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里有一种人物角色，用现在的说法来称呼就是村支部书记，简称村支书，在人民公社时期，人们叫他们大队书记。他们是国家体制最基层的领导干部，在过去的年代里，却是农村社会里最重要的人物。完全可以理解为国家政治体制及管理体制伸向广大农村的末梢神经。

　　农村其实是一个复杂而松散的小社会，管理和领导的难度很大。非德高望重、德才兼备者不能胜任。大队书记的人选，绝非他们本人的一厢情愿，更不是其他手段可以奏效，那必须由下乡工作组推荐、前一任大队书记重点培养、公社主要领导考察同意、全大队社员认可之后方可上任，而他本人的意愿倒还在其次了。也就是说，社会上下一致同意某人，某人基本上是必须为集体着想了。

　　在沽源的一些村子至今流传着一些关于老支书的故事，聊可代表他们那一代支书的情怀。那时候国家许多大事第一时间就传达到大队书记一级，有的消息极为保密，不允许告诉父母妻子，支书们都守口如瓶，夜半出去开会，回家不吐露一个字，妻子误解也在所不惜。

　　大集体生产，大队又分为四五个生产队，在大队的统一指挥下搞农业生产，许多大队书记为了本大队各生产队的粮食产量增多，社员分红提高，殚精竭虑，忙得像总理一样日理万机，经常顾不上照顾老婆孩子。有一位支书的小儿子因为她母亲孩子多、家务活儿多顾不上照看，掉进了村边的水井里。幸亏河边有洗衣服的妇女听见了哭声，跑去田地里喊人，孩子才获救，就是救孩子的过程，当大队书记的父亲也不在现场，他为大队出外调优良种子去了。好在水井也不是很深。孩子落下了后遗症，每受惊吓，就浑身抖动不停，就是上学后，面对老师的提问，也总是瑟瑟发抖。

　　还有一位老支书，因为本大队畜牧业资源比较丰富，号召全大队几个生产队合资从北草地购买回来一匹良种公马，为全大队马的繁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公社发现后，曾经下通知让他们大队把这匹种马无偿上交给公社，老支书为了维护大队的财产，申请辞去大队书记的职务。公社不舍得这位老支书，这才作罢。

　　也有的支书，把本大队的农业生产搞得顺应自然规律而不是盲目跟着形式主义的浮夸风等等，也因此被公社公开点名批评。挨了批评后他并没有消极情绪，因为，全大队的社员对他的爱戴足以让他对工作一如既往地激情燃烧下去。

　　那时代的老支书们往往都是农村种地的行家，全大队里的道德模范。指挥种地比较精明，调节社员之间、人们家庭内的矛盾比较有权威，能服众。他们的院子整洁而普通，一般情况下社员们不愿意去，那里似乎散发着威严之气。但是，有时候夫妻闹意见、邻里有纠纷，大队的治保主任调节不开的时候，矛盾的双方就会气呼呼地踏进支书的院子里来，而往往又总是赶上吃饭的点儿，因为农村忙，除非吃饭时间，一般支书不在家。而这时，老支书往往都要光着袜底跳下地来，把来告状的男人让到炕里面坐下，让老婆拿碗筷，找柜里是否有一点酒，于是，支书家的不速之客就往往成了座上宾，先吃着，再说其他。来告状的女人也往往在全大队人都尊敬的老支书面前忸怩起来，不再好意思啰嗦那点儿家务小事了。至于邻里纠纷，老支书总是一看双方当事人，就基本能猜出谁是谁非了，因为，全大队人的人品性情都装在他的脑子里呢。老支书总是先批评那个厉害的人，出于长辈或者年龄的优势，谁也不敢顶嘴的。最后再批评几句另一个人，甚至有时候，就直接裁断官司了。也是奇怪了，竟然没人反对。因为，老支书往往很公平，甚至，偏向一点弱者。在村里，有许多人时隔多年都记得那些纠纷，那些裁决，感谢老支书充当了他们关系的粘合剂。

