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沽源的高山、缓坡、敖包、土堆、河流、淖泊、沟壑、卜子、城堡、村落等，都有好听的名字，并且约定俗成。如蝈蝈山、圐圙淖、棠梨沟、脑包沟、冰山梁、九连城、喇嘛洞和丰源店等，这些名字的读音生动鲜活，文字书写特定规范，意义深远悠长。每个名字都藏有一段掌故或传说，掌故里闪烁着岁月的光华，传说中沉积着美好的期盼和向往。就其所指代的方位和范围来说，也具体明确，这就是沽源地名的语词文化。 透过语词文化内涵就能窥视到沽源地名命名的缘由和理据，就能洞察某一地名所指代的地理实体或地域（即地名实体）的地理环境、历史进程和乡土风情等。比如位于小厂镇与小河子乡境内的棠梨沟，就是一条沟壑的专用名称，是由特定语词指代的地理实体。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是丰富的。棠梨沟从独石口北的庞家窑村开始到大东沟为止，面积约四十平方公里，由多条东西向的支沟组成。主要有明镜沟、棠梨沟主沟、长胜沟、大喇嘛洞沟、小喇嘛洞沟和大东沟六条支沟。每条支沟内都有村落人家，也有传说和故事。白马救主的救龙泉就在这里，沽源县名称的渊源也在这里。棠梨沟从古至今就是一条历史文化的时空隧道。中古时代的辽金元时期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与中原人实现边口贸易进行文化交融的通道；清末民初为坝里人走西口出口外的主要路线；1933年吉鸿昌将军曾经在棠梨沟的乔家店龙王庙题词，撒下了全民抗日的火种，使这里成为我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很多老革命、老战士、老党员的名字也因之永载于沽源革命斗争史册。所有这些是沽源地名承载的地理实体文化，并成为语词文化生存的环境与土壤。 地名语词文化和地名实体文化，组合成沽源地名文化的全貌。凡是在沽源境内约定俗成、并被社会广泛认同的地名，无论是棠梨沟还是丰源店，不管是小河子还是单木淖，都具有两个层面的文化内涵：一是地名语词文化，二是地名实体文化。 地名语词文化属于语言文化范畴，是地理实体文化的标志，对我们研究沽源地名实体文化可以起到提纲带目的作用，它是沽源地名文化的基本内涵。地名实体文化属于地域文化范畴，是地名语词文化形成、生存的环境和土壤，是我们研究地名语词文化的基础和主体，它是沽源地名文化的外延。地名语词文化和地名实体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统一体，二者构成了沽源地名文化的整体。 沽源地理环境错综复杂，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人口来源来自多省区，俗有“九省十八县”说法，乡土风情也不尽相同，由此构成了地名文化的丰富内涵。沽源地名文化具有鲜明的地理性、历史性、民俗性和景观性特征，既是物质文化又属于非物质文化，是较为广泛的文化概念。 沽源的地名文化，是伴随着沽源历史的发展而形成发展起来的，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可以很笃定地做出界定：沽源地名文化是由沽源人民长期以来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综合性文化体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丰富的思想内容，是世代相传的文化成果。
一 沽源地名文化的历史渊源
有人类就有地名，有地名就有文化，沽源地名是历史的产物，它在历史的长河中与文化共生并同步发展，共同生于中华民族的母体中。在原始社会人类开始集体居住后，以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崇拜的图腾，并以图腾作为居住、活动地域的指代名称或部落姓氏名称，这就是地名。所以，在古代，地名的范围很大，多是指代一个氏族部落活动的范围。沽源地名的发展呈现出这样的脉络：从上古时代的广泛，到中古时代的逐渐缩小，再到近古时代的逐步具体。沽源广袤的地域，远在上古时代被称为“鬼方”或“土方”，这就是沽源最早的地名。 