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初年，我国北方的察哈尔、绥远、热河三片地区蒙汉杂居，游牧的蒙族事务多，分别建为三个特别区，沿用清代“都统” 职务主持全区军政。特别区的建制与省同，都统相当于省长或督军。北伐以后，全国统一，华北三个特别区以及西南的川边特别区一律改建行省，最高行政大员一律称为省主席，不再称“都统”。 察哈尔特别区的都统署和改省后的省政府都驻在张家口，张家口一向被称为张垣。张家口这个地方是明代中期才开辟出来的居民集中地，原属直隶省万全县管辖。此处在几百年来一直是蒙汉通商要道和货物集散枢纽，生产集中，经济繁荣。自都统署驻扎以来，张家口变成了察哈尔特别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一切地方事物，都统署多有所干预，名义上是万全县的一个区或镇（张家口发展规模大了以后，建为万全县的东区、东二区、县属张家口镇），实际上成了察哈尔都统直接管辖地。 由于习惯上的沿袭，特别区改省后，张家口又被正式称为察哈尔省省会，省会的事务自然要由省政府管理，万全县政府很长时间都驻于离张家口３０华里的万全城，对张家口的行政事务很少插手，遇有非插手不可的事，往往发生双重管辖情形，那就得当地乡绅人士出头协商解决。尤其是察哈尔特别区都统驻扎张家口的时期，万全县还是直隶省口北道的一个县，县属张家口区里有察哈尔都统长驻并干预政务，不光发生双重矛盾，并且还发生省与特别区之间、县与道之间的扯皮现象，遇到这种情形往往是各方都不管。张家口这块地方是万全县的一个区也好，一个镇也好，或者是察哈尔都统的一个直管地也好，都未曾有过一个当地的正式政府机构，于是，碰到大事还得当地乡绅人士与当地商民代表会合各方官衙自己解决。这在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时代的行政建制上是个非常滑稽的现象，不在本文记述范围。然而，都统和省主席常驻张家口，他们的优劣都关系着张家口的兴衰。当时的张家口群众对他们都有公正的看法。 北洋军阀政府派到察哈尔的都统，大多数征敛有术，治理无方，既不为国效力，又不为民解忧。曹锟、吴佩孚垮台后，结束了北洋军阀轮换统治的局面，虽然新旧军阀势力依然存在，但是以后来察哈尔担任军政大员的有两位都统和省政府主席，却为察哈尔尤其是在张垣推行了不少新政，为当地群众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情，在张垣父老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窃以为，这样的军政大员虽然是旧时代的旧官吏， 但他们为张垣地方有过建树，他们心目中有过张垣的老百姓，张垣的史册上就应该留下他们的一些片断事迹。 都统张之江 １９２４年，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 推翻曹、吴统治， 直系军阀垮台。当年１１月，察哈尔特别区都统直系势力的张锡元弃职逃跑，所属直军第四混成旅哗变，公开抢掠焚烧，一夜之间，居民遭尽洗劫，繁华街市被烧得七零八落，到处是残墙焦土。本来，在这年夏季一场特大山洪已经把张垣街市冲了个稀糟，数百年之久的石拱普济桥被拦腰冲断，桥东一带变成一片汪洋。直系军阀光顾混战暴敛，那管商民疾苦，断桥残房尚无法修复，加上一夜的混乱破坏，察区的军事政治中心，蒙汉贸易盛地的张垣被弄的乱七八糟，简直难以收拾。就在这时，北京段祺瑞执政特选派国民军将领张之江来张垣担任察哈尔特别区都统，收拾张垣灾后残局。 张之江深感困难很多，责任重大，得到冯玉祥将军的具体指示后，很快即率领国民军赶来张垣，首先整顿社会秩序，稳定商民情绪。一举将没有跑脱的哗变乱兵数千人悉数捕获，并将其中上千名罪证明显恶劣的集中枪毙于清水河旁，顿时大快人心。紧接着，国民军官兵出动帮助商民修理房舍铺面，清理水淹、火烧后的现场，积极动员商店继续开业，让商民大众各安生计。很快，社会秩序和商民心情就稳定下来，到旧历年底，历时将近三个月，市面即恢复一片繁荣景象。冯玉祥、张之江和国民军的名声深深印入张垣群众的心里，国民军“不拢民，真爱民，” “誓死救国”的军纪也以实际行动得到张垣各界人士的认可和赞赏。 次年开头，张垣的社会秩序完全恢复正常，即着手筹建清水河的新桥。张之江都统鉴于地方上财力、物力、人力之困难，仅依靠京绥铁路局系统的技术和物质力量，出动国民军官兵参加劳动，没有动员连遭天灾兵祸的当地民众，从１９２５年３月破土动工，不到一年时间，就在被冲断的普济桥南面建成一座高架钢梁、上下分行的新式大铁桥， 因河取名“清河桥”。张之江都统亲自以隶书题桥名制成铜牌悬于大桥两头。此桥经过六十多年，虽遭过敌人的破坏及必要的小改小修、现在仍然坚实雄居于繁华要冲的清水河上，成为张家口的名胜之一。 张垣原无马路，主要的大街也都是河床似的路面，马车行人混杂乱走。