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政策的初衷其实是释放善意

    基于两个现实，筛查精神病患者的工作不可不做

    今年，精神病患者杀人、伤人事件频发，如“遵义男子杀村医因患精神病获释，10年后再夺两命”，北京广渠门、家乐福相继发生精神病人杀人事件，广州、郑州、福建等地也陆续发生精神病人伤人案件，尤其是此类案件多发于今年夏季，还曾引发过精神病人暴躁是否和气温有关的讨论。

    昨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郑州各社区要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患者的新闻，更加惹人关注。但是在评价这件事之前，我们需要搞清楚两个背景。首先，我国精神病发病人数确实是个庞大数字。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9年估算，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由于我国大规模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只有两次（1982年和1993年），这20年来，大规模调查的缺位，使得目前的精神疾病发病率等基础数据并不可靠，但是，学界认为，精神病的发病率国内、国际相当，都是成年人口的1%左右，而中国总体上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学界公认已超过17%。

电视剧《北京青年》中王丽坤饰演的精神病人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由于“差钱”、法律和医院，都拿精神病患者没辙；由于及时发现精神疾病患者机制疲弱，使我国目前仍有70％左右的精神病患者没有接受治疗。这就让治疗和管理精神病发病人群（和潜在人群）的责任，很大程度上转由发病者亲属承担，患者或被家人长期禁锢，或流落街头，成为散落在社会中的“不定时炸弹”。无疑，这些“炸弹”严重威胁着公共安全，同时这些患者本身的自由乃至生命安全也得不到基本保障，甚至受到侵害。

    在这两个背景下，卫计委决定向国外学习——推行社区管理，国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尝试社区管理，即病人尽量生活在社区，由社区来提供精神卫生服务。要想开展这项政策，先要社区进行精神病患者的筛查工作，这样才能确定目标人群。

    于是，自2004年就开始酝酿的“686”项目即“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启动，将慢性、恢复期的重性精神病人纳入社区管理，由社区进行定期随访，指导患者服药，向患者家庭成员提供护理指导等服务。郑州市在社区开展筛查重性精神病患者的行为，就属于“686”项目的一部分。

    在总体上给出重性精神疾病检出率，并不失当

    在“686”启动后一个月，原卫生部又印发《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办法》，之后又出台考核评估方案等一系列措施。这些部门规章都是为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精神卫生法》配套，意图编织一个遍及全国的治疗管理体系。

    2012年7月6日，国家卫计委下发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考核评估方案》，按照卫计委要求，全国各地均开展了重性精神病人筛查工作。在这份评估方案中，在“工作效果”中“患者检出率”一栏，给出了东、中、西部省份的精神疾病患者检出率要求，但要注意，这个规定的患者检出率，是针对省或地级市一级而言的。

    有人认为，将硬性指标纳入某种疾病的统计排查中，很荒诞。实际上，给各地规定的重性精神病人筛查指标，是按照人口基数和重性精神病的发病率给出的，并且制定的标准非常低，远低于实际存在的病人数量。以郑州为例，从总体上看，迄今为止郑州市“686”项目上报了1万多名确定诊断的重性精神病人，但按照重性精神病在全国的发病比例（千分之三），上报数字与郑州市900多万人口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

    对于重性精神病而言，在样本容量足够大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这样的估算。根据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说法，重性精神疾病的发生与遗传等生物学因素关系比较密切，随着生活条件改善，人口寿命的延长，患者人数也会相应地增加，但与地域、种族、经济发展水平关系不大。这意味着，在部分地方，重性精神疾病发现率很低，很可能是因为当地大多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未被发现，而不是没有。卫计委基于这个因素，给出了低于平均值的检出率，并没有什么问题。

    善意被层层摊派成了恶意

    郑州把全市的指标摊派给各个小区，就容易出问题

郑州卫生局要求各社区每千人找出两个重性精神病

    “目前我们登记的病人才12个，”郑州市丰产路林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黄琳琳说，“按照要求，应该完成的指标是71个。”这样的话一出来，自然让人观感很差。

    卫计委的要求，是郑州市需要筛查出重性精神病患者的总指标，这个总指标在设计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余量，肯定低于郑州实际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数量。但郑州卫生部门有什么方法可以确保完成任务呢？最稳妥的就是让具体执行的郑州市各小区，都按照这个标准来，这样总量不就肯定完成了吗？

    上文已经提到，在样本容量足够大的情况下，重性精神病发病率可以有一个较为稳定的估值。但是具体到某一个社区，发病率肯定也不会雷同。这就好比要求在郑州找出50%的男性，这是合理的；但要求在郑州的任何两个人中找出50%的男性，这就荒唐至极了。郑州市卫生局下达的各小区常住人口2‰的重度病患指标，肯定会让一些小区“找不齐”、“凑不满”，无法完成考核要求。将指标如此细化，似乎有可操作性，甚至连问责考评办法都是现成的。但不难设想的是，如果社区不幸找不到指标所规定的重症精神病患者，那么，为了应付考评，只能去想别的办法。

    层层摊派背后，是敷衍了事、不解决真问题的丑陋官场作风

    之所以寻找患者会被层层摊派，不过是相关部门的惯常做派罢了，当各种政务都只需简单的按照数字分解到基层，并以此作为考评问责的办法，熟门熟路的伎俩被操之即来，用于重症精神病患者的寻找，也就并不意外。

    而这种轻佻的工作作风，难免会让人联想到，如果一个社区的重症精神病患者远远不止2‰，那么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找够2‰后，“反正完成了指标”，他们会有动力去筛查和服务所有的重症精神病患者吗？

    归根结底，统计重性精神病患者的目的不是在于统计，而在于救助。如果说只是为了应付上级考核，那么这种凑数也就只是一时的敷衍，不足深虑。

    也是这种官场作风，让“被精神病”的担心不多余

    网友对于这场“寻找精神病人”的行动，担忧主要在于“被精神病”的风险

    这样的担忧，因为以前一些恶性新闻的发生，让人无法指责是无稽之谈。一方面是为数众多的精神病患者未得到有效收治；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正常人被扣上了精神病的帽子，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

“收治”访民的通知

    在上面这张图中，公安局仅仅根据一个人言行异常，就“证明”其精神分裂症复发。而这个人被“收治”的真实原因，是他举报了当地官员。

    今年实施的《精神卫生法》理论上杜绝了“被精神病”

    上述案例，应该被一部法律所终结。从1985年启动立法工作，到2012年终获通过，2013年5月1日实施，《精神卫生法》走过了将近28个年头。《精神卫生法》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只有在发生“有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的情况下，监护人或家属才可以强制将其送诊。被强制送诊的患者经医生确诊后才可以住院，医生的诊断受到多重规范，可防止误诊。

    所以，在这样的法律保证下，网友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

    但再好的法律也需要人来执行，公务人员的行为仍是决定因素

    可惜的是，一部法律的出台并不能一劳永逸。今年发生的广西藤县“飞越疯人院”事件，就让人怀疑《精神卫生法》有没有得到良好的执行。上述公安局“收治”“精神病人”的《通知》中，也充斥着对法律的曲解。

    如果公务人员的执行不规范，他们可以曲解筛查政策变成摊派，又如何保证他们不会曲解法律，把非重度精神病患者变成重度精神病患者来凑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