在过去，编修史书的都是中原文人，他们习惯上对边陲之地的少数民族采用一种蔑视的笔法。不是用“鬼”就是用“胡”，或者用带“犭”旁的字来标注边陲民族的名字。鬼方就是最荒蛮的地方，意为孤魂野鬼出没的地方。 到春秋时代，沽源地域被称为“猃狁”，或“戎狄”。猃狁或戎狄都是对古代少数民族的统称，对他们的统称也是对活动区域的指代，这也是地名。 秦统一六国，沽源所在的地域范围开始缩小，被指代为上谷或造阳。汉代又以少数民族活动范围为指代，称为胡地、东胡。 沽源从中古时代起，地名指代趋于具体。除了用游牧民族的名字指代外，出现了濡源、御夷镇、凉陉、炭山、白海行宫、明安驿、石头城等具体指代的地理实体地名，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沽源地名。 历史进入近古时代的明代末期到清代中叶，沽源地名文化走过了由地域的泛指，到民族区域指代的缩小，再到地理实体的具体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约定俗成或由政府命名的山脉、水系、沟壑和村落地名，星罗棋布地分布在沽源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李王山、五女河、明镜沟、三棵树、同兴号、榛子沟、冯家窑、太平营、黑土洼、马神庙、大二号……这些闪烁着地理印记、人文情怀的地名陈列于沽源大地，布展于坝上草原。 历史的脚步踏入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前后，沽源地名结构基本形成了以窑、沟、城、堡、营、店、号为序列的地名景观格局，构成了沽源地名文化的时空隧道。
二 沽源地名文化的语词文化
沽源地名的语词文化，是指代地理实体的语音标志，属于语言文化范畴，是地名文化的基础，其文化内涵包括音、形、义、位四个方面的文化要素。音 沽源地名的读音具有明显的方言特点与鲜活的意向动感。如大营子、杨家营子、圐圙淖儿、黄盖淖儿等，在主词后面常带个“子”字或“儿”字，也常把“子”字读成（za），带有浓重的方言特点。再如蝈蝈（儿）山，狐狸沟、转佛庙、闪电河等，这些地名听起来就让人产生一种动态的画面感，不但悦耳动听，也具有意向性的灵动。这就是沽源地名语词文化的鲜活性和灵动性的特点。除此之外，沽源因在历史上属于游牧地区，往来过许多游牧民族，在地名语词文化的语源中存在着游牧民族的语音渊源。例如，西米克图、褡裢图沟就属于蒙语的语源，苏鲁滩则属于满语的语源。 形 形是地名的书写形式。因为地名是专用的指代名词，书写形式有一定的规范要求。例如，丰源店的“源”字不能写成“元”字，白土窑的“窑”字不能写成“夭”字。尤其是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地名，应加注汉字（这种情况在沽源不多见）。 义 义是构成语词文化的主体要素，是通过语词的内涵探索地名由来的理据。沽源地名丰富繁杂，全县不包括地理生态地名，现有的七百二十多个自然村，就有六十多种叫法。诸多的叫法都与人们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关。命名的缘由主要为：以地理方位、地形命名，以山水命名，以动物命名，以植物命名；除这些理据外，还有因地得名，因人愿得名，由物象得名等情况；有的地名的命名，则有其历史渊源。 依据沽源地名语词含义和实地调查，命名缘由主要表现在九个方面。 第一，沿用母体地名，也叫地名搬家。沽源地域属于移民文化带，人口来源多是在清末民初，由三晋、平北和直隶的垦殖移民迁入。有很多地名为母体地名，即把原来居住地的名称搬到了沽源。这些移民为了不忘旧地，以表对家乡的思念和牵挂，迁居沽源后仍然沿用家乡的地名。如黄盖淖、大营子、五塘坊、战石沟、双爱堂等。黄盖淖是在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由张北黄盖淖村人到此建村，为了不忘旧地仍用原村名。莲花滩乡的大营子是光绪末年，由山西人到此建村沿用了旧地的村名，后来莲花滩大营子的刘家老三外号刘三疤又到丰源店乡建了一个村，仍沿用了故地大营子的村名。五塘坊是在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由丰宁县五塘坊人在闪电河附近建的村，也是为了不忘旧地沿用的原籍村名。