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云从山顶飘过，倒映在蜿蜒的小河，山里的柿子红透了，让我想起她的笑容火热，燕子停在屋檐唱歌，孩子们轻轻地唱和，邻居家的炊烟升起了，让我想起那首熟悉的歌……
　　这是歌手梁帅自己作词并演唱的一首名为《村庄》的歌。是啊，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谁的心头没有那首关于“乡愁”的歌？哪个村子的炊烟不升起？哪个村没有自己的故事？哪个村的故事不精彩？今天，就来讲一讲我们村——三道营子——那些被岁月尘封已久却又依然鲜活的故事吧。
 

村名的由来
 

　　三道营子属于沽源县小河子乡，由大营子、刘家营子和罗家营子三个自然村组成。提到村子的由来，需要从当年的李俊说起。因为他是三道营子的创建者和命名者。
　　李俊出生于崇礼县三道营子村（现清三营子），生卒年不详。李俊的父亲李志珍是清末捏泥人的手艺人，经常往来于崇礼和沽源、张北各地赶庙会，在庙会上捏泥人来卖。
　　过去，沽源各地盛行赶庙会。四月十八是奶奶庙庙会，素有“农历四月十八，奶奶庙上祈娃娃”之说。农历五月十三，大二号等地就开始赶青苗庙会，祈求风调雨顺，青苗长势旺盛。到了六月六，坝头一带莲花滩、米克图和王保等地开始赶祈雨庙会。另外，在农历六月初三、初八、十三至十五等日子，蒙古人修建的石柱子庙、乌克河庙和玛拉盖庙等藏传佛教寺庙也会举行祭祀、跳鬼和送鬼等庙会活动。赶庙会期间，当地人会雇来戏班子唱大戏，买卖的、看戏的和逛庙会的聚在一起，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庙会多则半个月，少则三五天，最少也会有一天时间。
　　庙会期间，李志珍那些色彩斑斓、神态各异的泥人特别吸人眼球，引得逛庙会的孩子们纷纷购买。那时候孩子几乎没什么可玩的，既没有变形金刚，也没有电视电影网络游戏，赶趟庙会，买个泥人玩玩，可能就是他们一年中最大的心愿。就这样，李志珍凭借高超的捏泥人技术，通过赶庙会赚了不少钱。
　　转眼到了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这一年，隶属于察哈尔特别区兴和道的独石县，被命名为“沽源县”。第二年，沽源县首届政府实行清丈放垦，李俊用父亲捏泥人赚来的钱，买下了包括三道营子在内的大块土地。据说，当买地手续办完后，狡黠的李俊把政府的卖地人员留下喝酒，并趁机灌醉他，趁他睡觉的时机，骑着快马趁着夜色挪动界石，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扩展，向东挪到乌克河庙村南边，南到大脑包房后，西面一直延伸到韩家营子东边，北到大西洼南滩。这样，他就拥有了上百顷的土地。
　　当时，三道营子地势低洼，还是一片荒水滩。李俊相中了这块儿地方有风水，第二年（1916年）就开始招徕长工、佃户，筑舍定居，这块儿荒水滩从此升起了第一缕炊烟。随后，无计谋生的佃户、雇农相继聚拢来，三道营子就这样形成了。到解放初，村里已有十多户人家，后来逐渐发展到一百多户。因三道营子人口较多，附近的人也管它叫“大营子”。
　　李俊创建了我们村，并以他的原生村崇礼三道营子村为之冠名。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村名复制。据说，李家的后人，有的搬到宝昌县永丰乡，并在那里建村，也用这种复制的方法，给那个村取名叫“三道营子”。
　　过去的三道营子，其实包括在李俊地盘上建起来的好多村子，除了三道营子现在三个自然村外，还有小红石砬、五马驹和韩家营子等。所以，在稍微上点岁数的老人口中，三道营子还另有一个名字——李俊营子。这是因为李俊是村子的创建者，并且生活在这里的缘故吧。年轻人中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因为李俊其人其事离他们已经很遥远了。
 

