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撤张北大县，原来沽源并去的人员各回各县。
我父亲调到三号地批发站。我们雇小西营村岳叔叔的三套马车，路经两天，把我们拉到三号地公路东边数十米的陈家院，据说过去是个店。
残缺不全、不足腿高的院墙，围着五六亩大小的长方形院子，靠北边有一排小矮房，最东边两间住黄姐家，两口子都在供销社上班。挨着两间是房东陈叔，一间开剃头房，一间住人。过来是我们租的两间。西边三间，其中塌了一间半，檩子都在外边露着，窗台离地面一尺多，矮到伸手够见房檐头。推门进屋如同下了山药窖，防寒。
出大门就是一条马路之隔，门朝西开的食品库。把收集来的猪、羊，兔加工后装箱，还有鸡蛋装箱，源源不断运往张家口外贸。秋天收的鸡也是如此。
我们院东是防疫站，检测从内蒙南下的马、牛，羊。往北大约200米是后围子，用土夯起来的方形围墙，足有两层楼高，四角各有一个土炮楼，外面看很坚固。我进去过，因为它是我父亲单位的土产批发站。但没上过土楼，感觉院子很深，阴森森的。
后围子正北有一排房，具体占地多少不详。这是日伪时期的警察署，署长叫刘启金，又是巡官，二号地人氏。刘家可谓是这一带的大户，关于刘家的传说很多，这里不赘述。
就是日伪时期，也有年代感。与警察署隔一条马路，在笔直的路两边，各有一套砖瓦小院，院中各有一棵很粗的大榆树，并且都有东西耳房，很讲究，干嘛用不详。
后面是烟酒批发站。
它们都与三号地村接壤，离村数里有一个盐淖，远远望去，一望无际的沙蓬棵和咯针，秋天咯针上结出黑色果实，口感甜酸。实际上它是珍贵的黑枸杞。在它们之间呈现出波光粼粼的一片淖。不时看见水鸟飞来飞去。
后围子的公路西面，是内蒙汽车站。沿公路南行不足一公里的地方，路东是属河北汽车站，一站一人，大头杨站长负责从张家口走后道到沽源、到宝昌、多伦的车。路西有个小饭馆，老宋是主厨，站长侄子小杨是厨副，两张桌子四条长板凳，设施虽简陋，生意却兴隆。南来北往的，还有下边营子来这里拉货的，更有趣的是蒙古人来这里如同进了大城市，到饭馆来一瓶青梅酒，嘴对嘴，咕咚咕咚瞬间进肚，喝到烂醉为止，那种满足感无以言表。歪里歪斜的上马扬长而去。小饭馆西侧隔壁是批发站办公室和煤场，还有公社的政府机关。出公社南行50米，左边是邮电局，右边是供销社的三大门市部，百货、食品、土产，接着就是医院。供销社马路之隔是粮库，每年秋天，各种车辆来交公粮。三号地是贸易中心区。我们家所在地的院里院外，长满了一尺高的沙蓬，就地拔倒晒干可以当柴烧。拣粪的任务交给我了，不知谁出的主意把小笸箩穿根绳当筐用。我一手拉笸箩一手拿粪叉，每天穿梭在食品库和后围子之间。一暑假下来，小笸箩磨露底了，院子的粪成堆了。
三号地的学校在医院的西南，与粮库一排，前后共两排只能容纳一三、二四复式班。五六年级到李旺营子上学。我上四年级，每天往返大约两公里。三哥去李旺营上学，姐姐在西辛营供销社上班，二哥在当地修配厂。小日子过得还算惬意。
一天，父亲回来说：“要下放供应户了”。当时听了有点傻，盼望已久的回平定堡的美梦破灭了。于是决定，把南街的两间五檩四挂的大正房，连同东西，还有三年的房租都都没要，200元就处理给赵麻叔了。
深秋，决定相应国家号召，下放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石门沟。
2
距离三号地偏远的、较大的村，同样设有供销社。常年固定一人一皮车，送收来的鸡蛋和羊毛，拉回来的是日用小百货。像猪、羊还有鸡，食品库会定时来收，范叔是专为石门沟供销社长年累月拉货。
