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匠是民间艺人，鼓匠班是民间艺术团。沽源鼓匠和鼓匠班活跃的年代之久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

　　鼓匠本为“鼓艺”，是民间器乐吹奏与历史文化相结合的草根艺术形式，在西路晋北方言中指的是击鼓技艺，不是做鼓工艺。清末民初，鼓艺逐步蜕变和演化，沽源人们俗称“鼓艺”为“鼓匠”，最后又叫“鼓匠班”。总而言之，沽源民间鼓艺文化的产生和历史背景与晋商文化和山西、陕西以及桑干河流域人出口外密切相关。

　　清朝年间，人们通过“走西口”进入张家口，一部分人又继续北上流落到了沽源，形成了地方戏山西梆子、坝上东路二人台、自由调（讨吃调）、爬山调、门楼调、戳古董等戏曲。每逢婚丧嫁娶等风俗活动，大多数商贾富户都要请戏班子唱戏。中等贫民雇佣类似乞丐的人吹唢呐庆贺或哀思。到了民国时期，西路人出口外聚集到沽源区域内的贫民达到了高峰期，他们把多种形式的民间文化带到了这里。开始鼓匠的雏形只是一个人吹唢呐，后来受民间“单眼儿流泪”说法的影响，去单成双，改为两个人吹唢呐。1950年后，鼓匠逐步革新，增加了鼓乐，演变成为鼓匠班，形成了独有的民间草根文化体系。

　　到我记事时，正好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各种民间艺术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壮大起来。鼓匠在沉积了几年后也渐渐活跃。

　　在沽我的记忆中，只要村里有办丧事的，就会“雇鼓匠”。亡人三天后正午鼓匠班准时到来，搭棚摆置，鼓匠落座，唢呐冲天，一声长喧，全村震动。我爷爷去世那会儿，鼓匠班里有俩个盲人鼓匠，是我们这一带的名人，百姓们习惯叫他俩为“大瞎子”、“二瞎子”。“大瞎子”和“二瞎子”对这样的称呼并不觉得是侮辱，他们欣然接受着，久而久之就成了他俩的艺名。“大瞎子”红脸膛，身材不高，非常壮实，吹起唢呐，两腮圆鼓，长调短调，均声声有力。“大瞎子”嗓子也好，唱起自由调和戳古董，声音洪亮宽广又委婉。我爷爷稳鼓那天，他唱了一段《哭灵》，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眼看见灵堂不由泪水往下淌

　　亲爱的爸爸你在那里躺

　　你咋舍得把我们都撇下

　　再叫一声我的亲大

　　跪在灵前就把泪水淌……
 

　　他自拉自唱，二胡拉得九转回肠，歌曲唱得余音绕梁，听得人抓心挠肝。可能是在唱时他想到了自己悲惨的命运，泪从他无光的眼中不断涌出。姑姑们哭了，姑父们哭了，我和姐姐哭了，父亲和二叔哭了，母亲和二婶哭了，村里围观的女人们哭了，最后男人们也哭了。并不是爷爷在村里有多大威望和功德，爷爷的儿孙们留下的是思念的泪水，但村里人流泪是被“大瞎子”的歌声和表情打动出来的。

　　“二瞎子”是瘦高个儿，如果不是一双眼睛无神无光，他年轻时候应该是帅男人。可是命运给了他一双看不见的眼睛，他才成了鼓匠。他的鼓艺是非常出色，“绝活”很多，鼻子吹唢呐和嘴吹出来竟然也相差无几，至于晚上上街时被村人围住要看“拔三圪节”更是不在话下，带着红绸布的唢呐头被扭了下来，成了二瞎子手里的绝活，唢呐头像长了红翅膀的飞鸟，飞来飞去，落在了他的肩膀和头上，大伙儿就被二瞎子快而娴熟的手带动着目光，追着长了翅膀的唢呐头，忽然一声唢呐长鸣，原来唢呐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回到了唢呐上，被二瞎子一口气吹出了像狼嚎的声音，可把大伙儿吓了一跳，随后人群里爆笑起来。那个暗恋二瞎子的小媳妇儿，深深地望着二瞎子，顿时羞红了脸。

　　那时候的人淳朴，并不在意两个盲人长相如何，只在意他们的才艺为大家带来的快乐。我们村从古到今，没出过一个鼓匠。鼓匠班在村里三天走后，村里也有几个会唱几声的年轻人嚷嚷着要去学鼓匠，他父亲脸黑如锅底：八十岁学鼓匠，没等缓气就咽气了。那年轻人悄声嘟囔着：人家是八十岁学鼓匠，不是你心灵就是你该吃这碗饭了。也许我就是那个该吃鼓匠这碗饭的人。但农家活多缺人手，他最终被父亲拦下，没学成。