在沽源，像这样的地名很多，印记着沽源境内的移民文化。 第二，以地貌特征命名。沽源由于地貌的多样化，利用地貌特征命名的村名是最多的。如小阳坡、泉子沟、黑土洼、大碱滩和石头坑等，这些地名都反映了村子周边的地貌特征。 第三，以地理环境命名。沽源人非常在意居住环境的状况，对山峦、河流、淖泊、水泉充满了情感和爱恋，表现在地名方面，如河子村、蝈蝈山、小赤湾、泉子村、淖卜子等。 第四，以地标物状命名。以村内或周边的特殊物状、景观为村庄命名，也是沽源地名含义的主要缘由之一，如双井子、西大井、庙营子、白土窑、双脑包、菜园和支锅石等。 第五，以数字序列命名。以数字排序命名的村名，是沽源地名文化的一道风景。如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四道沟、五道沟、六道沟。在序列的主沟内还有亚沟，如小五道沟、五道沟门儿和六道沟门儿。再如头道营、二道营、三道营、四道营，头号、大二号、三号、五号和二十五号等。在地名数字序列里回避“一”字，而用“头”字开头，沿用了民俗中对前后的称谓习惯。因为“一”近似于“小”，所以按序排头的数不用“一”，而用“头”。 第六，以植物、动物命名。生活在沽源这方热土上的人，一向亲近于自然，对优胜植物、动物倍加爱惜，由此命名的地名彰显着沽源生态环境的优美与灵秀。如莲花滩、黄花梁、榛子沟、韭菜沟、芦草、三棵树、狐狸沟、狼窝沟和野马营等。 第七，以人愿、店铺命名。期盼社会和谐安定、事业兴旺发达是勤劳淳朴的沽源人永恒的生活主题。以人愿命名的地名有丰源店、兴顺店、大兴隆、义合城、太平营、利民和兴隆堡等。在沽源境内以店命名的村名，多散落在沿坝一带或重要的交通路口，开办旅店业的居多，如前店、乔家店、过街店等。 第八，以姓氏、人名命名。沽源是由游牧区放垦后变为农业区，最初建村的人多是独家或单人先到，之后又陆续有人入村居住。村名以最先入住的人或有名望的人的姓氏或人名命名的很多。如岳家营子、李家营子、张天信营子、冯家窑子和小格赖等。 第九，以文物遗址命名。沽源历史文化厚重悠久，但文物遗存并不多，以文物遗址命名的地名主要有梳妆楼、小宏城、大宏城、石头城和九连城。 位 位是指定地名的方位与范围，是地名语词文化内涵的要素之一，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对某一地名的语音指代，判定该地名的坐落方位与区划范围。如在沽源境内的平定堡，指代的是一座县城，是沽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范围有多大，方位在哪里。若是指代某一个村，就知道它是一个最小的区划单位，范围也不会太大，方位在哪个乡或哪个镇。若指代的是大马群山，就会联想到它是一个很广泛的地理概念，位于冀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的接壤处，是横亘在坝缘一带的一条山岭，俗称“坝”。
三 沽源地名文化的实体文化
沽源地名的地理实体文化，属于地域文化范畴。它是地名语词文化形成、生存的环境与土壤。所有被指代的地理实体都承载、积淀并传播着地理文化、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的信息。（一）地理环境信息。沽源生动形象的地名实体，从不同的方位、不同的角度，立体性地显示着沽源地理环境的全貌。在沽源地名文化的环境中，以沟、洼、渠、山、梁、坡，滩、园、坑而得名的生态地名或村落地名，组合了沽源地貌的多样性特征；以河、水、淖而得名的地名，形象逼真地反映了沽源地理环境的壮美和秀丽。如大马群山、冰山梁、鸡冠山、脑包山、蝈蝈山，给人一种豪放、灵动的壮美感。再如五女河、小河子、水泉淖，又是一种温婉中的恬静。 （二）生态资源信息。沽源地名的陈列布展，传递着生态资源存量的信息。如棠梨沟、榛子沟、韭菜沟、莲花滩、黄花梁、三道林、芦草和林园等，都凸显出自然资源的丰厚。 （三）历史文化信息。沽源地名指代的地理实体，沉积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可以窥见沽源历史发展的脉络，既有政治军事信息，也有经济文化信息。如以城、堡、围、营命名的地名，就带有政治文化和军事文化的烙印。 