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沉重——新中国三十年开荒未止
 

　　坝上地区，经过清末民初两次大开发，到解放时的1949年，以农耕为主的新格局已经形成。虽然以游牧为主以转到以农耕为主，但是笔者认为，在新的经济格局下人与自然还基本上协调相适，生态基本上还是平衡的，尽管这种平衡很脆弱。
　　坝上4县总面积13816平方公里，约合2080万亩。1949年，坝上4县耕地面积560万亩，耕地面积占总面积的26%。人口48万，人均耕地12亩。由于受耕畜、籽种、劳力、地力的限制，每年相当数量的耕地压青轮作。各类天然草场约1000万亩，占总面积的50%，人均草场20余亩，是宜农宜牧的好地方。据记载，从1946年到1956年这10年是坝上畜牧业发展的兴盛时期。解放后到1958年“大跃进”前这一时期，农民生活水平也提高较快，尽管生活水平不高，但温饱有余。可是垦殖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快速地发展着。从解放初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30多年的垦殖，其规模和速度超过了清至民国300多年的总和。这种大规模的过度垦殖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教训深刻，需后人认真汲取。
　　第一时期：建国初的恢复和建设时期
　　一是移民垦地。解放后，坝上接收天津、北京、张家口移民。特别是1954年国家修建官厅水库，向张北、沽源、尚义安置库区移民。尚义县接收了4个村361户1553人的移民安置任务，在县境北部新建二工地、三工地、四工地3个村庄。当年秋天，围绕新建村庄垦荒14347亩，人均9亩。张北县为接受移民，同样建了二工地、三工地及新村，并垦地近万亩。
　　二是建国营农牧场垦荒。解放初期，为发展适宜坝上生产的畜牧良种，加快改良步伐，先后在张北、沽源境内建立2个省管大型牧场，即察北牧场和沽源牧场。1952年，察北牧场建场之初，在双爱堂40天开荒2万亩，受到农业部表扬。以后在“文革”前和“学大寨”中又陆续开荒4万多亩。同年，“经原察哈尔省农业厅测绘，在大梁底（沽源境内）有186.7平方公里的草原可以开垦利用，建立牧场，发展牛、马羊等畜牧业，”并于1955年建沽源牧场。该场现有耕地19.3万亩，约有10万亩以上是建场初和20世纪60年代开荒和陆续扩荒形成的。情况类似的还有累计发展到3万多亩耕地的苏鲁滩新生牧场，及规模较小的黄城子军马场（今康保牧场）。
　　三是军队建生产基地农场。20世纪60年代以来，坝上陆续建立不少部队农场，沽源、康保一度达8场之多。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建场初衷，是将之作为粮油、牛羊肉的副食品基地，这些场无一不是开荒或扩荒而成，少则千亩，多则逾万。如坝上最大的八段农场（康保境内），部队接收时耕地1万多亩，经过每年的不断开荒，耕地面积达6万多亩。相邻的三顷卜农场也由建场初的2000多亩发展到10800亩。2003年，中央军委明令撤消农场后，又改为训练基地，其中的耕地一部分退耕还林、还草，一部分由部队直接转包给了当地农民。
　　第二时期：三年困难时期
　　1960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粮食不足。为了渡过灾荒，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纷纷扩大生产，开荒种粮。1960年，华北高原综合考察队肩负着为垦殖提供依据的任务来到张北大县，考察指导垦荒。县成立农垦局，组成垦荒大队，抽调全区100台拖拉机，在原4县开荒。据当事人回忆，这次开荒近40万亩。大队生产队则是有组织地扩耕开荒，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在政策的默许下，开垦“小片荒”，种粮种菜以渡荒年。究竟开了多少？数字在当时讳莫如深，现在也难以回忆统计。《尚义县志》记载，“开垦零星小片荒32500亩”。但同时承认，“仅占集体开垦的一小部分”[7]。但1962年全县耕地面积已达131万亩，比1949年增加了近50%。而《沽源县志》记载，1959年至1961年两年间，耕地面积增加了17万亩。1961年全县耕地面积已达189万亩，比1949年增加了40%[8]。虽然耕地面积增长数不都是三年困难时期增长的，但是从中可以感到，当时垦荒所占比例并不在少数。与此同时，三年间，《张北县志》记载增加4.1万亩[9]，《康保县志》记载增加了7万亩[10]，同时承认“并开垦了不少‘帮忙田’”，群众称“帮忙田”为“黑地”，在册统计数不包括“黑地”。
