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袋常荫槐对张学良也非常藐视。在一次高级会议上因张稍顶了他两句，他竟当场指着张的鼻子辱骂道：“鳖犊子，你懂个屁!”还常对左右讲：“所有的车辆都归我管，小六子算个鸡巴，他管不了我!”杨、常二人结党营私，大事小事都自作主张，很多事情都是先办后再找张签字认可。

如常荫槐建山林警备队，杨不仅从自己的军工厂送去军械，还向捷克订了二万支步枪。如此重大之事，二人均不事先报告张学良。当张查问此事时，常竟拍着桌子大声说：“扩建林警队我早就批完了，还请示什么?”把张学良抢白得半晌无语。杨、常对待最高行政军事长官如此，对其他拥戴张的元老则张口就骂、举手就打，而鉴于杨、常势力的急剧扩大，东北各地的元老们也只有敢怒而不敢言，只好暗地里向张学良谏言。

张学良与杨、常的最突出的矛盾还是表现在东北易帜问题上。张学良站在朴素的民族主义的爱国立场上，主张易帜南京，统一山河，共御外侮;杨、常则竭力反对，原因是：一旦易帜会破坏他们早已取得或即将取得的个人利益。因此，在张决定易帜的问题上，杨、常二人带头煽动反对，甚至谩骂。但张还是冲破了重重障碍于1928年12月29日向全国通电易帜。

赴寿宴少帅蒙羞

1929年1月5日，杨宇霆借其父祝寿之机，在其私邸(小河沿青云寺胡同)参议府内大摆寿宴。东北各地的官员及元老重臣也都备了重礼前往祝寿，以博杨之欢心。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皖系军阀，北伐后垮台)担任总招待;曾任国务总理的潘复，亲到大连迎接京剧名角程砚秋到杨府唱戏;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及关内的所有实力派都派代表前来祝寿。日本政界亦派了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町野武马等为代表来凑热闹，总之祝寿的盛况在当时的沈阳确属史无前例。

张学良也不能例外。他备了重礼，即金条30根，崭新没开封的光洋(银元)二万块，亲往祝寿。当他步入大客厅时，参加祝寿的东北高级官员正在赌钱，张的侍卫副官谭海高声喊道：“副总司令到——!”少数人略欠欠身子，多数人只是坐在原处目视了一下，接着旁若无人似的高声嚷叫继续赌钱。而杨宇霆步入客厅时，那些文官武将则全体肃然起立，鸦雀无声。杨示意众人落座时，来宾才敢坐下。对张学良亲往祝寿，杨宇霆竟以普通的礼节待之，连手也没握，只是说了句：“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吃过饭再走。”短短两句话后便转身招呼别人去了，对张的态度竟与普通宾客无异。张呆了不到一刻钟，便率队回到了帅府。半宿没有讲一句话，显得异常烦躁。

天将拂晓，张终于按捺不住，向夫人于凤至说了除掉杨、常的想法。于坚决反对，苦口婆心的叨念起杨、常曾对张氏家族的好处和功劳，以及二人并无兵权，不至于……

张闻言一时犹豫，也就暂时打消了处置杨、常的念头。但到了1月10日下午，张对杨、常问题的抉择，忽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张学良卜卦定杨、常

1月10日午后3时左右，杨宇霆、常荫槐来到帅府求见张学良。要求成立所谓“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二人还带来了事先拟好的文件要张签字(张事先并不知晓)。张学良表示：东北刚刚易帜，甫经安定，涉及外交之事，应上报南京政府，不能草率，当从长计议。如杨、常此时稍有自知之明，应到此止步了。可他们却固执己见，继续纠缠，坚持非签字不可，张仍然委婉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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