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禁不止——坝上的早期开发
 

　　张家口坝上，位于内蒙古高原南陲，大马群山一线北侧，包括今张家口市属张北、沽源、康保、尚义四县。清代至民国初，该地区属察哈尔八旗左翼四旗。它与相邻的今内蒙商都、白旗、太仆寺旗、正蓝旗一样，历史上都是天然牧场，是游牧民族的栖息之地，始终保持着原生态。元代，城郭附近虽然小有开发，但是微不足道。明代，弃守开平卫（今内蒙正蓝旗元上都故址）退据长城以后三百多年里，这里是蒙古族的游牧家园。风吹草低，天野苍茫，一派草原风光。
　　入清以后，清太宗谓：“此地（口北边外）宜畜牧”，自顺治初历置牧场于此。除由上駟院管理的皇家专供牧场及官营牧场外，又有王公大臣的分地。坝上分布着大大小小多家牧场。据《口北三厅志》[1]记载：张家口厅有公私牧场13家；独石口厅今沽源境内有公私牧场7家，主要分布在今闪电河乡一带。这些牧场中，较有名的如：沽源境内的御牧场、正白旗牧场，张北境内的果毅公牧场、和亲王牧场那亲王牧场，以及康保境内的那亲王牧场。“各厂皆有总管章京专司其事”。到清末，私家牧场为数更多，多为朝廷恩赏地，有地无牧。也有闲散王公、八旗贵族在此开辟的私人牧场。对这些牧场及其他盟旗的公私牧地，清廷下诏严禁开垦。《钦定理藩部则例》中规定：“口内居住居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违者照私开牧场治罪”[2]，并详尽地制定了从札萨克（蒙旗一旗最高行政长官）至平民百姓私自开荒的处罚。轻则罚俸、罚牲畜，重则革职或带枷关押、边疆充军等。但是，这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禁垦政策，并未贯彻始终，也不可能长久实行。到康熙初年，停止跑马占地后，“将张家口、山海关等处旷土，换拨各旗耕种”，但仅限旗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已有民人在沽源南部坝缘一带垦建成村，如莲花滩、大营子、三棵树等，而丁庄湾则更早。随后，迫于生计的河北、山西一带的破产农民，不顾禁令，一批批流入察哈尔南部靠近长城一线垦田定居，历年不断，成为潮流，清政府也只好默认。雍正元年（1723年），正式准许察哈尔蒙地开垦旷土，口外始行招民垦殖。第二年（1724年）设张家口理事厅，负责管理口外东西两翼察哈尔八旗地方事务。10年后，又陆续设置独石口理事厅、多伦淖尔理事厅，设置移民管辖机关。其中张家口、独石口两厅，在雍正当政的10多年中，官方统计新垦土地371043亩，加上旧垦土地，共有60多万亩。虽然垦殖面积已经扩大，但是范围仍然局限于坝缘一线南侧。东起沽源、赤城、崇礼交界地带，中部张北台路沟南张家湾、哈叭气一线、西至尚义坝下原正黄旗官荒旷土，今属下马圈、土木路一带，尚未涉及坝上。政策上也相对宽松，官府劝民人开垦旷土官皇，自垦自报，240步为一亩，不征地价，世管为业，水田6年起科（交税），旱田10年起科，出口种田不准带妻子前往，秋收之后移回入口，春种之时再行出口耕种。出口入口之口，即指张家口，出口不归即在当地落户。这时，张家口以北至坝缘一线的适宜之地已逐渐开垦。
　　乾隆四年（1739年），直隶总督孙家淦巡视坝上后上奏：“凡坝内之田皆以招民耕种”、“开平红城之间（沽源一带）可耕之田不下数万顷”、“兴和新平之间（张北一带）可耕之田也不下数万顷”，建议“驻扎满兵，招民开垦”。但鉴于蒙旗之地自康熙以来历朝严禁，特别是私垦，乾隆未敢轻动，仍然坚持禁封政策，但事实上已有禁难止。饥民迫于生计，蒙旗王公牧场台站贪得押荒银（开荒应交之银）与岁租，私自招垦牧地，蚕食官荒的情况仍在发展，并逐渐蔓延到坝上。特别东路独石口厅在乾隆初年垦殖区域已由沽源、崇礼之坝缘地段延伸到沽源坝上南部东房子、小厂以南。乾隆十九年（1754年），今沽源东部、多伦王府私放牧地，招民人垦荒，按村编号，遂有现在的头号、大二号、四号滩、二十四号等村。至嘉庆、道光年间，垦区继续北进。不仅延至长梁南部、莲花滩、东房子一线，而且深入到沽源腹地西辛营、黑土洼一带。与此同期上下，张北与崇礼交界的毛金坝一带垦地7800余亩，尚义八道沟赛尔台一带私垦3万余亩。
　　咸丰年间，财力大困。咸丰四年（1854年），朝廷批准了给事中仙保奏请“察哈尔八旗官荒地亩，请开垦升科以裕经费的”建议，在丰镇设垦务押荒局，署理察垦事务，拓商领地，长城内外，始行开垦。虽然政策上仅限于官荒，但口子一开则难以控制，不仅垦殖官荒，并逐渐侵入蒙旗空闲牧地，“蒙官贪利私放，民户亦无所顾及，陆续开垦，越久越宽”。光绪八年（1882年），张家口厅共开垦11路约70余万亩，主要在今张北和尚义境内，而属独石口厅的沽源垦殖则已局部拓展到长梁北部最肥沃的闪电河一带。
　　综上所述，虽然清初以来屡禁屡开，持续不断，但就总体上看仍属禁垦阶段，政策上没有开大口子，招垦的范围也只限于官荒和空闲牧地，界限也较为明显，越界的要追究处罚，因此仍然属于局部开垦，开垦的总量尚不足以破坏坝上牧区的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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