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包沟_沽源网--沽源门户网站

　　河包沟村是沽源县高山堡乡西壕堑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位于沽源县城西北20公里处，距乡政府所在地高山堡6公里。现有住户45户，人口154人，常住人口不足40人。
　　民国初年，最早是胡姓及其娘舅李姓从坝下的阳原县迁入此地。李家祖上是大户人家，在清朝初年有先祖曾在朝廷为官。清末，为了佑护家族安全，躲避清廷覆亡可能给家族带来的隐患，李家族长决定率领族人向北迁徙。一族人沿着坝上草原的车辙一路行走、一路寻觅宜居之所。在一个天高云淡的初秋，一行人在一处脑包山的北侧落了脚。放眼望去，山下是几十里的开阔草地。兰花草、马莲花、淡粉色的打碗碗花，一直蔓延到脑包山下。草地上，清澈见底的河流在自由欢唱。北面是连绵起伏的高原丘陵，丘陵上生长着层层叠叠郁郁葱葱的杏树。当时的风貌完全可以与卡斯布罗集市歌词中描写的“那儿有清香的芫荽和紫色的百里香，在青草茂盛的山坡有飞鸟掠过”的情景相媲美。
　　“背靠高山脚蹬船，辈辈出高官。”从风水学角度看，这里也是得天独厚的宝地。“好，就在此地安顿了！”李老太爷捋了捋胡须说。
　　为避匪患和防止前后山水及滑坡的危害，选择了一块相对平坦且地势略高的地方作为村基，并在四周挖沟筑起了高达两米左右的围墙，李姓、胡姓一族人在此安居下来。围墙的筑建使得沟渠外的河流愈发饱满，呈现出一幅青山环抱、绿水绕郭的美景。李老太爷为新的村落取名为“河包沟”。几年后，阳原县金家庄乡的近亲张姓、池姓、刘姓和阳原同村的宋姓、贠姓、石姓等几个家族的陆续迁入，使得村落自西向东逐渐扩展，在解放初期增加到二十余户人家。其中张家在阳原时世代是私塾先生，得益于家庭的文化教育，张荷老人精通自然地理，熟络风水民俗，在50年代就成了村里的风水先生。这一技艺也曾被笔者一度视为迷信的产物。待真正了解了自然界的生态循环和世俗民情后才明白，风水先生其实是用一半神秘的信仰和一半科学的理论维系着村落和族人的心态乃至生活起居的安宁。
　　生产队成立之初的50年代后期，河包沟村被编入西壕堑大队。整个西壕堑大队按地理位置的顺序，共分为8个生产队，河包沟是五队，村里的每位农民都是“社员”。河包沟生产队设有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记工员，还有妇女队长。队长由河包沟社员推举或由大队任命，其他负责人以推举为主。当时队长、副队长、会计、记工员和出纳每年有适当的工分补贴。所有社员由生产队统一调度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生产队时期标准工作日一般是普通劳动一天8小时，颇似现在上班族的规律。作息时间依照季节由生产队管理人员自行商议调整。上午劳动时间多为8:00—12:00；下午劳动时间依照各个季节而定，春秋二季多为下午2:00—6:00，冬季1:30—5:30，夏季2:30—6:30。报酬以工分形式体现，生产队根据当年社员所获工分多少进行分配。工分标准的制定各地大同小异，工分报酬为两种形式，即针对普通农业劳动的标准工作日报酬和针对农忙时节或特殊劳动项目的定额报酬。具体到每个劳动者的工分档次由生产队负责人会议核定，当时的队部设在村子最南面的两间土房里。有时，对村负责人会议的核定出现异议的，则要通过生产队组织的社员大会集体审定。“普通劳动”指劳动强度不高，如饲养牲畜、食堂做饭等一般事务性的农业劳动。记分基准以每个标准工作日一个壮年男性劳动力为最高，多定为10—12分，即有的生产队壮年男性劳动力报酬定为10分，有的定为12分。学生，指高中或以下已经有劳动能力的孩子，利用周末或寒暑假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16岁以下孩子的工分以成年劳动力工分的二分之一计算。文革后期，还沿用了几年划道子的记工方法，一道子按10分计算，成人出一天工画一道子。“干活挣一道子”成了那几年社员的口头禅。
　　河包沟的土地30%是坡梁地，位于村南脑包山东面的山梁上。最开阔的一块地叫瓦窑厂，因为50年代中期西壕堑村在这块土地上建砖瓦厂而命名。60年代末期为预防国际交往中政治突变可能引起的争端，西壕堑大队组织民兵在瓦窑厂地下开挖备战防空地道约五公里。一直到80年代末期，这条防空地道依然保护完好。其余70%是盐碱湿地，当地人也叫二阴滩地或下湿滩地。在70年代中期雨水丰沛的年份，每到初秋，田地里蓄满了雨水，水苇草、披碱草和小麦、莜麦混生,给田间劳作带来了额外的难度。那些顽固的水苇草和披碱草根系发达，缠绕相连，久旱逢雨会急速蔓延，比庄稼具有超强的生命力。水苇草长在水塘边是“微风初起，蒹葭苍苍”的风景与诗意，而混杂在庄稼里却有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般的顽固，也是导致土地减产的主要因素。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河包沟村长达80年的土地耕作史，也是持续和水苇草、披碱草争战的历史。直至村东的下湿滩耕地在90年代末期退耕还林还草，这些水苇草和小麦、莜麦等大田农作物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披碱草却因退耕还草政策的保护，又春风得意起来，且大呈燎原之势。