１９２５年初兴建清河桥的同时修筑了边路街直达都统署前的大马路，从此，畜力车和胶轮自动车分道行走，使张垣出现了第一条光滑平坦秩序井然的大马路。接着，又开辟了大河套东口至上堡东河沿南口的长青路，使张垣南北狭长的街市有了两条南北通衢并行，方便多了。 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将军坐镇张垣后， 张之江在张垣继任察哈尔都统，对张垣市政建设不遗余力，大境门外加固了西沟护坡拦河坝，杜绝了洪水泛滥冲刷，保护住数百家旅蒙商业及其客栈、货院的安全。在都统署前废弃了的练兵场上建成了“上堡公园，” 广植花草树木，遍布楼台亭阁，堆砌玲珑假山，挖成环流小溪，给张垣居民们首创出一个优雅场所，增添了张垣居民们的文化生活乐趣。从公园小溪引伸出来的溪水，顺新筑的大马路东侧长沟内直流到大河套泄洪大渠，再归入清水河。水沟边上排满参天速成乔木，虽在盛夏炎日当头，但马路上落满树荫，并有专人一天两次用溪水泼街，漫步五里长街，细闻潺潺流水，偶感飒飒阵风拂面，十分令人爽快。 那时候，张垣没有街道居民组织，也没有张垣统一的管理机构，一切民间生活繁琐事宜，皆由察哈尔都统直辖的察哈尔警察署的四个分署管理。察哈尔警察署把全张垣划为四个区，每个区设一个分署。以清水河为界，桥东是第一区，第一警察分署驻在桥头的三太爷庙；桥西的堡子里及其周围和南营坊一带是第二区，第二警察分署驻在堡子里的三皇庙；下堡玉带桥以南大片地区是第三区，第三警察分署驻在深沟街的龙王庙；玉带桥往北直达大境门外的西、正沟是第四区，第四警察分署驻在南观音堂。每个警察分署又在各个区内的街巷设置警察分署派出所及警察分驻所。派出所是警察署的基层组织，办理民间所有琐事的地方，分驻所是为了工作方便让警察们分开住宿的地方，分驻所不办公，但居民有事可以找他们。 １９２５年春，即按警察分署及各派出所的管辖范围，建立了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分署都建立户口登记底册，每个家庭都发了户口簿。从此，张垣有了比较系统的人口、职业、年龄等项调查统计依据。按说，张家口是直隶省口北道万全县的一个区，但这项户口登记管理制度是察哈尔特别区都统署领导下进行的。在张家口始行这个制度时，万全县以及其他各地尚无此事。 与此同时，在张垣也建立了卫生检查管理制度。每个警察分署下都设立专业的清扫队，由“清扫队”（我们现在的清洁工）一天两次清扫大街，并在不冻期一天两次用街旁小沟常流水泼新修筑的马路面， 防止尘土飞扬。还在各条大街小巷中派专业的倒土车，一天两次以摇铃为号，收集各家各户的垃圾废灰等。有了专业的倒土车以后，派专人清除了街巷中多年堆积的陈腐烂土，再不准人们随地倾倒垃圾脏物，违者处罚。这个办法效果很好，不久以后街巷之间便焕然一新了。在大搞清扫的同时，动员群众消灭苍蝇，打死苍蝇由警察分署收买，每打死五十个付给现钱一枚（当时流通的铜元分大枚、小枚两种， 一大枚顶两小枚，４００ 小枚兑换一元银币）。如果打死一万苍蝇，包成２００小包，即可得到一元银币，因此打者甚多，尤其孩童一天到晚手持拍子打苍蝇。这个方法在灭蝇方面一时效果显著，可惜没有坚持下去，第二年春天分署不再收蝇，也就无人打了。 １９２５年初夏，还在张垣首建了一个消防队，初建时队员仅十余人，地址设在深沟街东头路南，由察哈尔警察署直辖。由于当时条件，没有自来水，没有机动水车，只备有钩连枪杆、长柄斧等破火道的工具，出现火情只能控制火场，不能迅速扑灭。后来队员发展到数十人。聘请专人训练灭火救人技能。在队员装备上是一律厚帆布制服加戴铜盔，当时看来还是很雄壮的。建消防队的同时，也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准备工作，所有临街商店门前必备“太平水桶”一两只，平常满贮清水，遇火灭火，无火时用以泼街压土，可算一举两得。 １９２５年春到１９２６年夏的短短一年多时间，张之江坐镇张垣除大搞市政建设外，还注意平民的文化教育，特别是开展平民识字运动抓得又紧又深入。在居民中动员识字的人教文盲，那怕一天识两三个字也行，但不能不学，因为要随时派人检查督导。那时，许多家庭主妇，甚至贫困人家的孩童，根本不上学念书，而且当时教育工作不发达，学校少的可怜，因而遍地文盲。开展平民识字运动便采用入户、连户的互教方法。同时，还在街巷里开办“平民识字班，” 由官方印刷平民识字课本，从官衙、学校抽人或动员商店人员充当识字班教员，每晚准时开课。识字班还通过课本讲述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大自然现象，很受人们欢迎，除去严寒季节，一到傍晚到处都能听到识字班的各种读书声。 旧张垣是个在手工业生产辅助下的商业城镇，除了国有的铁路、邮政系统，只有一个民办的电灯公司， 再无其它什么公私集体大生产形式。 １９２５年春，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创办了《西北日报》，同时建立了当时设备比较齐全的西北印刷厂，还筹建了制革、缝纫、被服等综合性生产的“复旦工厂”，复旦工厂工人曾多达数百人。张垣开始出现了正规的官营集体生产性工厂，很快培训出不少产业工人，在当地改变了单一的小手工业生产方式。 冯玉祥将军关心平民生活，提倡劳工神圣。都统署即在张垣主要街道建筑了不少“劳工休息所”，一般都是两三间通敞明亮的大厅，备有桌凳、开水，有的还备有报纸、象棋、供市面上来往奔波的人力车工人、搬运工人、流动叫卖小贩以及一些无事干的贫苦劳动者，随时进入休息、避风、躲雨，冬取暖，夏乘凉。当然，这无法彻底从根本解除劳动平民的困难与疾苦，但在当时情况下，这种及时关心，颇使劳动大众满意。 都统高维岳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的直系垮台，张作霖的奉系势力大举入关，新起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奉系正面进攻和直系残余力量夹击中，不得不退往大西北，奉军即占有了直、鲁、热、察等省区，控制了原北洋军阀的大部分地域。１９２６年，张作霖进入北京，自任大元帅，调高维岳任察哈尔特别区都统，驻节张家口。 高维岳，辽西锦县人，幼年家贫，敏而好学，立志攻读，甚有成就；成年后，入军队任文职，转而投笔编入行伍，由排长一直升任旅长师长。高学识丰富，颇具才华，深受奉军首领张作霖的赏识，很快成为张的主要将领之一。后来张作霖还亲自加封高维岳为“岳威上将军”，在高的家乡建立碑石，以彰其德。 张家口的人们以为张作霖是拉杆子出身， 一提他的奉军好象令人生畏。奉军发迹自东北地区，在发展收编零星武装中难免带入一些粗犷性野的思想和作风。奉军在没有到达张家口以前，确也有些纪律松驰、作风不正的队伍，时有扰民现象，再加上奉军中“妈拉个巴子” 那句经常不离口的骂人口头语，张垣人和国民军相处二年后，一听奉军要来，难免产生不安心情。 １９２６年初秋，高维岳率奉军来到察哈尔，张垣人在和他接触中慢慢观察，很快发现他带来的奉军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他带来的奉军在张垣城乡很少滋生事端，在县镇农村也基本上秋毫无犯，老百姓们很快就改变了对高维岳奉军的看法，和他的奉军安然相处起来。 高维岳的奉军之所以能和百姓安然相处，在于他治军从严，主政从廉。他出身贫寒，深知民间疾苦，居官清改，善知社会利弊。他处处能以身作则，经常深入民间洞察了解微末。他执法严明，处事果断，对贫民百姓不摆架子，对官衙下属和军队士兵要求严厉，遇事不迁就姑息。因此，从１９２６年初秋到１９２８年夏末，他任都统二年，虽无显著政绩，却很受商民爱戴，以至张垣城乡安定、百业皆兴。 张作霖的东北奉军系统具有封建保守意识，不象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系统那样富有革新创造进取精神。高维岳率领奉军在张垣市政建设方面虽没有留下什么成就，但对他的前任张之江都统留下的各项市政建设严加保护不遗余力。对新建的上堡公园继续加强管理， 不断种花植林、清扫维修，成人们的台球室、网球场，依然是青年们的竞赛处所，铁丝拉成的迷宫、假山当中的洞穴，还是儿童们嬉戏追逐的地方。夏季傍晚，太阳西斜，园内鸟语花香，游人不断。严寒隆冬，大雪覆盖，也有人踏出小径进园内欣赏玉裹冰封奇景。对新筑不久的张垣第一马路， 仍按旧规分路行车，夏天清水泼街，冬天及时除雪，保证着路面的整齐、干净和良好的交通秩序。在街巷里也仍按过去的办法，按时收取民间垃圾，不准随便倾倒污土浊物。特别对新建的清河桥，除每天由清扫队打扫外，还重新油刷一次，维护了大桥的风姿光彩。 高维岳还派人把西北军退却时停顿了的复旦工厂加以整顿，恢复了缝纫、制革等生产，改名为“实业工厂”，保证了张垣仅有的一个官办工厂，也解决了这个厂许多人的失业问题。 张垣原有一个晚清留下的造币厂，当时已无币可造，面临破产，高把此厂改成发电厂。为不影响私营的“华北电灯公司” 的营业，让此厂专为官厅机关的公用和全张垣各处夜间公共照明服务，和私营华北电灯公司作了业务上的分工。张垣原无电灯照明路灯，主要街道口点纱罩汽灯，小街小巷只点带玻璃罩的煤油灯，一到晚上，昏昏暗暗。新发电厂发电后，大街上一律安装了电灯，照明了路面，方便了来往的群众。 高维岳可能由于儒将性格，爱好古建筑。张垣的古建筑，庙宇最有代表性。昔日张垣庙多，大部分是明代和前清的遗物，可惜因为历年战乱，损坏残缺严重。高认为不加以保护，不重新修缮，几百年的建筑将会荡然无存，因而特发出指令，命令察哈尔全区各行各业及各界平民百姓，全力保护所有庙宇的古代建筑，该修的修，该重建的重建，完整无缺的也要油漆彩绘，力求翻新。此令一出，各界响应很快，全区许多古庙都得到保护。