三顺堂——大贵院
 

　　李俊选址三道营子定居，是听从了风水先生建议的。三道营子南面有一个小山坡（现称“小圆山子”），北面也有一个小山坡（现称“山药窖坡”），两个小山坡正南正北方向遥遥相对。风水先生认为，南面的小山坡是龙头，北面的是龙尾。也就是说，这是一条龙脉，居住在这里，会惠及子孙后代，还可能产生真龙天子。根据风水先生的推算，偏离龙脊一点的龙脉西侧，位置最为优越。于是，买下土地的第二年，李俊就依傍北面的小山坡，在“龙脉”稍靠西一点的位置建造庭院。对于后来投奔来的佃农、雇农，李俊只允许他们把房子盖在他家东面，不能在西面建房，就是怕他们抢走了好风水。
　　院子修建得很气派，有高高的院墙、高大的黑油大门。院子里还有缸坊、醋坊，自家用来酿酒、做醋。李俊给他的庭院取名“三顺堂”。“三”在古汉语中有“多”的意思，“三顺”的寓意就是诸事顺利。所以，“三顺堂”寄予着李俊诸事顺利平安的愿望。村里人则管这个院子叫“大贵院”，可能也包含着对李俊家的敬畏和仰慕吧。就这样，李俊开始了他在三道营子三十多年的地主生涯。
　　佃户中来得较早的，有我太姥爷王俊一家，还有乔家、梁家和郝家。我太姥爷做了李家的车把式，有点文化的乔先生做了他家的先生，梁疙瘩（外号，本名不知）当了他家的班头（即管家），郝家则做了他家的佃户。
　　李家的厨师杨大师傅，据说是个有点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武功高强，早上起五更到大贵院做饭，从不叫人开大门，而是走墙头，一人多高的墙头，他竟如履平地。
　　据老人们说，李俊是一个开明的地主。招来的佃户中，没土地的租给土地，没农具、牲畜的，给提供农具、牲畜。到秋天二八分成，地主占“二成”，佃户占“八成”。分的是割倒后捆起来的莜麦个子，佃户总是挑小的给地主，李俊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并不和佃户较真儿。
　　每年县政府下派交公粮任务后，李俊总是象征性地跟佃户收一点儿，大部分由自己垫交。当地有“不够缴税，大户包”的说法。大户，在三道营子就是李俊家。交公粮时，李俊派长工王玉等人驾着马车，拉上用毛口袋装的莜麦，送往平定堡。王玉等人经常克扣交公的粮食，李俊心知肚明，却从不计较。
　　李俊家有自己的地主武装，用来看家护院。在那个民不聊生的动荡岁月，像李俊这样的大户人家，生命财产随时可能遭遇危险。解放前夕，李俊一家撇下土地房舍，把洋钱装在煤油桶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三道营子，举家搬迁到了张家口。当时还是我太姥爷赶着马车亲自送去的。
　　解放后，大贵院因无人居住、看管，逐渐破败，后来房屋的椽檩被拆下盖了大集体的碾房，砖瓦也逐渐被村民拆除。从此，三道营子不再有三顺堂大贵院，只有李俊打下的官井，历时一百多年依然存在，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还在絮絮叨叨地述说着什么。
　　刚建村时，李俊曾打过两口井，但都不能正常使用。说来很怪，挖山药窖几米就出水，再往深里挖，却没有水，或者水质很差。于是，李俊就请来专门打井的灵丘人，其中有个经验丰富的井匠，因腿瘸人送外号“老贾拐”。他一眼就看出哪里有水且优质，在他的指点下，官井就在我村诞生了。因全村人都吃这口井的水，所以村民亲昵地称之为“官井”。“官”在这里应是“公共”的意思。官井的水，不仅甘甜可口而且水量充足，据说有一年汤二虎（东北军阀汤玉麟）的部队在这里驻扎，千军万马，人吃马饮，也没吃完过井里的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三道营子盛行打压水井，家家户户院子里都有了自己的水井，但压出的水咸涩难吃，只好用来饮牲口、浇菜，人吃的水仍然要从官井里挑。
　　被风水先生称作“龙脉”的风水，还没等孕育出真龙天子，就被不懂风水的村民破坏了。龙头被埋了死人，龙尾则打了山药窖。村子因地势低洼，平地上挖不了几米就出水，人们只好把山药窖打在北面的小山坡上，而且全村人的山药窖都集中在那里。李俊走了很多年以后，有一个过路的风水先生，仍对此深感惋惜。
　　改革开放后，三道营子青壮年大都外出谋生，村里人口越来越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回村定居。如今，只有留守老人们常聚在官井井房边，晒晒太阳，拉拉家常，偶尔谈及老李俊、大贵院和“龙脉”等话题，也只有在他们的记忆和话题中，这些陈年往事还是鲜活的。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个由李俊亲手创建、存在了一百多年、曾有八百多人口的大营子，也会因整体易地搬迁而消失吧。
 

