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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背景：

    ■ 今年央视春晚请“外援”冯小刚导演，冀图挽回收视率下降的颓势，但近有媒体报道，今年收视创下十年来新低。冯小刚被指借春晚替“华谊”利益输送。

    ■ 1983年，首届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在央视播出，节目时间持续4小时10分至5小时左右，直到凌晨1时，节目最后以《难忘今宵》合唱结束。

    ■ 春晚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主要是赵本山等人的小品、费翔等人的歌。1984年央视春晚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吃面条》，标志着小品诞生。

    ■ 春晚标志性人物是赵本山，其连续多年蝉联央视春晚“小品王”。连续21年上春晚后，赵本山于2012年退出春晚。

    ■ 央视春晚自1983年开播以来，每年吸引数以亿计的观众收看。根据权威部门统计，2000年前春晚收视率高达60%以上，此后逐年下滑。2008年之后的五年，收视率稳定在30%上下。

    ■ 2006年春节，各省市电视台，只播央视春晚的现状开始发生变化，不少地方台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有实力的地方台干脆播出自己的春晚。上海东方卫视组织了 一台《全球华人新春大典》，在大年初一晚上播出，李玟、成龙、章子怡等100多位全球华人明星献演节目。湖南台也不甘寂寞，制作了一台由李湘、曹颖、何 炅、汪涵主持的春节晚会。

    ■ 2010年虎年，央视春晚广告费近6.5亿。光一个零点报时，2011年收入5720万元。央视提倡节俭办春晚，但有人士估算，今年央视的广告收入应该依旧在6亿元左右。

    国人缘何需要“联欢”？

    一个共识是，春晚源于春节娱乐的匮乏。春晚诞生的年代，人们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娱乐生活一片凋敝，节日娱乐也无处找寻。人们砸毁了各种宗祠，抵制 了诸多传统，不再像旧日过年一般祭祖上香，生活水平也逐渐上升告别了“过年吃顿肉”的窘境，在这样的情境下，人们需要一个联欢的“理由”和“载体”。

    即使以现在的眼光看来，春晚的“洪荒时代”仍显得朴素而诚挚。“联欢”的概念虽然模糊，却也有“适当”的表现形式：在播出端，演员们和观众们围桌而 坐，歌手从观众席走到台上，唱完一曲又回到座位继续欣赏他人的节目，与市井巷陌的群众联欢无异；而在收看端，由于彩电的普及率尚低，一些民众走家串户和邻 居同事一起欣赏春晚，老人们攀谈不完，孩子们穿来穿去，“联欢”在一方屏幕前就已然完成。

    此后十几年，春晚像一个懵懂的孩子逐年染上恶习、也引来骂名，“联欢”的概念也同样变得踪迹难寻。一方面，民众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电视家家普及， 过年时邻里互动减少，“联”字消弭；另一方面，民众对春晚的期许逐年上升，老演员江郎才尽，新演员难以登台，“欢”者也逐年离我们远去。

    毁灭“联欢”的三个因素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进行了探究和哀悼，让人们“娱乐至死”的不是别的，正是电视。可春晚作为同时代中国电视作品的代表作，却在那个年代离“娱乐”渐行渐远。

    政治的、经济的逻辑相继介入，使得春晚成为一种摇摆于“江湖”和“庙堂”之间的节日联欢实践，这种实验必然是失败的，近年来诸多成功的电视节目已然证明，“意识形态的侵蚀越少，商业因素直接参与的越少，娱乐大众的程度越多。”

    学者王列军在10年前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从政治学的角度观察，春节联欢晚会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在电视上举行的表现性公共仪式。一些仪式和表演都是明显带有政治色彩的，在很大程度上，春节晚会成了一种仪式化的权力实践。

    早年的春晚并没有被赋予意识形态色彩，市场经济扮演的角色也埋藏在文化娱乐的包装之下，这样的春晚必然会展现出一张“诚挚”的脸孔。而如今，在感动 整个国家的教育意义与商业侵入的硬软广告的联合攻势下，“联欢”的命题逐渐被更为“家国天下”或“市场逻辑”的主题所取代。可以说，春晚步入中年之后， “联欢”已既不是它的“方式”，也不再是它的“目的”。

    除以上两个要素之外，城市人口的孤独化也让“联欢”变得无处生根。市场经济的利益竞争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礼貌的隔膜，而“联欢”的基础是沟通和联系， 失去了“联”，“欢”就没了基础。从传播学上看，随着电视终端和电视节目数量的增加，“看春晚”早已不再是民众期待和选择的顶级娱乐。再毁灭“联欢”的三 个因素包夹之下，最终让春节晚会的“联欢”的逻辑土崩瓦解。

(责任编辑：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