随之，都统署发出由高维岳都统签署的布告，明确号召永保庙宇，对损伤破坏者严惩不贷，并在布告上定下保护措施和处罚条文。布告贴于木板，刷上油漆，张挂各庙门前，不论大庙小庙一个庙张挂一份，严令各界人等遵守。同时还特令张垣四个警察分署把检查、保护庙宇列为日常任务。此后，再无人敢对庙宇有糟踏、破坏行为。象张垣正沟街、大境门里、堡子里鼓楼北、东关街等处的关帝庙，仁寿街的万寿宫，鼓楼东街的大士庙，西城墙底和市圈里的城皇庙，北大街的财神庙，桥东街的三太爷庙，深沟街的马王庙、龙王庙等，都是两进、三进大殿，或者是带跨院、斋堂、大戏台的大庙，经过都统署明令保护后，都由商民各界筹资和善男信女的布施先后不断油漆、彩绘、贴金、粉饰，庙容焕然一新。每修饰一次，开光一次，每次都有一连数天的僧道法会。并连演酬神戏。高维岳这—保护庙宇的硬性措行，不但保护、更新了许多大小古老的庙宇建筑和宗教文化事业，并且还活跃了民间的娱乐气象，丰富了老百姓的文化生活。高维岳维护张垣社会秩序，重视察哈尔全区的城乡安全，保护商民在旅途的生命财产，下过一番工夫。１９２７年前后，张家口的旅蒙商业还比较兴旺发达，通往内、外蒙古地区的大道上商贩来往不断。这些商贩在沟通内外贸易，繁荣张垣经济方面起一定的作用。同时，由于口外各地多年贫困落后，民不聊生，有些不法之徒铤而走险，经常打家劫舍，有的成了惯匪，这些匪徒除了到处流窜抢劫杀人外，通往内蒙古大道上的商旅就成了他们掠夺的对象，经常遭受他们的袭击、轻者丢财，重则丧生。 高维岳对此非常重视，闻有土匪滋扰，立派军队前去搜索、捉拿，检明正身，就地镇压，决不手软，对罪大恶极，民愤难平的惯匪头和杀人强盗，差不多还要押到张垣，审问确凿，处以斩刑，斩后剁下罪犯人头，装入小木笼内，写明犯人的名字、作案地点、罪恶事实， “号令”示众。“号令”一次罪犯人头，旅途或四乡就安定一次，所以，虽觉“号令” 人头奇残，还是人人称快。 打击猖獗的土匪除动用军警外，还利用有正义的土匪消灭穷凶极恶的土匪。那时候，坝上草原土匪虽多，但有些不是什么人都抢，什么人都杀，而是专抢称霸乡里、鱼肉贫苦人的恶劣老财，有时还拿抢劫老财的钱物接济贫苦的老百姓。他们遇到商旅也不是横抢乱夺，看见大帮富裕的客商，有时伸手要，有时提出借，绝不无故伤人劫货。看见小型商贩，不要也不抢，而是各走各的路。这类土匪是阔商怕而百姓不怕，最有名的莫过于人称“夜猫张”的张诚德一大股。高维岳看中这种矛盾，于是，把张诚德的队伍编过来，给以粮饷，并委任张诚德为骑兵师长、保安司令等职，张在自由逍遥的游荡生活中，利用官军的名义和实力，凭着自己队伍熟悉土匪行动踪迹特点，所到之处，小匪绝迹，并帮助官军消灭了不少惯匪，有效地维护了乡野的正常生活。 在维护张垣社会秩序方面，对一些戏园子、妓院、茶肆、书场等公共场所，防止坏人起哄闹事，逐日派军警检查。鉴于外阜曾有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常去戏园子找茬打闹，借故砸抢，每场戏都派由军人组成的“督察队”到场坐于特设的“弹压席” 内压场。督察队由五六个军人组成，其中一个军官带队，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带队军官手捧一个约三尺高的木质令箭，上写“察哈尔都统高” 几个字。这把令箭代表高维岳都统临场镇压，遇有不法军人或民间恶棍闹事，督察队即当场执法，严加打击。这支令箭俗称“大令”，其威无比，军民慑服。 督察队弹压戏园子，是一个戏园派一个。督察队捧“大令” 入戏园还有个简单仪式，开戏后戏园有人在门口等候， 一见督察队捧“大令” 来到，马上高呼一声：“大令！“台上演出马上中止，所有演员一律面向里站立，场里吹奏曲牌，全园子立刻静下来。督察队入座后把“大令” 插入桌上的固定插座，台上吹奏停止，演出继续进行，全园也进入聊天、叫卖等一片喧腾中。整个过程也就两三分钟，但气氛相当严肃紧张。 高维岳从政廉明，治家也严谨。加上他秉性刚烈正直， 凡事皆无私情，在张垣执法灭亲，处死义子一事，曾被民间传为佳话。高没有子嗣，曾经领养了一个义子，不料此子太不成器，不务正业，老在社会上鬼混。此子随高住在都统署大院，经常夜不归宿。高早就严令全署，夜间到时关闭衙门，不经许可不能随便出入，部下官兵职工人等当然都能严格遵守。但日久后，高发现仍有个别人不按时归衙，斥之门卫，门卫也遮遮掩掩、吞吞吐吐，他即意识到恐受其子影响。虽经盘查训子让其遵守衙规，无奈此子坏习难改，又自恃都统后人身份，无人敢管，无人敢告，照样半夜越墙。高认为，不能正己焉能正人？遂亲自手持武器暗地巡查。一天半夜，高正巡视中突见有人攀墙欲越，忙问： “谁？”越墙人一听是高的声音，正想向外逃， “砰” 地一声，枪响处该人落下墙来，正是他不争气的儿子。高维岳亲手打死儿子，轰动全都统署，也传遍了全张垣。他儿子虽已婚，尚无子，高从此没有了儿子，人们感叹之余，背地里给他叫出个外号“高二绝户”。 高维岳身为军政大官，并不深居简出，经常步行在街头巷尾，人们见到他时，总见他爱穿长袍马褂，象个学者，又象个绅士，一点也不象掌握兵权的武将。