太姥爷和大贵院
 

　　太姥爷名叫王俊，跟李俊同名不同姓。不知李俊俊不俊，王俊当年可是风流倜傥的俊小伙：身材魁梧，相貌堂堂。1897年，太姥爷生于内蒙古临河县毛庆和乡大坝沟村（可能是今乌拉特后旗大坝沟），但是解放后这里的区划几经变革，现在的地图上已找不到这个地名了。
　　不知听信了什么人的传言，说独石县小河子一带粮食多得吃不完，用来烧火。到了1915年，祖太姥爷——太姥爷的父亲——就带着一家8口人，赶着花轱辘二套马车不远千里奔赴这个想象中的“富庶之乡”。那一年，太姥爷19岁。
　　到了以后，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小河子人跟他们一样吃不饱。他们先到黑土洼，又辗转到小河子、元房子，整整一年都没找到合适的营生。第二年，听说李俊招人开荒种地，就举家搬来，从此在三道营子安家落户，一住就是一百多年，子孙已延续至第六代。来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帮李俊家盖房子，修建三顺堂。
　　有一年，李俊从草地买回一群马，雇来的蒙古马倌吃不惯莜面，日夜想着要离开，所以找个合适的汉人替代蒙古马倌，是李俊的当务之急。过去，大户人家的马倌不仅要会骑马，还要有过硬的马上功夫。恰巧，来自巴盟的太姥爷从小练就了一身漂亮的马上功夫。他去应聘，骑在马上从平地捡套马杆、捡洋钱这些面试科目，太姥爷都完成得很完美。面试通过，太姥爷正式成为李俊家的马倌、车把式兼保镖，并且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一直干到李俊一家搬离为止。太姥爷深得李俊信任，经常出入三顺堂内庭，没少接受东家的周济，也没少吃他家当干粮的卷罗子面（去皮黄莜麦面）拌红糖。在当时的坝上草原，这种面算得上是人间美味了。
 