一天，范叔专程给我们搬家，带我们去30里开外的石门沟。穿过二号地和九连城，出村直奔西南方向。路南要经过三李旺、东白沿沟和西白沿沟。路北是离三号地7公里的李旺营和十三号、胡狼沟。
抬眼望去，远处是连绵起伏的丘陵，从三李旺到小西营向北，路经胡狼沟然后一直延伸下去。我们随车颠簸了两道梁，穿过小西营到达山根底。只见眼前一个大陡坡挡住去路，唯一的办法是人下车，然后马拉着一车的东西爬坡。于是范叔让所有人下车，休息片刻，范叔边吆喝边挥着马鞭给马“加油”，我们搀着小脚母亲随车同行，人困马乏，终于坚持到中途停下喘口气，然后，一鼓作气上到山顶。
石门沟立马出现在眼前，这时我们上了车，伴随着吱扭、吱扭的刹车声，沿沟壑缓缓地溜到坡底，进了村。
石门沟三面环山，南梁、东山、后山，西面出口是一条通向金锁营子的路。沟口有一块大石头，立在村口处，类似门，故叫“石门沟”，石门沟石门沟，顾名思义，沟多，石头山多，沙性土地，据老人讲1919年建村。
供销社在村前。以大榆树所在的东西路和经过当街井的南北路，这个十字路把石门沟划分成了四个生产队。
学校坐落在第一生产队的东北角，学校临街，前排两间教室，后排中间两间教室，西把边一间办公室，一间女教师宿舍，东边一间是男教师宿舍。西耳房挨着学校大门的两间房，这是食堂做饭师傅的屋，其余几间是学生宿舍。教室的桌子就是泥台子，所谓的凳子是在泥墩子上搭个木板，唯独的一张小课桌是老师的讲桌，班级基本都是复式班。
学校虽然简陋，但老师却是科班出身，有柴师的，也有张家口师专毕业的等等，这在当时来说尤为珍贵。
我们家落户到第四生产队，位于南梁与东山形成的水沟，和东山与后山形成的水沟的交叉处的圪梁上。我们家租的一间房是与别人家同走一个堂屋。
石门沟是出美女的地方，就说四队苑家吧，他家哥六个，共十几个女孩，有一半以上可以称的上是美女。还有刘家、邢家、孙家，一队梁家姑侄女等都是美女。但是大部分的女孩不念书，个别念书的超不过四年级，到结婚年龄就嫁人了。我们同龄人走出来的就我和苑连秀。
那个年代，土地贫瘠，家庭人口又多，几乎家家是一年口粮半年光。毫不夸张的讲，没炕席的人家大有人在，用白面糊与碎麻搅和在一起，刷土炕当席用，就更谈不上铺褥子了。自己拓拈的泥瓮是家家盛粮食的主要器具，要说我们家的堂柜，在当时来说属于高档家具了。
3
三年自然灾害，我们的到来无疑给生产队增加了负担，所以，无论是分粮食还是分柴，我们都要等到最后，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好在生产队容许我们的粮食款可以拖欠，这已经让我们很欣慰了。
1962年国民经济有所好转。可我父亲长期劳累奔波，身心疲惫，父亲是个内向不善言表的人，家庭的负担，让他长期失眠，一天终于支持不住病倒了。母亲去伺候父亲，家里二哥给我们做饭，把一样的山药和莜面搓在一起，独出心裁把面搓成细长条，横竖各一排放蒸屉上蒸，讨我俩高兴。父亲的病有所好转，医院建议去张家口疗养院疗养。
记得母亲回来没几天，有一天，二哥莫名其妙肚子疼，用家里常备小药好不容易才止住。随后母亲也病了，一夜呕吐不止，熬到天亮，于是不满15岁的三哥，赶着牛车带着呕吐的母亲，一路的颠簸，到15公里里外的卫生室看病，三十里，赶牛车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他们怎么熬过来的，也许只有他们娘俩才知道吧。
看了病当天回不来，只好在父亲单位同事李先生家借住一宿。