　　每个秋末是庄稼人最繁忙和充实的季节，所有的农作物都分门别类地码在集体的大场院上。河包沟村的场院在村子的最南端，占地约四千平方米。秋季打场得夜战加班，工分同样按照加班时间折合正常工作时间计算。大人们夜间加班脱粒，场院也成为孩子们在秋季首选的娱乐场所。相比冬春猫在有骡马粪便的马槽里和黑咕隆冬的磨坊中藏猫猫的游戏，秋季的大场院应该算作孩子们娱乐的天堂。也有玩至兴酣，从刚刚脱粒完的松散的麦秸堆上跌下来危及生命的事情发生。
　　对于年幼点儿的孩子们，最快乐的莫过于偷偷爬上垛顶，窝在新麦的清香中，抱一本《西游记》或《水浒传》之类的小人书，借着场院上空昏黄的马灯光和中秋的月色以及轰隆的脱粒机声幸福至午夜,和散工的大人们一起回家。
　　那位被村里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都称呼为杨大姑的老妈妈现在已经83岁，她不仅是村里生产队时期的干活能手，压粉条的技能在全村也无人可比。生产队时期社员割地，她总是把其她妇女都远远地落在身后；积肥、送粪、装车拉庄稼、场院里扬场等重体力活都不亚于一个健壮男人。这位胖墩墩、圆圆脸蛋上镶嵌着两团红云、弯弯眼睛里永远荡漾着笑意、走路如风般的杨大姑，在每年一进入腊月就忙得不亦乐乎，河包沟村家家户户灶台上都要转个遍。在水汽氤氲、热气蒸腾的简易厨房里，她用强壮的手臂把每家每户的山药粉和面压制成溜光细长的粉条。论粉条的柔韧和劲道程度，其他人是远远无法企及的。因此，杨大姑的繁忙，成了河包沟村新年临近的一个标志性的温馨符号。村里人为了能早一天邀请到杨大姑去自家压粉条，都提前预约，有的甚至偷偷把她的法器——压粉条的饸饹床子搬到自己家。不过慢慢的，在村里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人们自动排队，如候车一样，等着搭上杨大姑的压粉条列车，直通新年的盛宴……
　　河包沟村虽然只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落，但是就像一只麻雀，虽然小，却五脏俱全。正因为它的小，各个年代里的特殊故事和人物显得更加明朗。
　　河包沟村生产队队长张志瑞，在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每年秋末都要带着全村青壮劳力去内蒙古太仆寺旗、白旗等自家亲戚所在的锡林郭勒草原（当时村里人称作后草地）打草。青草是骡马牛羊等家畜、尤其是怀崽牲畜越冬的宵夜。河包沟村随着六、七十年代的人口倍增，加速了耕地的开垦，草坡日益缩小。为了保证所有牲畜整个冬季健康安然，顺利完成来年的春播，后草地的青草是全村人对来年丰收的依赖与期盼。河包沟的打草车队每年白露前后都会出现在风吹草低的茫茫大草原上，往返一趟最少要半个月，途中多次遭遇过狼群袭击。
　　河包沟这座小小的村落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迟疑过前进的脚步。村里在解放初期就办起了扫盲班，由后来到公社信用社工作的池满老师教识字。扫盲班基本都在晚上，村里所有没上过学的已超了学龄的人不分性别不论年龄都在扫盲班里认识了千八百个字。60年代后期，原来的扫盲班变成了小学校舍，由西壕堑民办教师付崇礼、李国歌、王凤兰等临时任教。70年代初期，张家口、宣化下乡知青侯宝林、王振武等人先后在河包沟小学任过教。这些知青让河包沟村有了正规的教学和清脆的普通话读书声。
　　60至70年代，随着各家各户迅速的添丁进口，到70年代中期，村里人口增加到130多人。
　　90年代末期，国家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后，村子周围生态逐步恢复到五六十年代时期的景致。冬天的雪又格外殷勤了几分，尤其是2012年冬季，出现了50年未见的大雪，草场平地处平均厚度达一米左右，村前的脑包山像是披上了厚厚的白色棉袍。次年春季随着气温回升，脑包山上的雪线次第下移。脑包山露出了黝黑的面庞，雪水在脑包山的足部汇合，在四月某一个阳光无限好的日子里一股脑倾泻到村南的草滩之上。那条曾经丰润了小村六零后、七零后孩子们生命记忆的、神奇的母亲河再次奔流于滩涂之上。雪水漫过之后的2013年夏季，兰花草奇迹般地复苏。“那儿有翠绿清香的芫荽、迷迭香，紫色淡雅的鼠尾草、百里香，那儿还有我曾经真心深爱的人，请代我捎给她一份深深的祝福……”
　　温馨熟悉的旋律一定还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流转，歌声里包含着多少人对故乡母亲的怀念和祝福。村里的老井还在，胡家的老房子还在，但是随着农村蔬菜种植的大面积推广，乡村经济的日新月异，村南用了近百年的老井已经基本废弃，老井旁用来供给牲畜饮水的石头水槽已不复存在。天然溜冰场上拖着鼻涕与寒风共舞的孩子们多已天各一方。
　　2016年，河包沟村被列入沽源县扶贫搬迁计划名单，在不久后将并入西壕堑村。河包沟这个小山村将从沽源的行政区划图上消失，也终将成为回忆，成为无形的遥远。但是那些旧事，那些与村庄一起共欢乐、共奋斗的祖父辈们的创业史却是这个村庄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村庄无论搬迁还是消失，都不会带走这片土地。土地里早已与泥土润为一体的先祖的尸骨，滋润着这片土地上的万物，正在成为土地的一部分。或许某一天，你还会翻起关于这座小村的回忆，翻起你我不会老去的故事……

(责任编辑：红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