姥姥家的顺山大炕
 

　　顺山大炕，就是按房山走向盘的炕。姥姥家就有这样的一盘大炕，顺着房子的东山墙，从南窗下一直延伸到北面的一扇小窗下。当时感觉姥姥家的炕真的好大啊，大到占据了堂屋一多半的空间。我和二十几个表兄弟表姐妹就是在这盘炕上闹闹哄哄、吵吵嚷嚷地长大的。
　　姥姥膝下有七个子女，四个女儿全部嫁到本村，三个儿子也都娶的是本村的媳妇。孙子外孙一大群，有事没事常聚集到姥姥家，在大炕上玩耍打闹，看留着雪白山羊胡子的太姥爷，挥舞着长长的蝇刷子，“唰，唰”地抽打空中飞舞打架的苍蝇，听他用西路口音讲过去的事情。
　　尽管有土地可以租种，太姥爷又在李俊家当差，经常贴补家用，可因为人口多，日子过得依然是捉襟见肘。接受远嫁宝昌的姑姥姥的建议，抗日战争期间的1942年前后，太姥爷开起了车马大店。那时，姥爷、姥姥跟前已经有三个孩子，母亲刚刚出生。
　　据大舅描述，当时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姥姥家当时有五间正房，西边三间自家住，东边两间掏空，用来作客房。从东边的屋子进去，屋子中间有一根承重的柱子，右边东山墙下是那盘顺山大炕，左边是一盘通间大炕——相当于整间屋子都是炕（南北长约5米，东西宽约3米）。客人多的时候，头朝里外穿插着睡，可以睡好多人。北墙根下盘着连接两盘大炕的连二锅台，一口直径约1米的大铁锅稳在锅台上，上面盖着分为两半的木质锅盖，锅盖上放着几层笼屉，笼屉上顶着尖尖的笼帽。大锅旁边是一口稍微小一点的锅，同样盖着小一点的两半个锅盖。
　　连二锅台虽连接着两盘炕，却只与顺山大炕烟道相通，只能烧热顺山大炕。通间大炕则与门口左侧一盘锅台相连。大舅说天冷的时候，炕是必须烧热的，因为过去人们穿的盖的都单薄，全靠大炕取暖。为解决因炕太大、离锅台远的地方烧不太热的问题，两盘炕中部炕沿下都留有小灶，用来弥补炕大烧得少不热之缺憾。
　　那时的车马大店，炕上一般是没有行李的，行李都是过客自备，被褥外面裹块毡子或山羊皮褥子就很体面了。有人就随身带一件破羊皮袄，那就是他的全部行李了。
　　客人中既有拉骆驼、赶马车的商贩、手艺人，也有耍猴儿卖艺的、货郎和讨吃子，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有住宿过夜的，也有短暂休息搭肩的。
　　那时，张库大道上拉骆驼跑长途做买卖的人很多，姥姥家灶膛里烧的常是形如栗子的骆驼粪。他们一般都会几人或十几人结伴而行，骆驼背上驮着水果、干货和点心等，一边走一边卖。天晚了，就到姥姥家过夜，人吃骆驼喂都在店里，吃住掏饭钱、店钱，骆驼掏站钱（牲口住店钱）。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店主卖给客人喂牲口的草料，就不能再收取站钱。所以，太姥爷要想卖点草给客人，必须假借他人的名义——这里边的奥妙还挺多。
　　客商们有时要在店里住上几天，边休整，边卖货。有一年春节前夕，姥姥家来了一批大客户，院子里骆驼都站满了，足有二三十头之多。他们是在店里过的春节，人吃骆驼喂，盘费挺长时间。那一年，姥姥家收入颇丰。
　　如果天色还早，还须赶路，客人就只是到姥姥家搭肩，吃口饭，喂喂马或骆驼，短暂休息一下，就又上路了。搭肩就是拍打肩上的灰尘，表示要稍事休息，吃点饭，喂喂牲口，补充点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车马店更像是现在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只不过，到服务区吃饭不用带米面，而到车马店吃饭有时要自带粮食。南方人吃不惯北方的面，就随身带些大米。带什么，店主就给做什么饭吃，只收少量的加工费；也有不带面吃店主家的，那样收费当然要高一些。
　　我们这块儿主食是莜面，蘸咸菜汤汤。当时是按照和起来的莜面收费。饶阳来了个劁猪的，常住店里，给人劁猪换莜面，一顿能吃3斤6两和起来的莜面。
　　姥姥通过长期磨练，练就了一手和莜面的绝活。不用秤，只用手抓，就能和出客人要的面的数量，准确无误，从不失手。面多的时候捏一笼窝窝，面少的时候也能捏出一笼窝窝，不过是窝窝的高低薄厚不同罢了。人多的时候，姥姥一个人忙不过来，太姥爷就来帮忙，他也会捏莜面窝窝呢！客人走的时候，有时要带干粮路上吃，姥姥就给他们蒸荞面大（dài）王(荞面掺点白面蒸的馒头)。
　　姥姥家粮房里有一只两人合抱那么粗的大木桶，桶里通常是姥姥亲手腌制的芥菜疙瘩，那是过往客人及家人用来下饭或做莜面汤汤的。在那个年代的坝上农村，腌芥菜疙瘩是家家必不可少的。只要有咸菜，再难下咽的饭都可以把肚子哄圆。
　　姥姥家院子很大，有牲口棚、碾坊，还竖着几根拴牲口用的石柱子。院门口两边竖着两根石条，每根石条上竖排打着三个碗口粗的眼儿，用木棒两两对穿，就形成三条不太直的平行线，这就相当于大门了。这样的大门挡不住人，却能圈住马和骆驼这样的大牲畜，既简单又实用。
　　姥姥家的车马大店一直开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之前，作为村里唯一的车马店，姥姥家一直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像开会、工作组入驻这样的事，一般都选在姥姥家。五八年时，姥姥家还做过大食堂。村里人都管姥姥家叫“王家店”，农闲时常聚到王家店的顺山大炕上，跟天南地北的客人侃大山。由于太姥爷人缘好，再加上村民同情姥爷早逝，留下年迈的父亲和7个未成年的孩子，虽已入高级社，却没人认真追究王家店继续开店的事，所以王家店能一直开到文革前夕。
　　姥姥家不开车马大店后，仍有一些老客户、老朋友常来落脚，也有顺便探望的意思，所以姥姥家的顺山大炕一直为这些人保留到上世纪80年代，太姥爷去世后好几年才拆除（通间大炕在不开店的时候就拆除了）。
　　作为店主，太姥爷一直很是宽和、厚道。客人中付不起住店钱、饭费的大有人在，太姥爷并不把他们赶出去。炕那么大，闲着也是闲着，只要有家人一口饭吃，也给客人拿一双筷子。灵丘井匠老贾拐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常投奔到王家店里，蹭吃蹭住。
　　有一年，赤城黑河姓卢的一家3口人，不知遭遇了什么困难走投无路，在姥姥家白吃白住4个多月，在顺山大炕上度过了整个冬天，过完年天气暖和了才离开。后来，这家人搬到宝昌，与姥姥家好多年保持着亲密关系。1968年，卢家父亲还特意从宝昌赶来，给已经18岁的大舅说媒，虽最终没有成功，但其拳拳报恩之心可见一斑。
　　太姥爷排行老二，街坊邻居常喊他“二哥”，店里的老客户也喊他“二哥”，包括卢家父亲。王家店里二哥虽已去世三十多年，但一些老客户仍对他念念不忘。2011年，曾有山东货郎明知当年的二哥已仙逝多年，却仍然不远千里前来探望，到王家店旧址寻找当年的记忆，看看二哥已经年迈的孙子。大舅讲到这里时，不无遗憾地说，最后悔的就是没请客人吃顿饭，当时正盖房，太忙了。
　　李俊和大贵院、太姥爷和顺山大炕的故事，已经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甩在后面，但讲情重义、宽和为人的处事之道，已经像3月的春风，浸润到村里的每个角落，成为备受推崇的家风、村风和民风，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世子孙。
 