那一天，二哥肚子疼得不能动，我会与不会也要担起做饭任务，面软面硬不知道，终于一屉小窝头拈好了。点火蒸饭犯难了，因为从小我就不敢划火柴，二哥一边教一边鼓励，每次划，还没等它着起来，我就给扔了，怕烧到手。逼的没办法了，鼓足勇气用力一划，终于点燃了，好歹把饭蒸熟了，真是锻炼人。
母亲不在，我一次又一次登墙头上房瞭望，盼着母亲归来，不见踪影，只得回家，也不知什么时候躺炕上睡着了。天黑了，二哥喊醒我，我不死心又上房瞭望，除了沟壑残留的白雪外，一片漆黑，吓得我毛骨悚然。
母亲她们第二天下午才回来，母亲的呕吐总算止住了，也带回了二哥的药，不几天，母亲和二哥的病情渐渐好转。
同时，大队把供销社前，一排掏空的、原食堂16间房隔开了能够住宿的房子，东边两间安排给我们家，这两间房中间没有山墙，还得自己垒。
那时候没人手也没坯子，而且花钱都买不到土坯，于是我们在母亲的带领下,自己动手拓坯子。
拓坯子在盖房中是最累的活，而拓坯子中的和泥更累。不满18岁的二哥刨一层土、撒一层碎麦秸，泼一次水，层层如此，次次如此，阴湿后用三股叉子，捣一遍，然后，用铁锹翻两遍，中途不知歇多少次才能和好一堆泥。所用的水都是三哥从半公里外的水井挑过来，下到坑坑洼洼的坯场。拓坯没有一道工序能省力。大人一锹泥可拓一块坯，可我三四锹的泥才拓一块。我两个哥哥挑完水和好泥后也一起干，母亲管拓坯。过两天再给坯子翻个儿，晒两天再把它立起来晒，经过几个来回干透可以上垛了。块块坯子都要经过这样辛勤劳动才能用。
垒两堵墙要用上千块坯子，我们干了好两个月，直到暑假结束，三哥上学、二哥上班走了才结束。我与石门沟同龄的玩伴，关系都很要好，她们的父亲也抽时间来帮我们家垒墙，其中贺淑兰和崔国兰的父亲最辛苦，在这两位叔叔帮助下，我们又砌了一堵半墙。
最后坯子不够了，母亲想办法用一层旧布、一层白面浆子，层层叠加，糊了一张硕大袼褙，从房梁钉下来取代墙。我们高兴不已，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父亲的病渐渐好转，春节一家人终得团聚。二哥心灵手巧，糊了各种各样的灯笼，西瓜灯、五角星灯等等，还有冻的冰灯，有的贴窗花，有的放上窗花，然后用牙刷蘸墨水喷，拿去窗花后显现出的喷花很漂亮。
4
1963年形势又有好转，可以自由开垦小片荒。我们在井沟贫瘠的草地上挖了块地，种上豆子和山药，南梁顶挖了一块种上毛豆。到秋天，没等我们收，野兔替我们收了。
听说生产队的母猪要下仔儿，大家喜出望外，结果存活四只。一个月饱尝母乳的四只小猪个头肥大，毛眼油黑发亮招人喜欢。抓阄分猪时候到了，个个跃跃欲试，我是去看热闹的，生产队让我代表我们家抓，我一个小孩子没想法，抓就抓，一个阄出来带出一头猪。
这真是给自己找了麻烦，有了小猪就得给猪拔菜，其实，拔菜捎带脚的事。我们每天放学把书包一扔，拿上筐、口袋和苑连秀、刘翠英等三五成群上东山，不是先拔菜而是在草地上翻跟头、唱戏，无忧无虑的玩，玩过瘾才到荞麦地拔野乔麦芽，每次拔一大捆，然后坐在地头一根一根撸，直到装满口袋，高高兴兴扛上口袋，拿着筐回家了，很开心。
秋天，成口袋挖山药，拣麦穗、拣胡麻。更有趣的是，在山药地头挖个坑，埋藏山药，做记号，来年挖出来吃黑山药非常好吃。
这一带也不知什么原因，是没有蛇的，我最怕蛇，没有蛇，我就敢放心大胆的玩耍了。这里土地虽然贫瘠，但黄花背的狼窝沟生长着绿油油的牧草，盛开着各种野花。我们划草下去，春天拔酸柳柳、夏天拔粘野蒜、秋天采野黄花和韭菜花。玩够了高高兴兴带着胜利果实满载而归。
此外，我们家过冬的柴火，都是我跟三哥拉着大搂耙搂的，搂柴要过了南梁到大南梁上搂，有时这里也被人们搂过了，我们会翻两道梁到黄花背搂。搂好像蚂蚁搬家一样，背一大捆柴火，拉着搂耙上坡，歇好几次才能爬上坡。如果赶上黍子秸更沉。总之，直到把房子大小的地方，一捆捆挨着垛，一直垛到与房一般高为止，冬天取暖就不成问题了。
