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脑包四大家族之首－－白(4)_沽源网--沽源门户网站

　　此间，白玉山对局势已有了自己的看法了，虽然很不明确，但对政府的腐败无能感到非常忧虑，特别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非常愤慨，这时他没有形成发泄的活动，只是对治家治富更没兴趣和信心了。这时，他的二弟白玉生年龄已大，白玉山把家族的权力全交给了他。而白玉山却常住张家口与各种人等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在白玉山一进张家口时由于地位和钱财的均衡，万全有名的大财主霍老五与白玉山交上了朋友，成为莫逆之交，同时与察哈尔省名士丁彤林成为好友。霍老五在他的“玉成泰” 绸缎庄（现张家口市武城街人民商场）为白玉山单开了单间，每日与丁彤林三人吃喝玩乐，与各界人士交往。后来觉得在“玉成泰”有诸多不便，丁彤林把他在张家口蒙古营的房给了白玉山。有了住处，白玉山把人称“二美人” 的妹妹从宏城子接到了张家口，与他相伴。
　　此间，白玉山结交了政界、军界的要人，如当时的察哈尔省省长田中玉，以及后来的察哈尔军政要人宋哲元、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乔史珍、张励生、赵登禹、王政怀等，还有地下党张苏等，当然这是后话了。
　　平定脑包，原叫黑土洼，后因其南有一蒙古人堆起的脑包，遂更名“平定脑包”，后称作平定脑包。
　　平定脑包确为锡林郭勒草原的骄子，他西为张（张家口）库（库伦）公路，北靠浩淼的大草原，东为古金莲川腹地，南靠绵延的明代长城。平定堡周围淖泊星罗棋布，这为古代、近代人类提供了良好的栖身之所。在安明家资到一定规模时，在平定脑包开菜园和定为坟地，时只有少数几户人家居住。但它是无名的。１８０７年，外国传教士就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时有比利时神甫和一法国神甫到此传教，并建筑了教堂，随之教民从四处陆续而来。由于时局动乱，坝上土匪兵痞、二棒手渐多，土匪和兵痞一般不轻易动有天主教的地方，这样散居在草原上的教民和没有入教的农民为人身安全，纷纷来到平定脑包居住，平定脑包逐渐形成较大的村落，后白玉山家也从宏城子迁来平定脑包，民国十五年由安家与天主教出面动员全体居民修筑了土围子，以障护平定脑包安全，这样一个大的集中地逐步形成了。
　　在此以前，也就是民国初年到民国十五之间，白家连续出事，这些事迫使白玉山搞起了武装，正因为武装和他逐渐形成的政治报负，使得他有了后来的壮举。
　　民国初年，由于各系军阀为开垦蒙荒以饱私囊轮番开战，坝上草原无一日安宁，一些本地游手好闲之徒、一些兵痞、一些不安份的人乘机混水摸鱼，拣起军阀丢弃的枪干起了明抢暗夺的勾当。当时有一绰号“大金宝”的人，这人有一团伙专门从内蒙偷或抢回马来到内地贩卖。到内地往外卖马或明或暗总得有个内线。当时居住在西围子有个叫刘廷旺的人，这人最初只是一个“光杆”，因与“大金宝”是拜把兄弟， “大金宝”从内蒙搞回的马，都由刘廷旺出手，久之，这刘廷旺有了钱，抢地、霸地，人们不敢惹他，敢怒而不敢言。刘廷旺排行老三，人称“三爷”。巡警、县衙的人们常为刘家的坐上客。刘廷旺是地面上响当当的头面人物，非常专横，平定脑包周围几十里的所有人根本不放在他眼里。忌弹，目无王法。过去的暗卖马变成明卖，刘廷旺还不时对无肆周围不对劲的人敲一下竹杠或砸明火。对此，白玉山看不惯，他时时告诫刘廷旺不许作事太损，刘廷旺对此视若罔闻，打家劫舍更有恃无恐，白玉山见此情况到县衙（当时县衙在独石口）告了刘廷旺一状，刘廷旺知道白玉山告他，随即用两头骡子驮上银子到了独石口送给县太爷，白玉山没有告倒刘廷旺，至此刘廷旺与白玉山结下了仇，时时寻机报复。
　　前文已述，白家的地面胜广，西围子、“王大人” 庙处的地当然是白家的。民国七年刘廷旺为了报复，硬说这里的地是他的，为此白玉山与刘廷旺打起了官司，刘故伎重演，又驮上银子送到了县衙，县衙自然又是竭力袒护，白玉山一看不行，到了张家口，找到都统田中玉（山东人，老北洋军阀，为察哈尔省第二任都统，任期至１９１９年）叙说了刘廷旺罪状，列举了县衙袒护的事实。白玉山口才极佳，能言善辩，把事况说的有头有尾，有情有理，田中玉当即责成县衙对刘廷旺案件进行处理，县衙因受贿，对此案件迟迟不动，白玉山几次找田中玉，田中玉很生气，亲自下来办案，由于刘廷旺作恶多端，老百姓没有一个给他说好话的，对此情景田中玉派人抓起了刘廷旺和其外甥“二刺头”。并把县衙调走。
　　在审刘廷旺时田中玉问刘廷旺认杀认罚，刘廷旺说认罚，时正值沽源县城从独石口迁往小河子。田中玉令刘廷旺修起县城，刘廷旺被放，调动了一百多辆牛车拉石垒城。小河子城垣四周各一公里，城墙宽七尺，高１２尺，皆用片石砌成。此城建造累时四年，刘廷旺花光了全部积蓄，民国十四年，城垣建成，刘廷旺以为大难免去了，谁知在城建成时，沽源县县长李平林令把刘廷旺和其外甥“二刺头” 的头砍下，挂在城墙上示众。后刘廷旺女人为其收尸，用荞面作了个假脑袋，草草埋葬。
　　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年）中国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屯兵在沽源一带草原上。紧接着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西北军打晋军，坝上草原依然是各路军阀争夺战马的主要场所，通过这样的变故，大量枪支遗散民间，各色人等混聚草原，这些因素酝酿着坝上草原的匪患。到民国十五年，匪势终于酿成，土匪蜂起如雨后春笋，其势炽烈，锐不可挡，有枪称匪，无枪也称匪。百八十人称匪，三、五人也称匪，匪杆遍地、多如牛毛，时光能忆起名称的就有一百多匪队，加之军阀各系常年征战不休，草原犹若被捅了的蜂窝，乱烘烘的不成了样子。这年，奉军军长保贵厅、南京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郝金寿（蒙古人）为部队征收了１５００多匹战马，在平定脑包“王大人”庙处牧养，伺机补充部队。由于局势不稳，白玉山家在草地坐场的马群也赶回了平定脑包。这消息早被土匪知道，一天夜里那１５００匹加之白玉山的２０００多匹马都被土匪一起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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