城 城是最古老的建筑名称，也是最早的地名概念。史学界常把古代成规模居住的聚落叫做城。殷商以后把建有城墙的聚落叫做城。汉代把有防御作用、建有城墙、垛口、瓮城的聚落建筑叫做城。之后“城”就成了一个区域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也就有了城堡、城池和城市的等级和说法了。后来由于地方势力的原因，以城命名的地名随处可见。凡是建有城墙并有一定防御作用的聚落都叫城或城堡，城或城堡就成了带有军事性质的地名了。到民国时期，对城有了不成文的界定：建有城墙、开辟四门、内有街井街市并有施政单位的才是城。沽源境内以城命名的只有四处：“小宏城”建于元代，已废弃；“石头城”传说建于辽代，原为“汉城”，是管理汉人的城堡，后废弃；“九连城”建于金代，废于元代；“小河子城”建于民国七年，原为沽源县城，毁于战火。 堡 堡也是具有防御作用的聚落建筑，早先与城为一体，叫“城堡”，后来和城分开，规模大的叫“城”，规模次于城的叫“堡”，一般只有南门和东门。也有另一种说法，按聚落户口数量区分堡与城。百户以上为城，不足百户叫堡。在民国年间，由于沽源匪患严重，居住富户、商户较多的地方都建土城墙就叫堡。沽源以堡命名的地名很多，如平定堡、高山堡、仁和堡和西山堡等，这些都是传递着军事防御信息的地名。平定堡，建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原名平定脑包，因建了土围墙改名为平定堡。其后城墙不断加固，商户、富户增多，虽已具备城的规模，但没有施政单位，仍叫平定堡。直到1946年才成为县城。此时城墙虽已被毁，平定堡这个名字却沿用至今。 围 围子也是具有一定防御作用的建筑，另有一种含义是势力范围的划定。民国年间，为防匪患和显示村子的势力，有很多村子建土围墙。建有土围墙的村子就叫围子，如乔家围子、董家围子、韩茂围子、张重围子和小围子等。 营 营是军事建制，是屯兵的地方。营最早起源于元代，叫“营盘”。营盘是操练军队、争霸备战的军事基地。营盘内部设置严密的规范，内有中军、校军、旗军和号军，外设前、后、左、右卫，远设五营、四哨。到北元时，营盘被沿用到民间，各旗群牧场的游牧基地也叫营盘，在沽源有马营盘、夏营盘、秋营盘、后营盘、小营盘等地名。迁移到沽源的农耕人，仍沿用“营”作为居住地的名称。用营子指代的村名，通常具有一定的范围与规格：一是村子较大，再是立村人具有一定的势力或名望。沽源以营子得名的村落最多，兼以姓氏或人名命名的居于首位。如岳家营子、韩家营子、白达营子和王老大营子等，这些地名成为沽源境内地名的一大景观，构成了沽源系统的营子文化。 店、炉、坊 这些都是传递经济信息、带有商业性质的村名。如兴顺店，建于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据说是以村内的一家烧饼店铺而命名的。在沽源，带“店”字的村名大部分都是以村中的车马大店命名，承载着商贸文化，传递着交通和经济的信息。炉和坊都是以早年的手工作坊命名，传递着原始手工业等经济文化信息。 （四）民俗文化信息。在沽源地名文化指代的地理实体中传递着民俗文化信息，主要包括民间传说、宗教信仰、审美观念和时代印记等多种类型。 民间传说如老女沟、救龙泉、五女坟、张帽山、大仙梁、蛇沟岔等。 宗教信仰如马神庙、乌克河庙、转佛庙、喇嘛洞和四喇嘛营等。 审美观念指在沽源地名中存在着的一定程度的审美差异性文化现象，这和人们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态度密切相关，如三义美、红旗滩、大猪圈、臭泥坑等。 时代印记如建国、建设、七一、林源和新华等。 沽源地名的语词文化和地理实体文化，是沽源地名文化体系，是地理环境的镜像、历史文化的化石和民俗文化的窗口，也是沽源地域文化重要的信息载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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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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