7月份是坝上的黄金月。蓝天白云，风和日丽，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草地上，蝴蝶成群结队飞来飞去，吮吸着五颜六色野花的花粉，叽叽喳喳的小鸟述说着它们的故事，孕育着穗的庄稼开始秀穗。
放下锄头的社员，带着干粮，有的是烙饼、有的是馒头，领着老婆孩子，趁各自生产队派的三套马车去赶一年一度的物质交流会。
与其说赶会不如说是队与队、村与村赛马车会，数辆车遇到一块，车把式挥鞭吆喝给马加油努力赶超，特别是车上的孩子们大呼小叫着:“超过它、超过它！”，超过车辆的全车人都乐开了花。
不知不觉来到离我们有7公里地的会场——李旺营。李旺营距九连城5.8公里，紧挨着九连城淖，是友联大队的驻地，据说这个村子最早一个叫李旺的在这里落户，于是就叫了李旺营。
李旺营有人爱张罗戏，唱戏的地方，用白布围着台子，不但有戏，还有马戏团、杂技团。除外还有卖日用小百货的、卖衣服、卖布的等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孩子看不懂戏，就是来看热闹的，每每都是大饱眼福，吃着干粮，东瞅西看。大人买的大包小包的，爱好戏曲的看场戏，不爱的买东西。戏散，每个人都满脸喜悦，带着那种满足和幸福感坐车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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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重新划分自留地，我们抓到南梁队场院外较肥沃的一块地，自己切籽儿，生产队派专人帮助各家种了山药，大洼南梁坡上种的莜麦。锄地、起山药、割莜麦、打腰子捆莜麦都是自己学着干。拉回庄稼，全家出动配合雇的两人，用梿枷经过两天努力终于把莜麦脱完了。眼瞅着一大堆的粮食，喜悦之情，忘却了疲劳。那年家家喜获丰收，温饱问题解决了。
全村唯一一盘磨面的双马石磨在原大食堂处。队与队、户与户以抓阄决定磨面的先后顺序。邻居家的笸箩互用，提前把莜麦淘了，解决莜面三熟其中的一熟，炒莜麦很重要，过火面黑，火候不到面粘，火候拿捏得正好出来的面精而白。这活儿，火大火小与烧火的息息相关，默契配合才能吃上好莜面。往返倒送粮食都需要人，我的任务是送柴禾，粮食多时炒一天。磨面也很考验人，我们都是从零开始，牵马、套马都是三哥干，母亲管箩面，笸箩里放上支架，箩要不停地转着圈摇晃，一直到磨完面。全村的面到年根儿才能磨完。
大队要买柴油机，四队把外派修水库的二哥调回开柴油机，原因是二哥懂技术、爱学习、爱钻研。他手下的柴油机，经常维修保养，从脱粒到磨面很少坏。其它生产队的机子隔三差五的坏，包括十里八乡的，金锁营、冯家洼、任志祥村等都请他帮忙。他的徒弟名叫六十二，依然在村开柴油机。柴油机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便捷。
石门沟的人勤劳、善良、有礼貌、文化底蕴深厚，自娱自乐精神很强。每年打完场，一帮文艺爱好者，每天晚上定点到队房排小戏儿。从大年初一开始，三间磨房变成礼堂，棉纱绑定的球用铁丝挂在房梁上，蘸柴油点燃当灯用，石磨盘倒成了我们小孩争夺的最佳座位了。曲目很多，有走西口、挂红灯、王婆骂鸡等。