他走到哪里也只是几个武装马弁和便服随从，没有跟着成群搭伙的大帮人马。１９２７ 年阴历四月十八，他只在张垣赶上一次营城子庙会，和平民百姓一起逛会，无拘无束，人们并不躲避他。还常去上堡公园看青年们打球，更爱看儿童们跑“迷宫”，有时教孩子们跑法，看完后再给孩子们发点铅笔等学习用品。 １９２８年夏，听说高维岳要率领奉军撤离张垣，商界人士因他经常打击消灭匪犯，保护商旅安全，注意维持张垣社会秩序，使张垣百业兴旺，经济繁荣，要以商务会的名义，送他“万民旗”、“万民伞”，被他严正谢绝，拒不接受。 然而，他在１９２７年春末却早给张垣人留下一点纪念，就是他在大境门上写下的四个颜体大字“大好河山”。 高维岳爱好书法，也爱好游逛。那是在１９２７年春末的一天，他和一行数人信步游到大境门外，在东坝岗上嘹望良久， 见正西二沟巍峨群山连绵，清水河在东山脚下畅流，从东山上蜿蜒下来的万里长城跨过清水河，留下一座大境门，又顺西山坡逶迤而上远去，高山、清河、长城，综合一起，张垣人早就百观不厌了。高初次浏览，不觉脱口而出： “真乃大好河山！”随从们不顾围观群众在场，立即同声附和： “何不在城墙题字，留个纪念。”高一时兴起，当下允诺。几天以后，大境门前就有工匠动手，很快就在大境门城上方抹出一块灰色大匾，上面用灰浆临摹放大四个凸出的大字“大好河山”，上下款还有“丁卯暮春” 和“高维岳” 两行小字以及高名字下面的两颗戳记。 这“大好河山” 四个大字，虽经过几次铲掉、恢复，笔力略有出入，但仍不失其刚劲有力的原字结构痕迹，六十多年前，高不过一时兴起，偶然留下的题字，现在已经和大境门一起成为红色山城的象征。而今的河山又焕新装，气势更加大好。 省主席刘翼飞 １９２８年，国民军占领北京后，彻底摧毁了军阀统治，热、察、绥三个特别区都改成行省，取消了“都统” 称号，各设省政府主席。在当时形势下，省主席总览一省军政大权，多数由带兵的高级将领充任。当时的察哈尔省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阎锡山的晋系军控制范围。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０年，发生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张学良在东三省改换国旗，通电参加国民革命，阎、冯集团内部瓦解。１９３０年夏，晋军缩回山西，阎本人逃往大连，冯军损失残重，溃散后剩下的主力也退入晋南。张学良入关主持了华北军政，热、察、冀三省遂由东北军驻防，并由东北军高级将领主持了省政。 １９３０年９月，东北军少帅派的刘翼飞被任命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率领他的东北陆军独立第十旅进驻张垣。刘翼飞就任主席后，首先整顿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淘汰冗杂，清除积弊，安排干练人员，振兴机关作风。 这时的东北军已经参加了国民革命的军队，打着革命旗帜的一省大员自然和过去的带有军阀封建气息的主政者有所不同。刘就任后首先停办了原察哈尔省政府主办的以登载方政令为主的《察省日报》，创刊发行了大众化的《察省日报》，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发表新政言论，公开施政方针，转载国内外新闻，暴露社会腐旧现象。《察省日报》出版后，使读者喜闻乐见，耳目一新，成了沟通官民关系的桥梁。 １９３１年春，为了广开言路，促进民众发表政见，除了《察省日报》面向群众外，还创办了一个“民众通俗教育馆”，里面备有各地报纸和不少书刊，人们可以自由阅读。“民众通俗教育馆” 还是个利用图表、实物启迪人们认识历史和大自然知识的地方，把原在上堡公园陈列的一个大猩猩实体标本和一袭古代头盔铠甲（这套头盔铠甲是在当地发掘的出土文物），以及为这套头盔铠甲配制的武士模型和一杆镔铁红缨长枪， 移往馆内展出。同时还展出许多动物标本和零碎的历史遗物。“民众通俗教育馆” 附设一个“通俗讲演所”，所内备有讲坛和能容二三百人的木条凳座席，人们可以随便上坛演说，发表个人对政府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有时遇有国外大事发生，也可以表述自己的看法和分析。进所发表演说，不经任何手续，不受任何干扰，不加任何限制，只在演说完以后付给看所人几个零钱，并在所里准备的登记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和住址就行。但是，张垣民众多年来生活在封闭的社会里，一贯遵守“免谈国事，少惹事非” 的习俗，不敢也不愿随便登台演说。遇有喜庆纪念或新闻大事，也只是少数中学生登台作些宣传而已。