　　那会儿，人们对鼓匠的迷恋，不亚于现在的追星族。只要鼓匠进村，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日头毒辣，鼓匠棚前总有一群人围着。棚里的鼓匠一吹一天，棚外的人们一听一天。就那几个调，就那几个人，百听不厌，百看不烦。

　　后来，我们村东二寡妇营子，有个小伙子学出了鼓匠。那会儿大姐她们二十多岁，正是花枝招展，春心萌动的年纪。所以二寡妇营子的小鼓匠就成了大姐她们那茬姑娘们的偶像。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姑且称他为小鼓匠。

　　也怨不得大姐她们把小鼓匠当成偶像，那小鼓匠长得是俊，身材和样貌都好，常梳着大背头，戴着太阳镜；他穿着也时尚，皮夹克，合身又兜风，高筒马靴，又黑又亮。长得好也就罢了，关键是他的唢呐吹得更好。只见那唢呐头冲天，一气儿能吹一个大长调，好像都不用换气。至于丧事专用曲目——《小寡妇上坟》、《哭土堆》、《嚎丧》、《苦伶仃》更是吹得如泣如诉，听得人直想落泪。他还会用唢呐哭出“大大”（爸爸）声，戚戚颤颤，好不伤心。那会儿，周润发是全民偶像不假，但他只是黑白电视里的一个“小人人”，小鼓匠可是活生生的大小伙子，又帅又有才艺，大姐她们把他当偶像太正常了。

　　办丧事有个必要流程就是报庙，俗称上街。上街的队伍是这样的，女婿端盘在前引路，鼓匠们吹奏在后跟着，鼓匠后边则是孝子孝孙们。为了表示哀悼，报庙队伍走到谁家门口，谁家都会笼起一堆旺火。我记得那会儿鼓匠班上街，围观的人堪称人头攒动，非常热闹。包括大姐在内村里的十来个大姑娘就是这群人里一道耀眼风景线，她们推推搡搡，嘻嘻哈哈，故意把长得最好看的三姑娘挤到了小鼓匠身边。三姑娘不仅人长得好看，性格也泼辣开朗，到了小鼓匠身边，并没有害羞躲开，就站在小鼓匠不远处看着他。小鼓匠看似专心吹着唢呐，火光映着他的脸红红的，只是他的唢呐曲调从《方四姐》忽然换成《尼姑思凡》。村里三愣子觊觎三姑娘很久了，眼看着三姑娘毫不避讳的迷恋小鼓匠，他的“醋坛子”就打翻了，好你个小鼓匠，敢来俺们村勾搭大姑娘，老子今天耍死你。他便起哄挡住了报庙队伍让小鼓匠给“抓老虎”。小鼓匠不慌不忙，鼓乐由慢到快，大唢呐朝天而吹，眨眼功夫把唢呐拔成三圪节儿，各吹各的调。先是把唢呐喇叭口（作碗）取下，一只手来回玩耍后放在头顶上；接着把唢呐的哨子含在嘴里，单吹一根管身；一阵后把这根管身插到自己的后袄领内，嘴里发出动物和鸟的鸣叫声；随之，鼓点儿，越来越快，又吹起作碗，吹罢作碗，吹管身，来回轮换，巧妙地将作碗和管身合二为一，唢呐声还是一气作响；霎时哨子声响起，声音奇离古怪，手势动作变化无穷，最后唢呐三圪节穿为一体，恢复原状，还是一阵高低音变换，大约20多分钟后“抓老虎”表演结束。围观的人掌声响起，三姑娘眼神更加多情，三愣子本想让小鼓匠出丑，没想到反而给了小鼓匠出彩的机会，气得转身离开。

　　后来三姑娘真和小鼓匠好上了，自由恋爱得轰轰烈烈。无论爹娘，兄姐们怎么反对，她都义无反顾地爱小鼓匠。家人们反对是有根据的，鼓匠在那些年就是低人一等，受人差遣的营生，凭着三姑娘的好摸样，嫁个“上班的”轻而易举，可是三姑娘却把爱情给了小鼓匠。三姑娘的坚持是那个时代人们对鼓匠青睐的表现，也是新一代人追求婚姻自由的一场革命。后来，革命成功，三姑娘和小鼓匠成了一段佳话。

　　那个年代，鼓匠班到村里的消息是人们传播最快的消息，不单单本村人观看，三里五村的人步行走五六里也要来“看鼓匠”。所谓“看鼓匠”就是听鼓匠们吹出的各种调调，唱出的各种酸曲。每个村都有几个懂曲的，能听出鼓匠在吹什么曲，所以上街时，鼓匠走到他家门口，他便会踩着鼓点扭上一番，以表对亡者的悼念；村里大多数人是不懂曲的，就听个红火热闹。就像我姥姥，有名的爱听曲，但是要问她曲里都唱什么了，听了八十多年的她居然连一曲也说不出名字来，问她都听什么了，她说：听热闹。