石门沟人人会唱戏名不虚传，如果缺角儿，随便提留一人就能顶上。场场爆满，一直唱到出了正月。每场下来人人鼻子眼都是黑的，可是大家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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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我初中毕业回村，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地未解冻，我就加入到轰轰烈烈的打大口井的行列，一个阶梯两人一组，根据口的大小安排组。梯梯依次安排下去，挖多少土，由下往上扔多少土。动铁锹的活是真累，半点懒也偷不了。一天下来，手打起血泡，累得晚上睡不着觉，大家坚持不懈，终于挺过来了。
修梯田、平整土地，就觉得轻松了许多。开春种地，与我同般大小的女孩，早就干大人的活了，扶犁，可我只能打滚子顶半个人的活。梁万英扶犁、刘玉兰甩籽儿、我打滚子。他们俩是我的老师，教了我许多知识，给牲畜上套是其一，有时教我扶犁、看墒土走直线，有时教我甩籽儿以及手的拿捏程度，如何把子儿甩得均匀等等，这个一组合，必须配合默契才能把地种好。
有一次，开地拉墒，打滚子的可以休息一趟，牛悠闲自得的吃着草，我坐在草地上休息。他们一趟下来，轮我上阵了，我猛然起身，吓惊正在吃草的牛，牛奔跑起来，我用尽全力拉，我哪是它的对手，一个跟头把我扔那了，牛也跑了。我起来一看，缰绳把我双手的皮都给撸掉了，鲜血瞬间流出，玉兰姐立刻掏出手帕，给我包，万英哥把受惊吓的牛追了回来。休息片刻，三人合力，一上午把地顺利完成。我的手虽然疼痛难忍，下午还是坚持来了。他们两是文艺队的，经常边干活边唱小曲儿。今天下午，又唱起小曲儿，高兴之余我忘却了疼痛。在这里我要感谢兰姐和万哥！
经过近一年的锻炼，第二年我干起了成人活。每次，不论是干什么我都让她们先挑，一是她们比我小，二是她们跟我很要好。春播时，给我剩下的牛，有时候是一快一慢的，有时候是一个慢一个不听使唤的，还有时候两个都是抽一鞭子都不待动的，最为可笑的是还有一牛一马合套的，扶一辈子犁也不过如此吧，都让我遇上了，真是锻炼人。
有一次，在后山翻地时别提那对牛有多“肉”，一鞭子下去，牛“咯蹂”一下，快走不了几步，大家一替一趟的翻地，我遇上这样一对儿可观的牛，再加上地垄长短不一，距离前边的犁越来越远了，后边依次排开过不去，队长急得跑过来挥起鞭子抽牛，我扶着犁跟着跑，最后把队长和牛累得气喘吁吁，这种事，在当时，可气、好笑、又好看。
那时候，我虽然干成人活，但远远不是她们的对手，每次锄地、割地时，不论谁先到头，不论几锄或割几把，都会返回来接我。过去的一幕幕如今回忆起来仍然像是发生在昨天，真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7
石门沟学校是八九个自然村学校中最大的学校，当时，其它村只有一至四年级，大多数是一人一校复式班。只有石门沟有五六年级，东西白沿沟、小西营、金锁营、二贺吃唠、冯家洼、任志祥村，五六年级的学生都来石门沟念书。最远有五六里，他们是走读生，一年四季不论风吹雨打，都很少迟到，而且成绩优秀。老师的师资力量也很强，代课老师都是高中毕业生。学校虽然简陋，但老师的责任心很强。每节课准备的都很充分，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容易掌握，作业完成快，我们班的学习成绩都很好。此外门门安排齐全，每年六一在一队打麦场举行运动会，组织我们参加实践活动，给我们村勘探队的叔叔写送慰问信。
