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8 月中旬，我去北京出差，临走的前两天收拾衣服。老家的8 月天气渐凉，早晚的风已经不那么轻柔，有时裹着冷雨打在身上，凉飕飕的， 加厚的秋衣秋裤都该上身了。而北京，8 月正是热浪滚滚、穿裙装的时候。穿什么好呢？打开衣柜，满柜子的衣服，翻来翻去，犯了难。优雅自然的v 字领衬衣，有点太死板；做工精细、面料舒适的收腰小短袖，有点太年轻； 简单大方的直筒外罩，有点太单调。扒拉来扒拉去，才发现，好多随意买下的衣服，哪一件穿上都不难看，可是又好像哪一件穿上都不是最理想。
是服装品类太多，还是我眼光太高？儿时只盼望自己夏天能有一件粉色的衬衫；长大了，想象着自己会成为一位知性温婉的女子，穿一袭白色的长裙，袅袅娜娜，款款走来。可是不知从何时起，衬衫、长裙都不再只是出现在幻想中时，自己又变得无从选择了。
都说女人的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我也是这样吗？我只能摇摇头， 这话是对现在的女人说的，对于三四十年前的我们来说，甭管是生活在县城的，还是扎根农村的，能有一两件换洗的衣服，已经是相当奢侈的一件事了。
记忆中，成年之前我几乎没怎么穿过买的衣服。家里姊妹多，一件衣服总是大姐穿过给二姐，二姐穿小给三姐。三姐穿破，母亲再把磨坏的袖口和衣角边剪掉，把毛了边的边角窝在里面，用细密的针脚缝好，再用提前放在炉子上或者灶膛里烧热的烙铁烙平整。即使是这样一件“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衣服，我穿在身上时，依然会美滋滋地左看右看，前看后看，高兴得不得了。
鞋自然是母亲做的千层底布鞋，鞋面上是一对翩翩欲飞的蝴蝶，蝴蝶是母亲用各种颜色的布头对成的，再用过滤嘴烟盒里的晶晶纸把布头的边角包住，走路时，鞋面上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就像温暖的阳光正照在展翅飞翔的蝴蝶身上。这双鞋引起无数小伙伴们的羡慕，他们围着我，塞给我好多张晶晶纸，希望母亲也帮他们做一对这样的蝴蝶。好长时间这双鞋成为我的最爱，下雨天我舍不得穿，干活时舍不得穿，脏了时我也不敢用水洗，只是轻轻地擦擦。
现在想想，那时年少的一颗心是多么容易满足和懂得珍惜啊！
13岁，我考上了离家30里地的初中读书。作为奖励，母亲第一次走进县城里唯一的一个大商场——沽源县百货大楼。那时成衣还很少，在一卷卷各色布料里，母亲东挑西选，给我买了一块绿色的布料，要给我缝制一身新衣服。那时一身的裁剪费好像8块钱，8块钱又能扯一块布料了，为了省下那几块钱，母亲依然像以往给哥哥姐姐做衣服那样，准备自己动手。
母亲先找来一张张往年替换下来的年画，剪成衣服的样子，用大大的针脚串起来，套在我的身上，感觉哪里不合适，哪个地方不好看，再逐一修改。开学的前一天，母亲终于缝好了衣服，衣服布料是那种混纺布，样式就是直来直去的简单款型，终于穿上了久违的新衣服，我那种激动的心情和当时拿上初中录取通知书一样。
中学在原沽源牧场总场场部，分场派车送我们去报到。车是一辆大马车，车辕子用一根根粗铁丝绑架着。我怕弄脏了我的新衣服，尽量不让手里的东西贴着我的身体，走路都有点扭扭捏捏。越小心越有事，把东西扔到车上，我急忙往车上爬，为了和我抢地方，一个男孩子推了我一把，只听“呲啦”一声，我的新衣服的前襟正好被车辕子外边一根裸露的铁丝尖挂住，一个三角口子就像一张洁净白皙脸庞上的一道疤痕，赤裸裸地印在我的眼前。控制不住，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我愤怒地瞪着那个男生，上去打了他一下，自知闯祸了的男生低着头一言不发。母亲跳下车急匆匆跑回了家，再回来时，手里是几根颜色各异的丝线和一块裁剪衣服时剩下的布头。
到了学校，收拾完床铺，母亲让我脱下衣服，在那个“疤痕”上面细心地缝制着，不一会儿，一朵娇艳欲滴的梅花旺旺地开放在上面。临回去时，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别和那个男生闹别扭，他也不是故意的。那朵手工制作的梅花犹如真正的梅花，不光补救了衣服的破洞，更带着一股暗香， 我也就不再生气了。
这身衣服几乎陪伴了我三年的初中时光。
初三时，一股“干部服”“中山装”风从社会刮进了校园，有条件的同学都穿上了四个兜的衣服，他们上下课的间隙总会昂首挺胸从教室里进进出出，教室里有一半是灰蓝色的。
那时家里正给哥哥张罗婚事，母亲自然再舍不得拿出钱来给我做一件流行的衣服。可是我只有两件换洗的衣服，于是哥哥替换下来的一件正宗武警服也让我收拾了过来。那是在天津当武警的外甥（大姐的儿子，和哥哥同岁）送给哥哥的，哥哥穿了好几年，但是衣服一点不掉色，只是袖口和下襟都磨破了。依然像小时候那样，母亲把边角剪掉，因为哥哥比我高好多，衣服自然要大很多，缝制时几乎窝掉了半个兜，我那时很傻啊，竟然不伦不类地一直穿着，也没觉得不好意思。没多久，流行了军便装，仿军装的样式，但颜色不是草绿色的。看着随后同学们穿的军便装，我窃窃地笑着：“我终于引领了一回时髦。”（那时好像还没有“潮流”这个词）
没多久，学校新来了一位女老师，姓王，据说是从市里刚毕业分配来的， 教我们英语。走上讲台的一刹那，二十几人的教室仿佛空无一人，空气都静止了。王老师穿一件很薄很薄的衬衫，能看见里面是一件圆领的白色背心（后来我们才知道那种布料叫“的确良”）。那件小巧的粉红色的衬衫领口处有两根长长的带子，她就那么随便挽成一个蝴蝶结在脖子下边；下身穿一件刚刚兴起的黑蓝色喇叭裤，腰、臀、大腿部位包得很紧，从膝盖处放开，显现出喇叭的形状，后边的裤脚越放越大，把一双脚遮住了大半个， 看不见鞋跟的高低，只露一双小脚尖。