　　文化匮乏的年代，鼓匠给人们带来的“热闹”就是一个年代的精神财富；百姓的喜欢不是无缘无故的，鼓匠们精湛的技艺才是鼓匠艺术源远流长这么多年的根本原因。

　　有史以来，沽源九连城、黄盖淖、白土窑、高山堡、红圪楞、西辛营、莲花滩、小河子乡镇范围内人们办白事有着热衷于雇鼓匠的传统习惯。东房子、小厂、丰源店、长梁乡镇部分有钱大户人家办白事也要请鼓匠班。到了二道渠、闪电河、大二号乡镇一带的人们办丧事就没有雇鼓匠的习惯。

　　沽源鼓艺，历史较长，流行广泛，扎根民间，主要是以唢呐、鼓、锣、镲等打击乐器柔和了晋剧牌子曲、二人台牌子曲等组合而成的一种民间比较流行的器乐合奏。旧社会其演艺形式单一，一招一式，比较传统，演奏程序繁琐，门道班规严格，演艺十分讲究，挣钱微薄，属于下九流行当，曾经受人歧视。以前鼓艺在祭祀、婚嫁、殡葬、庙会等场合出现。

　　过去鼓艺班规颇多，通常人员少至三五人，多有五六人，现在多到七八人不等。按照传统的吹法，鼓匠吹唢呐应由两个人去完成，一个人吹的是高音（叫起青），另一个人吹的是低音（称拉嗒）。吹曲调时二人紧密配合，丹田运气，吸气要多而快，吐气要少儿慢。还有的吹鼓手，为了显示自己的功底竟然用鼻子吹，还有的把唢呐拆成三圪节逐节轮流的吹。这也是人们常说的：“鼓匠的嘴，瘪了憋，憋了瘪，吹出的调调，音色美”。

　　“做活”。从古到今，沽源西部大多数的大户人家办白事，由逝者的闺女出钱雇一班鼓匠进行殡葬。解放前后，鼓匠班接到东家雇佣鼓匠活儿的口头协议称谓做活。按照行当规则，班头与请鼓匠的人主要协商做活的工钱。另外还要提出额外条件，给7尺白布和一些零打碎敲的东西，最后还要说明如果晚上“聒灵”（室内吹拉弹唱）就得另加工钱。请鼓匠的人同意后，班头就要赶紧传处做活儿的人员，按照预定好的日子和确定好的时间到场“稳鼓”做活儿。民国时期，一个鼓匠班做一次活儿，只能挣到3块银元（袁大头）；伪满时期，一个鼓匠班做一次活儿，可得到蒙疆币（大骆驼票子）或满洲币8元至10元；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鼓匠班做一次活儿，由几百块钱提高到现在的几千元左右。

　　我家乡从我记事起到现在一直有白事请鼓匠班的习俗，谁家要是省下请鼓匠班的钱，村人会笑话，村里的老人甚至会干涉——这样冷冷清清就发丧就是不孝顺。在我记忆中我们村就没有谁家办丧事不清鼓匠班的，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会请两班鼓匠。两班鼓匠一起吹奏是特别红火的。鼓匠班东西各搭一棚，鼓匠们面对面，唢呐对唢呐吹着，谁也不服谁，这样吹着吹着就“打”起来了。这边吹起《回关南》，那边就吹《走西口》；这边换成《小寡妇上坟》，那边来一曲《光棍哭妻》，一个比一个吹得有劲。白天两班鼓匠在棚里“打”，晚上上街还“打”，“三圪节儿”拔得一个比一个精彩，围观的村里人这下可大饱眼福，鼓掌呐喊声不断。

　　两班鼓匠较量的是才艺和功力，但是他们“打”归“打”，什么时候该吹什么却不乱套。

　　白事三天鼓匠初到称为“稳鼓”，届时唢呐、锣、鼓、镲齐奏，吹打的是悲声嘶鸣的曲调《哭丧》。唢呐声一阵长嚎，三起三落，高潮迭起，人们听后，撕心裂肺，哀思如潮。稳鼓过后，鼓匠们正式吹奏《苦伶仃》、《回关南》、《小寡妇上坟》、《光棍哭妻》等一些悲苍、涕吟、热耳酸心的曲调。一曲接着一曲，吹奏连续不断。午饭过后，稍微停顿一下，仍然继续，只到太阳落山才能停止。

　　根据人们的作息时间，临近晚上12点，鼓匠们开始打“散鼓”。散鼓首先要吹打曲牌音乐《德胜令》三起三落后，再吹打几分儿《柳青娘》和禁止牌子，吹完这几曲，鼓匠一天的活儿就正式结束了。