　　农村社会因为贫困，人性的弱点更容易暴露得一览无遗，大大小小的矛盾层出不穷；因为文化落后，人们精神生活贫乏，飞短流长格外多，一有空闲，村中央的空地儿就形成一个言论市场，但是，无论他们说得多么热烈，只要老支书倒背着手从远处走过来了，这些闲言碎语的制造者都会知趣地闭上了嘴，老支书在社员的心目中那是真有威严感。有个巧嘴村妇曾经开玩笑说过，大队书记就像一条大狼狗，它就是不咬人，看起来也很让人害怕呢。

　　这威严感来自于他们对集体事物的尽心尽力，也来自于他们对自己和家人、亲戚严格的要求。那个时候，支书的家人和亲戚都自觉为支书分忧，比如，分东西的时候，遇到不太好分的情况，支书和自己的亲戚就会主动接受那比较差的一份。而劳动的时候，却需要干在前面。

　　一位亲戚曾经给我讲过一件事，他当年是大队会计，有一次，全大队的会计在大队部搞年终结算，大队书记是组织者，加班加点搞到半夜，人们都饿了，书记说，弄一顿酒饭吧，光吃饭菜的出饭菜钱，喝酒的另加酒钱，大家一致同意。一群会计很麻利地在饭后核算出了钱数，大家都如数付清了，没有钱的，记在了账上，秋后分红后再扣回来。每人也就是几角钱，书记也照付一份，不例外。此事可见当时书记与大队财务的情况，也可以推知当时农村财务的透明程度。

　　有一位书记，自己的文化非常少，他非常重视全大队各小学的师资情况。他让大队给外地调来的两位教师盖了房子，又撤掉了两位文化太低的代课教师，另外让两位高中刚毕业的学生担任了教师，不怕得罪亲戚，不怕挨骂。多年后，这些举措产生了广泛的教育效应，他们大队出了不少人才。当全县人发现了这些人都出生于同一个大队时，知情人才开始追溯当年的教育情况，才开始对这位老支书众口称赞感念再三。

　　大队书记也是挣工分的农民，却操着不少的心，担当着不小的责任，他们有点像最早的公益事业的奉献者。他们经常在大白天整天地去外面参加各式会议，然后，起早爬黑地做自己家的家务活，比如挑水、掏猪圈等。加班干活儿没有抱怨，出差也不挣补助。

　　书记们年龄大了以后，就会在年轻的大队干部中间挑选接班人，带着他们成长，放手让他们做事，考察他们的品德。匡正他们的言行，一旦感觉年轻人可以独当一面了，自己就去公社找领导推荐，三番五次，费尽心力。老支书心里想的是全大队的未来发展和当家人的才干和品德，至于跟自己家有没有亲戚关系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

　　离开岗位的书记们，还在帮助新书记开展工作，积极参加党员活动，偶尔也提出建议。他们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共产党员。我的父亲就是这样。每当他说出这句话时，我和母亲以及弟妹都要哄笑他一番，抢白他共产党员一辈子，怎么没看见谁给他啥好处，但是他并不服输，态度强硬，立场坚定。直到国家实行了农村干部养老制度后，他才扬眉吐气，我们大家都服了输。晚年的父亲和他的许多老伙伴一样，进入了农村老党员老干部一列，经常在年底收到政府各部门的慰问，他们也一如既往地关注和关心着村里的公共事务，偶尔，在大街上或者其他公众场合，被人介绍为，我们的老大队书记时，他们那沧桑淡然的脸上还是会浮起一丝幸福和骄傲的。他们一定觉得自己的与新中国同步成长的生命历程一定比其他农民们精彩、丰富、充实、值得反复回味。

　　家乡的人文、经济建设和发展曾经与他们起到的作用关系密切，他们是受党和人民重托的最基层的管理者，面对复杂的农村社会，调动了他们全部的农民智慧并借助乡村里传统的善恶标准规范着一方民众。亦官亦民，非官非民。他们笃信党的领导，他们更心怀百姓衣食。他们是连接政府与社员之间的纽带，也是政府和国家力量向农村释放能量的出口，更是一个国家基业打在广大农村社会深层的地桩，在国泰民安的岁月里，支撑着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