　　第三时期：20世纪70年代“学大寨”时期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过程中，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对基层党委、政府形成了沉重的政治压力。在典型的带动下，集中人力、机械，大面积开荒，建设所谓的“千亩方、万亩方、园田、大寨田”，推行“草上山、粮下川、开滩平地建园田”。既是推广经验，也是政治任务。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坝上4县守望的最后一批面积较大的草滩遭劫，同时毁掉了部分林地。根据沽源、康保两县调查，七十年代中期，沽源有组织地垦滩8块，计：闪电河五条地片、白土窑四道营片、高山堡大西洼片、小河子五克河庙片、红石磖双井子片、白土窑高家营片、丰元店平头梁片、长梁地局子片，这些草滩开垦后大多称“千亩方”、“万亩方”，实际上大多名不符实。草滩垦为农田后实际效果很差，大多碱化、沙化，有的第二年、第三年就退耕了，但是已经疮痍满目，数年之内不长粮不长草，难复旧貌了。
　　同期，康保也先后在马莲卜、大青沟、白围子、二先生、柴家营、郭珍营等地连片开滩，建千亩方、万亩方、园田，在当时政策的引导下，张北、尚义情形一样，只有开垦的数量多少不同。
除以上几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垦殖活动外，还有多年来斩不断、理还乱的“帮忙田”。前文提到，“帮忙田”就是不在册的黑地。这种私垦的黑地历来就有，年年有、社社有、队队有，已不是什么秘密。黑地越多，对提高在册土地亩产的帮助越大，不仅帮地忙，也帮人忙。有的干部因此披红戴花成为劳模，于官于民都皆大欢喜，这是斩不断的原因。但是要真正弄清楚有多少黑地，却并非易事。张北县直到实行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按户分地，才兜清了全县耕地实底289万亩。而这个数字在解放后历年的耕地面积统计数字中是找不到的。黑地现象，局部看来规模小、面积也不大，但是千百个生产大队、小队都垦荒不止，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几十年下来，数字惊人，终成大害。
　　到20世纪80年代初，坝上土地在你争我夺、你垦我扩的过程中，耕地面积大大扩张，在册面积已由解放初的560万亩增加到755万亩，加上牧场、部队占地及黑地，总计在1000万亩之巨。草场已由1000多万亩，大折一半，降到520万亩。而人口翻了一翻，已由48万口翻番至102万口，在册人均耕地7.4亩（不含册外地及牧场部队），人均草场5亩。生态环境逐步恶化，多年疯狂掠夺大自然的行为开始受到惩罚：广种薄收、地力下降、土薄质粗、蓄壤抗逆能力纤弱、水土流失严重、部分沙化、碱化；载蓄过量，草场退化，地上水、地下水明显减少，人畜饮水困难村逐年增多，以干旱为主的自然灾害频繁，沙尘暴天数增多……农业系统总体功能衰竭，面临粮草短缺，经济贫困，生态恶化的困境。在大自然的严重惩罚面前，交付了昂贵学费的各级党委、政府和人民开始觉醒，终于明白了自然规律可以利用但不可违背的道理，现实地认识到不能再走“越穷越垦、越垦越荒、越荒越垦”的恶性循环之路开始转入科学发展之路，但这一过程差不多用了近百年的时间。
　　从20世纪80年代前期，原张家口地委、行署就逐步提出了退耕还林还草的思路，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培养了一批典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乡镇企业不发达，农民退出土地后没有出路，同时退耕的配套大政策跟不上，因此进展不快。198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同志视察坝上后提出：要在坝上建设生态农业工程，改变恶劣的生态环境，解决农民群众温饱问题。随之，国家六部委组成调查组，到坝上实地考察论证，并于1990年将坝上生态农业工程正式列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国家、省、市、县投入巨资，到2000年底，共造林138万亩，建设草场91万亩，建设水浇地53万亩、高标准旱作田23万亩，明显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21世纪初，时任共和国总理的朱镕基同志视察坝上之后，国家适时制定退耕还林还草过渡措施和补助办法，“一退双还”工作才真正落到实处，至2005年，坝上实际退耕200多万亩。历经百年的垦荒之犁终于停止，进一步促进了从1989年开始的、国家立项的大规模农业综合开发的深入开展。20年来，坝上人民对生态环保的认识不断提高，科学发展观逐步树立，根据坝上特点，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突出特色，实现了经济、生态和社会三大效益的综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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