“九一八” 事变的发生，突然冲破了张垣的宁静空气，沸腾了民众的爱国热血。“通俗讲演所”从此一下子热闹起来。 张垣父老在晚清时代已经饱尝八国联军侵袭滋扰洗劫、清政府不加抵制、光顾妥协之苦，深知日本打进来会带来比八国联军更残酷的灾难。因此，一下子由“免谈国事” 变成“大谈国事”，由“少惹事非” 变成“不怕事非”，大街小巷议论纷纷。“日本鬼子打进来，为什么不把它打出去？”这一疑惑，尤其激怒了张垣的学生、工人及某些知识界人士，他们除随时随地不拘形式地作宣传活动外，通俗讲演所讲坛竟无闲时。特别是后来从东北流落到张垣来的难民和学生以及一些被倭寇炮火致残的抗敌土兵，把亲自遭受的灾难和鬼子兵任意在东北各地烧杀抢劫奸淫等暴行讲给张垣的听众时，讲者的谴责、质问，抗议声响彻云霄，听者激昂、愤怒、不满劲振动大地，任何力量都不可遏止。这个“通俗讲演所” 变成了一个极不通俗、极不平凡的民众发出吼声、敦促政府对付倭寇的有力场所。 “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张垣的第二天，自发行动起来的工人、学生、部分商界人士等约五六千人，齐集省政府门前要求刘翼飞出来表态。刘马上出来和大家见面并发表讲话说，他听到消息后和大家心情一样，再说自己就是东北的子弟，日寇侵占沈阳后，已经逼近生育自己的铁岭，家乡丢失，祖坟难保，敌人侵犯使他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岂能坐视日寇猖狂。况且保护国土是军人的职责，他要立刻向北平张学良请缨出关杀敌，驱逐日寇。群众听了他慷慨激昂的讲话，激动的呼喊声淹没了一切。刘见大家久喊不散，又立刻动员大家坚守岗位， 加倍努力， 支援正在抵抗的前方将士。会后，全张垣掀起抗日救国高潮，在刘的支持下，各界人士组织起“察哈尔省民众抗敌御亡后援会”，动员群众献款献物、致电慰问东北抗日军队。１９３１年秋到１９３２年春，张垣军民和各界群众连续不断燃起熊熊怒火，展开大规模的抵制日货。查封日货、销毁日货，不和日本人合作的群众运动；还大量地接待安置了从东北各地来到张垣的难胞和从北满辗转退入察哈尔的抗日义勇军。张垣成了支援抗日的前哨。遗憾的是，反动的执政当局并未派东北军一兵一卒出关杀敌，收复国土，保卫家乡，反而将东北人民的子弟兵调离华北，开往西北，因而，刘翼飞对张垣群众表下的杀敌决心无法实现，也不得不带领他的东北军和张垣告别。 刘翼飞主持察政期间曾致力于教育事业，在张垣陆续办起十几处小学校。张家口属万全县管辖范围，１９３０年以前，只有县立的九处初级小学和一处高级小学，由于校址都很狭小，容纳不了多少学生，致使很多儿童入学困难。刘知情后特令省政府财政厅从省教育经费下拨出专款，先后办起省立的完全小学多处，归省直辖，不用万全县出资出人。新办的小学都是初高级合一的完小，班次也多，并且大多数都建立在各县立小学附近，一下子在全张垣扩大了儿童入学率，儿童和家长们皆大欢喜。此外，还把中等的综合性的实业学校改办成单一的高等专科学校，把校址迁入原东山坡新树冯玉祥将军的“西北边防督办公署” 一片大院，扩大了学校范围和招生名额，以适应本省培养农业人材需要。 刘翼飞重视察哈尔省张垣教育事业的同时，也重视体育事业。１９３０年底即着手筹建一个省级体育场。后来省政府东面有一座废衙。晚清时是察哈尔协统衙门，协统仅次于都统，是专门分管蒙旗事务的大员，人们俗称协统为“二大人”，协统衙门成了二大人衙门，又因此衙在都统署东面偏后，人们又称它“后堂”。这片后堂衙门前后左右数进大院，房舍空地甚多，因不适用，又是官地，废弃多年，无人过问。省建设厅从这片废衙开始向东直到东河套，定为体育场兴建范围，１９３１年开冻后即大兴工程，工程进度很快，当年初夏即竣工。场内东边建有主席台，两旁用片石垒出六层高的看台，场中央是周长四百米的跑道，四外备有各种体育比赛设施。后因经费不足，看台仅垒了半圈。 体育场建成后，刘在当年７月提倡召开了全省首届学生运动会，全省中等学校派出不少代表队聚张参赛，其中不少队取得集体或个人优秀成绩。张垣省立女子师范最小的一学生叫岳玉文，在此次夺得女子赛跑最优秀成绩，受到刘的接见、鼓励与嘉奖，当时的《察省日报》对她发表了不少赞扬鼓励的文章。大会闭幕式上刘翼飞亲自发奖，并在讲话中说，以后继续举办这样的大会，同时，以后还要举办全省各界人士共同参加的运动大会。不料， 两个月后发生“九一八” 事变， 时局急转直下， 第二年春末，刘也被调离察省，旧张垣只建过这么一个体育场，旧察哈尔省也只举行过这么一次全省性的运动会。 刘翼飞小儿子名叫铁军，在小学念书。此子善于和同学相处，不以少爷自居。他学习成绩优秀，还能帮助同学。他在学校支持下领头办了一张小报，提倡学生富有战斗精神，养成简朴生活，树立道德思想，加强体育锻炼，要求同学们以自强不息的劲头练习写作技巧，共同把小报办得有力活泼，产生社会效果。这八开小报每月都要出版两三次，有一次刘铁军在报上写了短文，批评同学们爱好描述花花草草，属于无病呻呤，要求大家多写振作精神、勇敢好强的东西。