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号自形成村落至建国前,一直属多伦区划由多伦管辖,教育与各业的兴起或衰落,受多伦的带动和影响很大。 清代招佃放垦后,集聚到这里的人口百分之百是移民,而且基本上是以农商为业,早期的教育比较落后。亦农亦商集镇的形成,使这里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是重商不重文。当时在大二号村识文字通笔墨者,多为商家的经营者及其子弟,商家的子弟们由家长传授些文字、记帐和珠算等知识,书写些简单的经营广告和春联等,但也只是粗通些文墨,待年龄稍长,学做并承继商业。受传统私塾教育的影响,散落在民间和村民家庭中不同版本或手抄本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传统启蒙教材书本间或有之,因此在村里或多或少识些文字的人也有,甚至能背诵些某书中的篇章段落或一、两本书的人或许也有,但不仅程度低,而且人数很少。 大二号商贸的繁盛时期,处于清末民初,东西方文化的不断传入,清朝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提倡推行学校教育和鼓励兴办新学。 民国二年(1913年)废厅设县,多伦诺尔厅改为多伦县。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改革教育模式,兴办新式学校”,察哈尔都统公署,下令“解散私塾,成立学堂”,“县公署设劝学所,管理全县教育”。民国十二年(1923年),按照“全国教育联合会”会议规定,小学执行四•二学制,即初年级四年,高年级二年。民国十三•四年,冯玉祥西北军占领察哈尔的时期内,时局稳定,是多伦县办学的最兴盛时期。民国十三年(1924年),劝学所改为教育局,“在二区大二号建初等小学1所,……设1至4年级两个复式教学班”。当时学校属于官办,“学生入学读书一律官费(包括学杂费、操衣费等),操衣费包括学生校服两套(平时和出队各一套)”,学校桌櫈齐全,“经费主要由地方公款支给,另有学捐补贴”。另外多伦县公署规定“戏剧演出,以戏价十中抽一提取戏捐,戏捐为预算列入学款,弥补经费不足”。村民对学校有了认识,学生的入学人数也随之不断增多。在这两年左右的办学时间内,大二号村初级小学和本村子弟们入学的具体情况,已无从查考。 “民国十五年(1926年)夏,直奉交战,抢掠商号,人心惶恐,各学校被迫停课”,“待时局稳定,仅多伦城内学校复课”,大二号等乡间学校继续停课。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一年内,大二号镇商号和民户的钱粮、财物和牲畜等,四次遭到散兵、游勇和土匪的哄抢掠夺,无物可掠,其中两次还绑票140余人,民不聊生,惶恐度日,学校因无法复课而停办。 民国二十年(1931年),时局稍稳,宋哲元任察哈尔省主席,整顿教育,“通过考试录用教育局长”,“教育经费由理财所统管为教育经费独立”,“多伦县城学校相继复课”,但包括大二号在内的农村,“因全县人口不过两万余,四乡村落稀少,加以连年土匪肆扰,……未设学校。”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日伪军侵占后,多伦沦陷。多伦伪县公署出于主子妄图长期占领中国,对中国青少年灌输亲日观念和进行奴化教育,打着“延续民国重视教育”的招牌笼络人心,县公署将教育局改为教育股,“令学校复课”,同年9月“在大二号设初级小学一所”,成为当时多伦县城乡10所小学其中的一所。 日伪时期的大二号“洋学堂”校址,设在关帝庙内,西房与东房各掏空三间的“财神庙”和“三官庙”,分别为1、2年级和3、4年级的复式班教室。3、4年后,随着5、6年级的增设,初级小学改为“多伦县大二号完全小学校”,校址从关帝庙迁到西部大街北侧的一个砖瓦院内,学生最多时达100多名。当时的课程设置是:初年级有国语、算术、修身、日语、图画、手工、唱歌、体操和书法等,高年级比初年级增设了历史、地理、自然和作文等课。学校属于官办,教师从县里派,挣工资,学生念书不交学费,学校发课本、作业本、写仿本等。先后在这所学堂教过书的人有:齐治平(校长)、王志学、郑春生、韩××、刘××(女)、闫××、宋××等。先后在“洋学堂”里念过书健在的老人有:王秉良、王秉文、魏有林、杨吉胜、马季等。这期间,大二号村比较殷实的家庭,将子弟送到二道渠念一段私塾,再回到学堂念书的也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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