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实边——清末解禁大开发
 

　　光绪末年，迫于当时国内外形势，内外交困和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实行了“移民实边”政策。所谓移民，就是将内地的大批汉族农民移向包括坝上地区在内的边疆地区垦殖。所谓实边，就是想通过屯垦，充实边防，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
　　禁封多年的内蒙边疆，为何进行政策大调整，实行移民实边呢？主要是迫于三个方面的压力。首先是财政压力。清朝末年，内外连年用兵，财政严重不足。1901年，清廷又和帝国主义列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向列强赔款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亿8千多万两，使本已拮据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时局艰难，库款支绌”。为解决政府财政危机，朝臣屡屡上书，陈奏开源之策。奏请开垦蒙旗土地，以垦地收入弥补财政困难，即为广开利源主要措施之一。其次是御敌压力。针对蒙古地区被日俄列强瓜分、蚕食的危险，边疆大吏纷纷建议“筹边实民”、“恤蒙实边”。其中，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在奏折中说“蒙古强则我之侯遮也，蒙古弱则彼之鱼肉也，出入之间，利害不可以道里计矣”（《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二）[3]。因此，朝野纷纷认为：“徙民实边为今日第一要计……移内地之羡民，以实边之旷土，即可省筹边之费，且可减内地人满食寡之虞，一举而三善焉”（《东方杂志》卷四）。第三是人口压力。在清一代，人口增长迅速。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国人口已达1.1亿，到咸丰元年（1862年），全国人口再创4.3亿新高。人口增加，人均占有土地面积相应减少，从而产生了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不足的矛盾。再加上土地兼并、天灾人祸，内地大批农民破产。而北疆地广人稀，适于生存，易于谋生。因此，人们为了活命谋生，纷纷“走西口”（杀虎口）、“走东口”（张家口）、“闯关东”，开始自发地向人口稀少的地区流动。这种流动由近及远，坝上自然在其中。
　　在这种大背景下，清政府于1902年任命贻谷为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赴内蒙督办垦务。本来贻谷是想从西向东，依次推开。但是放垦事宜受到了伊克昭和乌兰察布盟的坚决抵制，使贻谷计划受挫。于是，贻谷一方面上奏朝廷给两盟施压；另一方面调整放垦计划，改西垦为先东垦，先捏察哈尔这个“软柿子”。察哈尔虽然也按八旗编驻，但是推行放垦政策相对容易，这有其历史原因。历史上，察哈尔部族是招降部族，“三藩之乱”时又二次反叛二次招降，被移众到大同、宣化边外驻牧。与伊、乌两盟旗的扎萨克世袭制不同，实行总管制。总管是委任制，“察哈尔八旗之地，与古之郡县无异，伊、乌十三旗之地与古之封建无异，情形本有不同，本利也须分别”（《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4]。察哈尔八旗，官不能世袭，事不能自专，所以垦务办理顺利。
　　同年5月，贻谷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设立了督办蒙旗垦务总局，随后在张家口设垦务总局，接收旧有押荒局未完事宜，署理左翼张家口、独石口、多伦淖尔三厅垦务。取消对蒙古地区的封禁令，除哈拉汉那王府牧场外，各旗群马场台地一律放垦。为杜积弊，严禁商人放地，一律由垦务局招民户承垦。旧有已垦地一律划清丈明，收交押荒银之次年升科（纳税）。新放垦土地，即由各旗总管“报明各有苏木若干，分绘详图，注明纵横里数，及已垦未垦大致数目，一面派员查勘，酌留随缺及公共牧场外，余均一律交出开放，该旗不得过问”（《垦务奏议》）[5]。生熟各地，均以三百六十弓为一亩，百亩为一顷，五顷为一号，每亩收押荒银二钱，办公银一钱，未垦之地收押荒银后三年升科。放垦蒙地，清政府“既收其地，复分其租”；最大获利者是蒙古贵族，以地换银使他们从中得到利益；外来移民，虽受盘剥，有地可垦可租，也益于生计。所以，在利益驱动下，政策引导下，官方组织下，使坝上地区与其他蒙地一样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垦荒高潮。开禁后五年（1907年），张家口厅共垦荒138万亩，另有虽已放垦但未交押荒银地80万亩，及私垦未计之地。实际上此阶段共开垦200多万亩，共分十六路，涉及到张北大部、尚义七甲乡南部和康保东南邓油坊、土城子一带。而属独石口厅的沽源，垦殖也扩展到中西部，但由于东部水源丰富，土地肥沃，尤以北石柱子（小厂乡所辖）、长梁一带开地最多。其中，北石柱子牧场共有牧地56000亩。光绪28年，除留1万亩蒙人养赡地外，其余全部开垦。沽源最肥沃的小厂、长梁、闪电河流域先后辟为农田。
　　新垦加旧垦，使昔日沉睡的官荒、牧地纷纷辟为耕地。民国后村落相应而生，星罗棋布，广布坝上。从《张北县地名资料汇编》中随机抽东南西北中五乡建村情况统计，就能反映出当年移民垦殖的情况。两面井、三号、大河、小二台、馒头营5乡共97村，清末成村的占到70个，民国成村19个，清中前期的只有5个。同样，以沽源东南5乡小厂、长梁、丰元店、闪电河、平定堡建村情况统计，5乡共82个行政村（1983年资料），其中清末建村的51个，民国建村的22个，清中前期建村的只有4个。这批清末来到坝上的拓荒者，经历也大体相同，或遇荒年暴月，或破产外出，有的来投亲奔友，有的三五户结伴到口外落脚，或垦荒或租地，集聚成村，并以最先到此耕种建村人的姓名为村名。如：魏华营子、杨旺营子等；有的则用祖籍做村名，如：头百户、二马坊、北沙城。与此同时，一批靠领垦发家的地主和承包转租的“二地主”也应运而生。
　　清末，由“移民实边”而兴起的第一次北疆大开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涉及到东西各蒙旗，情形不一，而对察哈尔张家口、独石口两厅局而言，它的直接效果是破坏了悠久的畜牧业大格局。从坝缘一线，由南往北，农耕化的步伐越来越迅速，依次变为农耕区或半农耕区。古老的旧格局发生巨变，对内蒙的开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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