　　前边提过，办丧事有个必然程序——“报庙”。报庙时是鼓匠班显示其独到的吹活儿技艺时候。出发时鼓匠唢呐三声长嚎，下来在行走的途中常见的吹打曲调为《叹十声》《王祥卧冰》《方四姐》《尼姑思凡》《鬼拉腿》等。

　　鼓匠班“拈香”做活儿形式又与稳鼓、报庙所吹打乐器有着很大区别，除了原有乐器外，又增加了二人台固有的四胡、扬琴、梅（笛子）。演奏曲目主要是《十分儿》《八板》《巴音杭盖》等。其一声一韵，一拍一节，柔中有刚，和弦悦耳，婉转悠扬，突出了精拉细吹，体现了由悲转欢的格调。后来，随着年代的更替，鼓匠班继承传统音乐形式存在着缺失，“拈香”乐器大都由电子琴来替代，人们很难听到原汁原味的音调。

　　“聒灵”。也是白事中不可少的程序。到了“聒灵”时，鼓匠班就提前请来一两名唱手唱到通宵。到了晚上12点钟，拉完散鼓，“聒灵”就要在室内进行。后来鼓匠班革新把“聒灵”改变成了现在在台上“哭灵”。“聒灵”最常见的伴奏乐器有板胡、四胡、扬琴、笛子（梅）、梆子和板、鼓、小锣、小镲。演唱曲目主要是晋剧《金水桥》《蝴蝶杯》等戏的片段，二人台牌子曲《急毛猴》《一堆泥》和二人台小戏对唱《走西口》《珍珠倒卷帘》《挂红灯》《卖胰子》《十八摸》《十对花》《打连成》等。

　　这么一统计，鼓匠班别看班班不大，人员不多，会的曲目真不少，可以说班里的成员个个都是全能手，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这几年，文化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鼓匠班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鼓匠也不再是年轻姑娘们心中的偶像，但是村里办丧事请到鼓匠班，村里人还是喜欢去“看鼓匠”。鼓匠演绎出的节目一般都特别接近百姓，唱念做派生动，通俗易懂，俗语表达朴实，串话凝练醇厚，言直豪爽，夸张细腻，富有情趣，演绎的也都是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

　　鼓匠有鼓匠的艺术追求。办丧事请鼓匠，鼓匠自然要把“悲”突出来，《哭灵》的唱词和伴奏就是悲的渲染，本来刚擦干眼泪的亡者女儿们，听到这大悲之调，眼泪又流出来了。我记得我奶奶去世时，是文革结束后村里第一家办丧事请鼓匠班的。奶奶一生吃尽了苦，刚到六十岁就去世了，鼓匠一声声悲调吹的姑姑们哭得眼泪都干了。

　　鼓匠也不是一味只追求悲，天天悲调谁也受不了，东家再难过也得缓冲一下，于是就有了“喜”。鼓匠班喜的艺术性类似于小品，有故事、有情节，主要是有幽默。幽默多是当地特有的幽默加上方言和演员夸张的表演，“喜”乐尽显。这样的作品表演出来，连那个思念亲人最难过的人，也不由地笑出了声。

　　鼓匠虽说是民间艺术，但是也有“雅”的一面，不说别的，单单那细吹细打的鼓乐就是雅的表现，再加上鼓匠班一直积极挖掘和创新，在台词创作上揉和了现实生活现象，用《自由调》《戳古董》原生态曲调和独特的地方方言去演唱，这样的表演题材新颖，韵味独特，风趣有致，非常接地气，使中青年的观众看了后产生了极大共鸣。

　　面对老百姓的，尤其是文化层次偏低的农人们，艺术作品离不开“俗”。所谓“俗”，其实就是能看（听）懂。为了迎合“俗”，鼓匠们创造出了“干嗑儿和呱嘴”。“干嗑儿和呱嘴，”表演手法是只说而不唱，句式没有固定模式，韵律上十分考究。台词多是赞美智慧勤劳，贬斥懒惰、邪恶。鼓匠们对于贪官、赌徒、酒鬼、瘾君子等人，贬起来一点情面不留。从某种程度上说，鼓匠班就是社会不良现象的一把利剑。

　　如此看来，鼓匠就是雅俗共赏的民间艺术。在信息相对封闭的年代，鼓匠班每一次到村里来，都会带来新鲜“玩意儿”。过去的乡村，鼓匠就是《百年孤独》里的吉普赛人，带着神秘和浪漫，是乡村沟通外部世界的文明中介和最初的纽带。

　　唢呐声声，并不遥远，没牙的姥姥对着舞台上鼓匠笑的样子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鼓匠带来的那份回忆悠悠如白云，虽远，却真实而又美丽，搅动着我的思绪，又一次写出了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