这样的打扮别说是我们学生第一次见，就连学校的好多老师也是第一次知道“喇叭裤”“的确良”，那时我们才隐隐地感觉出人们的衣着正在由黑白简单的两色走向多元。当时我们觉得喇叭裤并不好看，因为裤子把屁股勾得太紧了，可是王老师那件粉红色的“的确良”确实给沉闷的黑蓝色调带来了更多的光彩，而且还把我们觉得特别难看的喇叭裤穿得挺拔顺畅，如行云流水，对于王老师我们就多了一份由衷的爱戴。
王老师白皙的皮肤，高挑的身材，有些消瘦，但并不妨碍她成为“灰黑色服装”校园里的“衣裳架子”。从单调的几种色彩到五颜六色，她一次次统领着那个时代校园里的潮流（当然“时尚”“潮流”“偶像”这些词并不存在于当时的话语词典里），成为学校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不仅吸引了男生们的目光，也让我们女生在课余饭后追随着她朝气蓬勃的身影跑。看着王老师青春洋溢的笑脸，我总在想，是不是一身美丽的衣服也能给内心带来甜蜜的味道呢……
那一年开始我就有了一个粉红色的梦，我也想拥有那样一件粉红色的“的确良”衬衫。可是我一直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这个梦，包括我的母亲，那时能念书对我对母亲来说已经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了，其他的只能将就了。
高考结束后，我到天津大邱庄打工，哥哥骑着自行车送我到县城去坐通向张家口的班车。我记得刚下过一场雨，泥泞的小路坑坑洼洼，我紧紧抓着哥哥的后衣襟，生怕一不留神把我摔在水坑里，湿了我刚买的一双人造革皮鞋（那是我穿的第一双不是母亲缝做的鞋）。
也是那一年，我看见舅妈家表姐有一件红色的“的确良”衬衫，样式和王老师的一样。我像是见到失而复得的宝贝，它又像一首悠扬的乐曲唤醒了我沉睡的梦，我竟有些说不出的激动，穿上它让表姐领着我去照了一张相，寄给远在家乡盼我平安的母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沽源县大部分年轻人外出打工，逢年过节他们的大小包裹里是给留守在家里的父母、妻儿、弟妹带回的各种衣服和食品。
城市的流行色就以这样的方式迅速传遍了农村，布料开始以纯棉布和混纺毛织为主打，后来华达呢、卡其、涤纶、棉纶也开始增加；服装从西服、休闲服到灯草绒、皮夹克，从牛仔裤、蝙蝠衫到红裙子、羊毛衫，从“的确良”“泡泡纱”到“假领子”“蕾丝边”；颜色从黑蓝白到五颜六色；规格从普通到品牌，变幻无穷。
健美裤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我也给嫂子、姐姐们买过几条， 可是穿上它，大腿粗、小腿细、有没有罗圈、腿直不直，线条一览无余， 不仅她们，家乡的人们都有点接受不了。后来随着我们这些打工孩子们不断回乡探亲，有意无意地普及，人们慢慢接受并习惯了健美裤的流行，并且一直到现在依然以它万变不离其宗的风格演变着——其实现在的打底裤就是当年的健美裤。
过去，就是住在沽源县城里的人，一年也买不了一件衣服，商场里也没有多少样式的衣服供人们挑选，更何况是身在农村的我们。到了21 世纪， 随着经济发展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认识到服饰往往也是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的表现。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深埋几十年的爱美之心，开始在服饰上得以释放，人们对服饰的要求开始由穿着暖和向穿得体面上过渡，所以人们也舍得在服饰上多花钱了。就连我这腰包不鼓的小老百姓也开始跟着潮流，不再是“一衣多季”，而是“一季多衣”，把服装细化到了正装、晚装、休闲装、家居装等。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已经不再是单纯只认名牌，而是注重品位，向时尚和个性化发展。她们不怕繁琐，不怕简洁，怕的是雷同和撞衫，要的是独一无二。好不容易购得了一件漂亮的衣服，穿上走在街上才发现有人和她的这件一模一样，那种气愤失落感可能不亚于我当初被那个男孩子弄破了新衣服时的心情。
四十年风雨沧桑的变化，沽源卖服装的商场也由过去的一家百货大楼发展为“乾华商场”“华林商厦”“鹿儿岭”“万人商厦”等多家商店， 里面琳琅满目的服装总会让我们眼花缭乱，出现了吊带衫、超短裙、职业装、文化衫，面料有轻薄的麻纱、疏散的针织、柔软的丝绸，还有乔其纱、缎条绢、化纤的蕾丝等，款式有修身、有宽松、有韩版、有运动，结构有翻领、无领、双襟、偏襟，甚至还有时尚与传统相结合的旗袍。
服饰是社会心态变化的晴雨表，它不仅记录了一个地区的发展，也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变迁，留下了时代的印记。而对于我来说，服装不仅仅是历史，它就是一种记忆，一种语言。它的变化是以非文本的方式记录着一家经济的变化，令我久久回味，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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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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