我家的铁匠炉



打 铁
 

　　昏黑的小屋里炉火烧得很旺，火焰像是跳动的心脏，而“呼呼”的声响则是风箱沉重的呼吸。年长的铁匠手持长长的铁钳子，不停地翻动着炉火中的铁料。猛然间，红红的铁料被从烘炉中迅速夹出，放在铁砧上，顿时把漆黑的屋子照得通亮。稍微年轻点的铁匠朝手心里吐两口唾沫，绷紧全身的肌肉，双手抡起铁锤，朝铁砧上那块通红的铁料砸去……
　　这样的一幕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家的铁匠炉里经常上演。年长掌锤的是我大爷爷，稍长抡锤的是我二爷爷，把风箱拉得“呼呼”作响的是我爷爷。哥仨是从山东过来的。因生活所迫，大约在1926年前后，有铁匠手艺的大爷爷带着两个弟弟到塞外谋生，在三道营子安家落户开起了铁匠铺。那时候，人们的生产、生活是离不开铁匠的。庄户地里用的锄、耙、镢子、铁锨、斧头和犁铧等，生活中的菜刀、剪刀、锅铲和门环等，都是靠铁匠打制而成的，所以，那个年代铁匠自有其生存空间。
　　但是，当铁匠又是很苦的，又脏又累不说，还挣不了几个钱，连对象都很难找。那时，曾有《铁匠娶妻》的歌谣唱出这一悲惨情景：“有女不嫁打铁郎，成年累月守空房；正月初三打跑铁，出门带的狗干粮；临走缺少盘缠钱，跪了二叔求大娘；走了一载无音讯，愁得青丝挂寒霜。离家两岁不捎钱，家中老少炊断粮。出走三载无踪影，料定尸骨埋他乡……”
　　幸亏，爷爷娶到了赤城黑河的奶奶，否则，世界上就没有我了。二爷爷后来回山东娶妻生子，过上了不少炊也不断粮的日子。这样看来，那时铁匠炉的收益还不错。只有大爷爷，因错过了结婚最佳年龄，终生未娶，在给两个弟弟都成过家后，终是尸骨埋他乡，没能再回到他的山东老家。
　　解放后归了集体，大爷爷去世，二爷爷回了山东老家，我家的铁匠铺就名存实亡了。但是铁匠炉却一直保留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拆除。父亲是我家铁匠手艺的唯一传人，也是最后一位。他从小耳濡目染，再加上聪明好学，自然就掌握了这门手艺。街坊邻居找父亲帮忙，他从不推辞。我小时候放学回家，常常看见铁匠炉燃着红红的火焰，不时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那是父亲在利用农闲时间，义务为乡亲们打制刀具、铲子这类小东西呢。作为铁匠，父亲最得意的作品就是我家现在还在使用的菜刀——用上好的钢材打制，刀背呈弧形，刀刃锋利无比，比市面上买的刀好使得多——无论是造型，还是质地，这把刀都是世上独一无二的。
　　如今，年近耄耋之年的父亲，仍然生活在三位爷爷初来时筑造的院子里，当年做铁匠炉、如今做柴房的小屋仍在，只是再也看不见三位爷爷的身影，再也听不到“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了。似乎一切都变了，又仿佛什么都没变。

(责任编辑：红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