我是1965年升县一中的，1969年毕业回村，再看学校整个人员大变动。我的班主任老师李慧玲，为了解决两地分居，调走了；校长兼我们数学老师龚云堂调县委了；还有鲍老师、张老师等都走了。取代他们的是挣工分的老师，从此，民办老师诞生了。与我同时沽中毕业的两个高中生，范有诚当大队书记，我三哥当民办老师，年底参军入伍了。1970年底，九连城农中毕业的民办老师苑连秀，是我小学同学，被选送到北京医学院学习，大队决定，让我接替她。
农村生活逐步改善，在“大食堂”居住的人家，陆续搬出，入住自己盖的新房。大队把腾退出的大食堂，重新整修，配备了崭新的桌椅板凳，学生坐在明亮宽敞的教室里上课，新的环境带给他们满脸的喜悦和精神抖擞，多么令人欢欣鼓舞！
从供销系统和营业所返乡的裴宝仁老师，是校长兼一年级的课，刘尚荣老师任全校的音乐和体育，我任二四年级的 课兼班主任，仝再花老师任三五年级的课兼班主任，蒋礼老师和井尚军老师包六年级和初一的课。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名义上是初中毕业，其实只有初一的我，接这样的担子有点吃不消。特别复式班，一开始上课，时间利用不当，给一个班讲课，另一班干等着，课堂教学完成不了。后来发现最好别上同类课，先给一班针对性出题通过预习解决，提高自学能力。给另一个班讲课，让他们在相对短时间内听懂会做题。经过一次次摸索和不断的改进，力争让每个学生掌握知识。一天下来，口干舌燥，腿脚也痛。好在学生和家长对我的评价还行。其实，我最大的困惑是不会批改作文，不会写评语，基本是千篇一律，于是萌发了上学的念头。现在回想起来，很对不起我的学生。裴老师是领导，工作比较忙，经常在黑板上给我留言，让我给他代课。也经常听到他带着大二号的口音，领着学生响起那朗朗的读书声：“红小兵地头坐，贫下中农来上课”。
除了师资力量薄弱以外，其它各项活动搞得都很好。老师的积极性很高，大家也很团结。春天，学校买的推子，班主任免费给男孩理发，我只会给他们剃光头。六一，举办运动会，那年由刘老师牵头，我们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演出，各班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排的节目有相声、诗朗诵、三句半、舞蹈等；蒋老师是我小学的老师，经验很丰富，他和高中毕业的井老师排练一出大戏：红灯记选段。戏里的红灯是借用我二哥给大队做得那盏灯，最后演出非常成功。受到全村人和大队的好评。
1972年圆了我的学习梦，在生产队、大队、公社的推荐下，带着贫下中农的希望和重托跨入了人生的“第二所”大学——河北师院。
我虽然已经离开石门沟多年，但在我心里，它永远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有我的一切，喜、忧、思、苦、泪。但那一切都变成了浓浓的相思，汇流成了永恒的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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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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