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作为一名教师,教书是其本职,固然重要。但“育人”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更为重要!一个人无论掌握多少科学知识,将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只有建立在良好的道德品质上,才会对社会有意义。 因此,我在班上特别注重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并形成了“一贯制”。无论上什么课,通常都把思想品德教育贯穿其中。对个别“特殊情况”的学生采取“特殊处理“的办法。记得,有一个学生姓白,忘记叫什么了,只记得他的绰号叫“三五子”。从一到三年级是马英老师教的他,马老师从来就管不了他,后来没办法就一任他放任自流。这个学生年纪稍大,学习成绩很差,在校不好好学习,回家也不帮父母干活,甚至还经常在家里给他父亲当“老子”。自从上了四年级,他父亲就几次到学校来找我,有时甚至要请我喝酒,让我好好帮他管一管孩子。这时,也有别的学生向我反映,说他放学后经常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孩子混在一起,有时候还打架、偷东西。针对这种情况,我就对他单独开“小灶”。耐心地开导他:“我们都是农民子弟,虽然你上小学花的钱不多,但那也是你父母在田间劳动,一滴水一滴汗,辛辛苦苦挣来的,你应该珍惜父母的劳动,理解父母的辛苦,你就是不想好好学习,也应该回家帮父母多干点活。学习不好不要紧,不见得将来考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了,360行行行出状元。人生在世,要立足社会,诚实、善良、正直是最重要的”!几次教育后,他深感惭愧,表示今后一定改。于是,我就和他约法三章:“如果不改,如果你父亲再来‘告状’,或者从别的渠道再知道你的不良行为没改。那么,在下一次劳动课的时候,你就一个人去打扫厕所”。后来他真的改掉了这些坏毛病,学习也开始用功了,放学回到家里也开始帮助父母干些家务活了。他的父亲非常高兴,又到学校来请我喝酒,好在我不胜酒力,不敢跟他喝。 新路中心校除校本部外,当时下辖的还有张油坊村、大崖湾村、石门沟村、常铁炉村、高家营村等行政村和一些自然村的学校。全中心校的老师大约共有30多人。大概每隔两三个月,就由中心校石校长召集在一起开一次会。会议地点往往选在居中的村,主要是考虑到大家的路程都相差不远。会议的内容一般是交流教学经验,汇报教学进度,有时候也评审教案,检查教师的备课情况等。会议结束后,大家一般也聚一次餐,也是AA制,不过是以学校为单位的居多。有时候也以人为单位,但这种时候往往是公办教师出的钱多一些,民办教师出的钱少一些。记得,30多位教师中,民办教师就几乎占了一半,而且公办教师中的大部分,也都是后来落实“教改”政策,由民办转为公办的。这些老师中有些人还是我的小学启蒙老师。他们大多是四十岁左右,也有的已经年过半百,在民办教师的岗位上已经坚守了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每当这时,总有一些民办教师酒后诉苦,鸣不平:和公办教师付出一样的劳动,却同工不同酬(当时公办教师的待遇大概是民办教师的3到5倍,民办教师的工资每月是80.50元,还不给开工资,到了年终算作给村里上交的提留款。民办教师有一点好处就是不用给村里出“义务工”)。 这些民办教师中大多是上有老,下有小,除了教书还得种田,生活极为艰辛。他们既是教师又是农民,常常是奔波在课堂与田垄之间,有时甚至来不及抖掉头上的粉笔灰尘,有时甚至洗不净脚上的泥巴,而做不完的农活、批不完的作业,常常只能依靠夜晚的时间来完成。他们常常自豪于桃李满天下,却又愧疚于庄稼的欠收。常常因精力不足深深地愧对学生,又常常因为劳力的欠缺深感愧对家人。富足的精神与微薄的薪水形成极大的反差,而在这两极之间往往又吞没他们无尽的屈辱和彷徨。他们是农民中最好的教师!也是教师中最好的农民! 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在希望与失望之间徘徊,承受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双重重荷,同时也承担着心理的巨大压力,令人感动,令人同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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