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45年日寇占领的十年间,沽源人民是在夹缝中讨活命。一是日寇的铁蹄蹂躏,一是土匪的掳掠, 百姓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农村如此,城镇也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平定堡镇是伪警察署所在地,有日本指导官和二十多名武装警察驻防。惟恐土匪袭击,成立有自卫团,每晚还向商民拉夫值勤站岗。自卫团是地方武装组织, 归警察署领导。团长赵海泉,曾当过旧中国察北剿匪队连长,后投靠伪县长郭守先,借郭的权势当了自卫团长。其人不务正业,整天打麻将玩女人,团务多托其心腹李银兄弟主持,于是平定堡发生了兄弟俩拉杆子的奇闻。李银及其弟(幼名二全子,大名不详)是平定堡土生土长的庄户人, 能骑善射。他们不安心务农,参加了自卫团。李银很会阿谀奉承,博得了赵的信赖,成了团里说一不二的红人。1941年7月下旬一天的夜里,浓云四布,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乌云压城城欲坠,怕的吓人。李银将好枪及部分子弹调至西北岗楼,连同岗楼上的六人(包括其弟),用绳子吊到城墙外,埋伏在东围子至西围子岔道口处。然后到郭守先家,谎称:指导官叫借一匹马、一支手枪去西围子找团长,土匪到高山堡啦!骗得枪马后,又以同样说法叫开西门,到岔道口将枪马交其弟,然后徒步去团长宿娼处。赵边穿衣服李银边备马,带两支手枪全付子弹,俩人伙骑一匹马来东围子。行至岔道口,被二全子等人堵截,赵欲射击,已被李银从后边抱住。赵被缴枪后,二全子要结果他的性命,在李银的劝说下给他留了条活命。 他们割断通往宝源的电话线,兼程奔二道木头自卫团部,以指导官打土匪名义借五匹好马,乘捉马之际(马在滩里放牧),室内无人又将挂在墙上的枪栓卸掉。得马后向多伦方向流窜,拂晓抢劫了张家口去多伦的商运骆驼队。李银为匪后,平定堡街谈巷议满城风雨,警察署从镇民中选拔能骑善射的青壮年二十多人组成讨匪队,尾随追逐,三日后一无所获,自动解散,二道木头自卫团接到讨伐命令后始发觉枪栓被下。 此后,李匪流窜出没于多伦、宝源(宝昌沽源并县)、康保、丰宁以北等县境内。杆子越拉越大,有小股投奔的,有被伙并的共二百多人。这伙人为害愈演愈烈,所到之处十室九空,妇女被奸辱,男人被绑架,杀人放火,弄得鸡犬不宁,并且不断扬言要血洗平定堡,成了这一地带的主要匪患。这股土匪的活动已影响到日伪政令的推行,伪政府不得已组织各县会剿。由于日伪的招讨,李匪的回旋余地逐渐缩小,他被迫通过满州国特务黄桂馥向丰宁宪兵队投降,改编为骑兵中队,李匪任中队长,驻防丰宁县大阁、大滩两地。 改编后,李匪并未改恶从善,反而有恃无恐变本加厉, 继续为非作歹。不断喊项绑架,奸玩良家妇女,只不过不像过去明伙执杖而已。老百姓呼之为“官土匪”。李匪本人亦常来平定堡俱乐部赌博。坐下骏马,身着黄呢军装,腰挎战刀,足登马靴,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见者无不恨之入骨。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大阁街上碰着一位良家美妇人, 李匪要霸占为妻,宪兵队长出面干涉亦置若罔闻。不料这位美妇人的家势颇有根底,经向上控告,触怒了日本人。日本人用集合听司令官训话的办法(不能带武器)将全中队官兵缴械俘获,李匪也成了阶下囚。经过审查,对胁从的、罪恶不大的、投降后入伙的全部保释,剩下四十三名罪大恶极的决定予以处决。伪宝源县政府闻讯后,郭守先积极活动,要保平定堡人,以此人是宝源县人为理由,通过外交交涉(丰宁属满州国, 宝源属蒙疆自治区政府)包赔收降前后一切费用,议定移交宝源县政府。于1942年5月上旬,将匪犯及二十几名匪眷解到平定堡警察署押在监狱,匪眷暂拘于祥聚车马店。老百姓奔走相告,拍手称快,消息不胫而走,来看热闹的,欲买老婆的络绎不绝。虽不能目睹匪犯,但可一观其匪眷的狼狈丑态。经过几天准备,做完匪眷的认领官卖工作后,于5月23日上午分两批,第一批二十三人,第二批二十人,处决于平定堡西门外西南一里处涯头下(现押运队房后)。赵海泉负责执行,有枪善射者也允许开枪,有不少青壮年借枪泄愤。李匪及其弟死尸还中弹四五发。轰动一时的兄弟为匪事件遂告平息。 二、殃商祸民的讨伐队 油炸饺子遭打骂,娼妇卖淫柜房里,这是1938年连续发生在商号恒圣和两次啼笑皆非,敢怒不敢言的事。在日寇占领时期,为了消灭我抗日力量八路军,日寇经常组织满州国的四十四团、蒙疆自治政府的蒙古军、警察队进行所谓的“讨伐”。平定堡是军事战略要地,商业又较发达,市场繁荣,因此这些顽伪部队不断“光临”。恒圣和是平定堡有名声的大商号,日伪军警只要到了平定堡没有不光临的。一住四五天,多达十天半个月,人吃马喂都得商号开支。四盘菜包饺子喝美酒是他们的最低要求,稍不如意非打即骂。1938年8月的一天,蒙古军住到了恒圣和,痛饮之后要吃油炸饺子,做好后嫌黑不吃,说是荞面的,瞧不起蒙古军。商号百般陈情央求,无济于事,先是痛骂继而殴打。端饭的伙计、炊事员都挨了打。经理去赔情亦未放过。后来是见人就打,二十多名职工都给打跑了。对面万和永的伙计在马路上给照料门户。时隔不久,满州军的一名排长又住到恒圣和,这次倒是说话和气,未打未骂。但是酒足饭饱之后,竟将西围子的一名暗娼领到柜房里(即办公室),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褒亵同衾,经理见了还得强为欢笑。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发生在其它商号的类似事情也不胜枚举。简言之,谁家的买卖大,谁家挨得打骂多。 三、狗咬狗,商人遭毒打 1943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晴空万里,正当商人上市,农民出耕,旅客登程,人们开始一天工作之时,突然枪声大作,东城门关闭,继而商号关板,摊贩收市,路人思避,街上顿时乱作一团,半日后恢复平静。起因是华圣公缸房的满州国特务护送一批商品出城,被门岗阻拦,特务开枪,警方还击交了锋,结果三名特务逃遁,一名被俘,这本系狗咬狗,商民并不关心,问题是这一事件涉及满蒙国交,哪方先开枪,哪方要负责任,双方互不服输,三天后两方到街面商号取证明。商人的特点是胆小怕事,尤其对官府更谨小慎微。明知是特务先开枪谁敢说,不说挨打,说也得挨打,遭毒打者大有人在。靠近东城门的陈有先, 广益祥的站柜台伙计都挨了打。半个多月商号不敢开门营业, 结果是他们前面叫门, 商号人后面逃走。街面上死气沉沉,简直不成世道。 上述三事我亲眼目睹,感触颇深,每忆及那时商民受此侮辱,究其原因,实系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不抗日所致。谚云:覆窠之下焉有完卵,国亡岂能保家,可见国之不能亡,亦不能不爱也,故记述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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