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刘文典长期潜心研究《庄子》。一九三九年上，他推出了十卷本《庄子补正》，轰动了学术界。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地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以陈寅恪当时泰山北斗的地位，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刘文典也自信不已，在不同场合毫不掩饰地宣称：“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某人，其余半个……”其余半个呢?这就不好说了。

除过讲《庄子》，刘文典讲《红楼梦》亦是一绝。有一次，吴宓要讲《红楼梦》，刘文典也就近找了个教室，对着讲《红楼梦》，和他唱对台戏。

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下面除了有百十号学生，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回去后，此人在日记中写道：“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此人就是当年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尔后，吴宓日记又一次写道：“听典露天讲《红楼梦》。”要知道，刘文典可是他吴宓的对头呵。

确乎如此。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暗笑不已。

课堂上，刘文典时有妙语。他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诸生不明所指，他解释说：“观”乃多多观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诸生恍然大悟。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此情此境，此人此事，俨然是魏晋之遗风。魏晋风流，此之谓也。

其实，刘文典性情枯涩，除了读书治学，他只爱好一口云腿(云南火腿)，一个云土(云南烟土)，人称“二云居士”。清华迁到云南后，当地盛产的云土，实在是让人们饱了口福。怎奈当时教书匠实在是穷，饥不择食。有一次，他实在是穷得不行了，忍不住就私自跑到中越边境的地方给一个生意人做笔杆子，为其母撰墓志。在那里吞云吐雾了四个月之后，他才带着进账的五十两银子回到学校。不承想，他居然被系主任闻一多逮个正着。闻、刘本来就不是一条心的。这可好，回来就让刘某人下岗了。

刘也着实不客气，大闹起来。陈寅恪也帮着说情，无果。刘遂卷了铺盖搬到云南大学去了。“联大”解散时，闻一多遽然下世，他刘文典还活着。别人都回清华、回北大、回南开去了，独他一人还窝在昆明。料不成，这一窝，他往后就要在这里打发余生了。

建国后，在领导的关怀下，刘文典成为云南省仅有的几位一级教授之一，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当时全国大禁鸦片，可人们却异常宽容地允许了刘文典的这一口爱好。后来，为响应政府号召，老汉终于摔掉了那根大烟枪。他开始改抽“大重九”。此物当时是三千元一包的名牌，一般人自然消受不起，只有他还抽得风风火火。不少学生趁机揩油，一边和他搭讪，一边就摸他一根烟。他瞥见了，只是嘿嘿一笑，不以为意。他依然是那个受人拥戴的刘文典，直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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