不管怎样，也只有人定居后，是定居者民俗活动需求的产物。它既不是土地庙，也不是龙王庙，更不属财神庙，也非宗教意义上的庙，只是在各方面都有“代偿功能”，因此才有了“庙”这简单又宽泛，包容性很强的名字。
“村村庙”没有限定的规制，一般是独间，小的只有平米见方。有的是去“请”一樽塑象，有的干脆请匠人捏上一樽。也说不上是什么神，也有给主像再配上两小鬼，其油彩装扮有点象老戏或模仿其它庙宇，都是红脸，可能是“红脸是忠，白脸是奸”的缘故，有的什么也没有，只在正面贴上“尊神在位”的神侃代之。
值的一提的是庙小作用大。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坝上高寒风大，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给农业生产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是十年九旱。由于对自然认识有限，人们有祈雨“领神”的习俗，这时就变成了龙王庙，神像就成了“龙王爷”；如果是丧事，当地又有“报庙”的风俗，就是到庙里去给死者上“户口”和进行“财产登记”，这时神像又变成了“阎王爷”；如果是有不育不孕者焚香祈祷，就是“观音庙”，他又变成了“送子观音”。（在人们的心目中观音是女性，因有观音娘娘一说，这受一些书本、电影、甚至于老戏的装扮和影响有关，其实是误导，观音就是男性。这和本文无关不再赘述。）经商、做小买卖的去烧香祈求发财时，他就是“财神庙”，神像角色又转换成了财神爷。诸如：儿女升学、久病不愈等等都可到这庙里唠叨一番，这不仅使人想到西方基督教的“上帝”，是个万能的“主”。
其实去上香祷告者都是捐建的本村村民，也称不上什么“信徒”，只是学着来的从众心理作怪而已，因此更说不上虔诚。一年时间里尽显出“村村庙”的冷清，并不象圣地庙宇那样“香火不断，信徒如云”。偶尔有牛羊倌光顾一下，也是避风躲雨，遇有顽童还会把不知名的神像搬出搬进，有的还会坐在那神位上过把“神仙”瘾。更多是体现出市场经济价值观，“用你靠前，不用你靠后”的心态。不知小庙“身兼数职”之神是否也感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在坝上一个村子的形成，是源于不长的历史上一两户移民定居，而后繁衍生息形成村落。因此一个村就有几个宗姓大户，年高辈长者自然就德高望重，这又是我们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传统。我想最初建庙建在哪里也是风水先生拿“方案”，由他们研讨“拍板”。
仅拿“领神”来说事，为什么只拿猪羊而不是牛马？我不是信徒，也不知其所以然，更不能上升到宗教理论的高度来释疑，只能用我们现代人的理念、眼光来分析。大胆猜想：“猪羊一刀菜”是纯消费品，相比牛马作为自然农业下的生产资料，价值更低些。牛马是一个农户乃至一个生产队用于生产的主要“家当”，这样算来“成本”要大的多；祭品用吃的而不用其它物品替代，是“民以食为天”，神大概不吃也会“饿死”。还是贪嘴之人“借神解谗”？再就是：我们是礼仪之邦，行事必以“礼”先行。你想接人待客东道主都“先干三杯，硬推一圈”热接热待，何况是“神”？还有求于他。自然是能拿出手的上好的东西，体面还不伤“元气”。其次是“物尽其用，一举多得”，满足了仪式需要。“神”是个象征形象，不过是泥塑而已，又不会真把“贡品”收了去，“完活”后青荒不接的人们哪里舍得弃置，反过来说神都“福泽于民”，沾神的光怀着感激的心情分而食之。再就是随生产和人类再生产的发展不断地添丁增口，人口多了，村子大了，再也分不过来了，也只能是仪式的组织者和决策者“特殊”一回了。本来仪式是用“头”就可以了，不过头没了也只好把整个身子搭上。没见在举行“领神”仪式时，抬祭品的人那边还没走到地方，这边“祭品的身子”早下锅了。
在“文革”初期破“四旧”中，一夜之间“村村庙”就消失了。天还在下雨，地照种不误。阎王那边“户籍制度”也简化了，死了人不用再“报庙”搞“财产公示”了，日子也没听说和“村村庙”被拆有啥变化。只是天变得暖和起来，无霜期延长，风也没那么大，坝上也能种细菜了。经科学证明是臭氧层造成的温室效应，和拆庙没一点关系。
伴随改革开放的大门一开，泥沙俱下。消失了十几年的“村村庙”死灰复燃，不知从什么时间开始，又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且不论“文革”是与非，单就这“庙”作为孤立的事件的利与弊还是分得清的，旧的困惑没解又添了新的纠结。
和“老戏”作个比较：传统戏剧在“文革”也作为“封资俢”给禁了，不管是宣扬“帝王将相”也好，还是“才子佳人”也罢，但最终倡导是“忠孝节义”的儒家思想。正是我们民族五千年凝聚力的精华所在。因此京剧被封为国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反过来，“村村庙”在当时受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普及局限，人们的认知不高，存在一时尚可理解。而到了二十一世纪推进现代化的今天就更令人困惑，排不上哪门哪派的小庙，既纳入不了宗教之列，又上升不到先进文化教育，就是作为民俗也是陋俗，当归被“易”之列。如果不是唤醒民智的教育，就是封建迷信的愚民教化，默许其存在，就是纵其发展，对社会环境净化有百害而无一利！
我不明白，受惠于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有钱捐庙，却无钱助学；我们可以几十亿上百亿搞“形象工程”，科研、教育却捉襟见肘；没钱造航母，以至于美国人开着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到我们家门口搞军演。有人感叹：“毛泽东走了，华盛顿来了！”我们就是全民都到“小庙”祈祷又有何用！
在完成“那日那月”过程中，为了有所帮助，看了不少现代明星的回忆文章，想借鉴一下惯以炒作见长的名人技巧，其实是白费工夫。他们的童年大都是：一岁认字，两岁读唐诗，三岁就作文章。而我正是上嘴唇托着鼻涕，刚学会扯书，穿着开裆裤还“任凭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光着踩满牛屎的脚丫在草地上拍蚂蚱的时侯。十多岁了连尿床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尿炕。这倒不是生活环境、条件、受教育方式的距离和差别，也不是三年困难吃糠咽菜造成的后天不良，而是先天不足。越是这样越觉得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巨大的发展变化。用一个常用词的演变最能说明问题：在我们土坷垃当手纸时的茅房——公厕——洗手间——到今天景点的WC四更其名，就足以使五十年代人目瞪口呆。因此才有痴人难以抑制写出来的冲动。克服了“一礼拜挤六个字”的艰辛，排解蚂蚁啃骨头般的无望和烦躁，完成了这点滴记录,这毕竟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生活经历。
少了些文彩，多了些实话。哪怕使读者只收获催眠的效果也在所不惜！庆幸的是夹裹于名人大家佳作中辑集，即使“村头厕所没纸了”也让当事人取舍两难。再说都到了光长“能带”不长能耐的年纪了，也不会有谁和你较真。文雅中偶尔夹带一点粗俗不失为点缀，也体现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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