这份小报曾受《察省日报》大编辑大记者们的赞扬。由此可见刘翼飞家教之严，树子之正，当时，曾有不少社会人士对其表示敬佩。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纵贯张家口中心的清河经常泛滥。建于１９２５年的清河桥虽然宏伟、美观，但它是木质桥面，经不住重车轧辗，当时的马车还都是铁瓦轱轳，根本不能上桥。从清河桥一建成就明令公布规定不能通行马车。清河桥建成的同时，古老的七孔石墩石面通桥就被拆除，所以，大河西岸马车往通只得渡水，夏天淌河，冬天滚冰，过河十分困难，经常发生翻车伤人险情。刘翼飞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要在主要过河点的桥西大河套口和桥东沙河路滩头建一坚固桥梁， 以利马车通行和重车交通安全。１９３１年初由建设厅测量定位备料施工，建桥工费浩大，省财力不足，刘翼飞在北平亲自面请张学良拨款相助。张学良拨下巨款， 此桥很快建成，刘即按张学良字汉卿而取名“汉卿桥”。桥成后，虽然长度不够，东头仅至河滩，但修了土坝挡水西流，车马顺坡上下，十分安全。此桥的建成使大河套各种车辆畅通无阻，加快了商民的货物周转，保证了车马人工和物资的安全。因此，人们认为这一桥之成实为刘在张垣留下的最有实用价值的最有纪念意义的成绩。这座桥就是现在处于张家口繁华中心、现已改成又长又宽又美丽又整洁的解放桥的前身，从解放桥的南面部分旧桥墩细看，还能看出当年“汉卿桥” 的遗址。现在，张垣市中心已很少见到马车，满载货物的重车在清河中淌河过水，只能是张垣的历史旧话而已。 省主席宋哲元 １９３０年，冯玉祥的西北军在中原大战失败后，部分主力退入晋南，被编为陆军第二十九军， 由宋哲元任军长。全军驻于山西省榆次、阳泉一带。 １９３２年初，张学良所属的东北军全部被调往西北，驻在察哈尔省的刘翼飞的东北军独立第十旅也在被调之列。宋哲元奉北平军分会命令，率二十九军进驻察哈尔。不久，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察哈尔自特别区都统到省政府主席，以前经过十几任，大都是在两军对垒中相换，打败的撂下地盘一走了事，打赢的进驻以后收拾残局，从来没听说互相交换一说。因此，换一次军队，张垣就被骚扰一次，变一次大员，张垣就要被乱哄一下。比如，败兵匆匆忙忙撤退，难免发生抢劫、拉伕、诈骗行为，胜者大大咧咧开进。可能发生占房、索物、发威现象，都会给地方带来许多麻烦和灾难。甚至他们之间花的货币也各有各的银行券，在市场上互不通用，败者的纸币往往作废，给当地商民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苦不堪言。刘翼飞新东北军的走和宋哲元旧西北军的来，因属于一个“政府”的调动，走的不慌，来的从容，所以没有产生任何给张垣老百姓带来不便后果。 二十九军进驻张垣后，宋哲元举行了一次阅兵典礼，参加检阅的有二十九军的三十七、三十八两个师，还有刘翼飞的独立第十旅和董英斌的独立第九旅等东北军队。两种军队在一个阅兵式上接受两个军政大员的共同检阅，在张垣是前所末有的事，因此，张垣商民各界人士参观者甚多，形成一个十分热闹的场面。过去，军阀之间互相一换的时候，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居民闭户，行人绝迹，老百姓们躲都躲不开，那敢出门观看？这次，围观两军齐检阅，自然会在张垣群众中引起好感，同时也自然会对要走的刘翼飞和已来的宋哲元产生敬意。 这次阅兵后，刘翼飞即率领他的第十旅以及其它东北友军离开张垣。宋哲元接任省政府主席后，在全省各级政府机构并未立即除旧更新，大搞人事变换，而是经过办理移交手续后，采取愿去者去，愿留者留的方法，除外地人，特别是东北籍的人，愿离张远走外，其余留者照常供职，没有引起人们有失业的恐慌。 宋哲元主持察政后， 崇尚孔孟学说， 提倡“孝、忠、悌信、礼、义、廉、耻”八德。要求各级政府官员树立“八德” 思想，按照“八德” 标准行事，要求学校对学生进行“八德” 教育， 在军队训练中也要加入“八德”思想，在商界人士和店辅中倡导以“八德” 为核心，礼貌待人、童叟无欺，在家庭住户中更强调“八德” 为生活标准，提倡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为此，大力进行宣传，还特聘宋的老幕僚、老学者张文穆担任省政府官方报纸《国民新报》的社长兼总编，在报上宣传“八德” 思想，张文穆不断亲自撰文在报上发表孔孟学说。机关、学校、军营等处都写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口号，公园进口处的一座亭子原有八根柱子上分别写满“八德”思想教育内容。张垣最长的一条主要干路，按《大学》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德” 的句子，改成“明德街”，一直沿用到现在。省会张垣的主要路口和公共场所以及四乡的广阔地带，也都写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醒目大字，要求人们时时注意按此行事。这样大规模宣传、提倡的结果，在张垣群众中当然产生很大作用。宋本人也能以身作则，侍母至孝，一天，偶因过错曾当众被母罚跪。张垣地处塞北，文化比较后进，孔孟思想在人们脑中印象较深，宋提倡“八德” 生活标准，人们很容易接受。虽然国难当头，日寇步步进逼，而在当时张垣这个不大的省会城乡范围内竟然是：盗匪不存，无赖绝迹，物产丰富，价格平稳，呈现一派安定团结景象。但是，好景不长。长城战起，宋哲元忙于出征领兵杀敌，张垣被战争气氛笼罩。接着，又因国策不力，导致日寇大规模进犯，先是失去察北，后来战火烧到张垣门外，最后终于遭到沦陷。 宋哲元主持察政期间，对省会张垣的城镇建设上做过一些努力。首先，开出东山坡十里长道，从南边的新村直达北边的鱼儿山下，车马行人不必再从旁处绕行。这条大道便是现在近代化公路建国路的初级路。又在鱼儿山下的清水河上筑起“清水桥”，直通河西上东营，使上堡一带车辆渡河来往，畅通无阻，大大缩短了以往绕行下堡过桥的路程。这座“清水桥”历经五十多年，桥名一直未变，但现在已经过扩建，变的更加宽大美观。 在赐儿山上修建了层层石阶，方便了游人登山。在水母宫一带广植树木，建成了“森林公园”。在清河边的长青路上买下大量私人菜园，建成苗圃，培育树苗， 准备绿化街市。这个“苗圃” 后来改成“太平公园”，就是现在市中心人民公园的前身。此外，还在西太平山腰朝阳洞上方建了小片房舍，供人们游览休息， 在山顶上建了一座小亭， 取名“朝阳亭”，登亭可以俯览全张垣景色。这个朝阳亭后来是屡坏屡修，最后全毁于十年动乱，前几年重建后，正和西太平山上几座亭子连成一片，建成张家口西山上的“山顶公园”。 １９３２年春，热河省沦陷后，察哈尔省成了抗日前沿， 为防守省会张垣，宋哲元在察省“抗敌御侮后援会” 赞助下开始筑“张垣城”。筑城就地取材，开山取石，以石垒墙。因决定快、行动速，不到一年工夫就筑起“平门”和“玄门”，并在平门两侧筑起千米城墙。筑城毕竟是浩大的工程，一要钱，二要人，三要物。那个时候当地政府缺钱，上面不给拨款，也无法动员很多群众出力，尽管就地取材，也因无钱无人而收效甚微。加以时局动荡不已，宋哲元忙于喜峰口抗战，到后来，这一工程虽未下马，但也近似停工。现在， 西山南脚一段城墙， 可算存在了半个世纪多的遗迹。宋哲元主张军民互助、军民同乐。西沙河山洪泛滥，他派士兵抢险修坝，平门一带筑城墙，他派士兵开山运石。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０日，他倡导举行了一次提灯游行大会，纪念辛亥革命。春节期间，他令驻在张垣及各地的军队官兵分别上街演出高跷会、小车会，连演数日，夜夜万人涌巷。平常日子，他的二十九军武术队还经常上街表演武术，宣传尚武精神。 １９３３年冬，宋哲元召集地方绅士、学者名流、知名父老等，着手编纂《察哈尔省通志》。经一年多时间便脱稿出书。察哈尔由特别区到改成省，没有出版过一本为本省叙史记事的册子。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察哈尔省建制已经撤销。所以，这套《察哈尔省通志》的出版，既空前又绝后，现在成了唯一的查对有关过去察哈尔省系统事物的资料源泉和可靠依据。同时，在编纂省志的带动下，宋的两个部下也一齐动手，由陈继淹县长主持新编了《张北县志》，由刘必达县长主持重修了《万全县志》。 使张垣人难忘的，还是宋哲元及其二十九军的抗日精神和抗战结果。 他们在本省连续挫败了日寇的挑衅，在喜峰口一夜之间让数千鬼子在大刀下尸首分家，创造了抗日战争中的奇迹。他们给中国人争了气，为二十九军树立了威风，也为后方留守的察哈尔省和张垣的民众增加了光彩。 附记 前面叙述的四位旧察哈尔时期的军政大员，是１９２４年十年内先后分别进驻张垣的。他们在张垣做了点事情，现在看起来好象微不足道，若从历史上看，这个时期的前一半还有新旧军阀不断混战， 后一半则是日寇侵入，国难当头了。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驻在张垣的时间每人不过二年左右，以短暂的时间主动给张垣做了不少有益的事，还留下一些实物遗迹，比起早先来此光顾暴敛，不留政绩的主政大员来，可就了不起。四个大员在张垣主持省、区军政总共不过八个年头左右，就给张垣群众留下新建的三座大桥、三条大路、两个公园和一部《察哈尔省通志》等。这些实物给张垣群众带来不少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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