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北又是个靠天吃饭的地方，老乡的日子不好过。知青去的第一年，吃国家统一供应的配给粮，主要是玉米面，很粗很陈的玉米面，和现在超市卖的玉米面根本是两回事儿。加上我们刚走出家门，都不会饭。要在农村生存，必须学会蒸玉米窝窝。我们遇到了两大难题，一个是烧火问题，不会烧土灶，经常是烟大火小，不给力，蒸出的窝窝半生不熟，又急着上工，只好稀里糊涂地塞到嘴里走人。另一个是用碱的计量问题，知青轮流做饭，谁也没经验，有的人把碱面放多了，黄馍变成棕色，苦涩的难以下咽；有的人把碱放少了，酸的直倒牙，特别难吃。没有蔬菜，顿顿盐水熬萝卜汤。没多少日子，肚子里的油水刮得精光，经常饥肠辘辘，大家发现，嘴越来越馋了，劳动休息时，开始围在一起精神会餐，回味起在北京吃的美味佳肴：红烧狮子头、红闷肘子、红烧排骨、红烧鸡块儿——俗话说，馋咬舌头，瘦咬腮。有人吃饭时直咬舌头，实实在在想吃肉了。 饿得撑不住了，开始各打各的主意。有的男生找茬进城，走几十里山路，到饭馆暴撮一顿，虽然，延安城里的饭也不怎么样，但总有点油水，哈好解解馋；有的和老乡套近乎，蹭上一顿半顿的；有的让家里寄点好吃的东西，改善改善。我从小爱吃甜食点心，有一次到河对面的供销社买东西，发现有散装饼干不算太贵，所谓饼干，也不是城里卖的那种，非常粗糙，样子很难看，味道更别提。我试着买了半斤，一尝，怎么一股煤油味，我问售货员怎么回事？她还挺不耐烦地说：“农村点煤油灯，还能没有煤油味儿！”理直气壮的，反问起我。我不是馋吗？又没别的东西可吃，就它吧。拿回队，悄悄放在箱子里，实在又饿又馋的时候，就掏出几片来打牙祭。对我，还是有点作用，吃完了再去卖半斤。管他有没有煤油味儿，饿了，馋了，吃什么都是香的。 记得有一次，知青集中到公社开会，中午管一顿饭，熬了几大铁锅玉米饭（去了皮的玉米豆），就的是老乡腌的碎菜（各种菜切成丝放一点盐腌的，有点酸味，有点咸味），大伙可吃到一顿正经饭了，盛了一碗又一碗，狼吞虎咽，三下两下就吃完了。周围老乡看得都傻眼了，有人说：“这是咋得咧？看把娃娃们饿成啥样了？真是，慢着抢，慢着抢，还有呢。”不一会功夫，几锅玉米饭，“洗劫一空”。这顿饭，至今回想起来，都余味无穷。 我们队有个高中女生，不知从哪儿搞了一个泡菜坛子，做了一罐泡菜，泡的是水萝卜、莲花白、芹菜。吃黄米饭时就着，那叫一个香。十几个人一天就消灭光了，吃完赶紧再泡一罐儿。不过，再饿、再馋、再苦，再累。我都会自己扛着，不给家里说，写信一概报喜不报忧，让家里放心。 第二年，我们有了劳动的收获，分了各种杂粮，学会了捞黄米饭、熬夥饭、压荞面饸饹、戳凉粉、腌碎菜、积酸菜等许多陕北饭。有个北京干部姚正秉是北京某副食公司的经理，有一手做黄酱的绝活，他给我们窝了一大盆北京风味的黄酱，在缺肉少油的岁月里，成为我们打牙祭的最好替代品，黄米饭拌黄酱，玉米窝窝抹黄酱，菜里拌黄酱，香极了。 我在村里当了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以后，和老乡的关系更贴近了，逢到农村的节日，都会被悄悄叫去打牙祭。农历二月二，是龙抬头的日子，家家户户炒豆豆，有的是炒小面疙瘩，有的是炒小麻子籽，有的是炒豆子，娃娃们这一把那一把，拿送来给我；清明节我们村兴涮荞面煎饼，是个技术活，没两下子，涮不好，一张张薄乎扇扇的半透明的煎饼，卷上绿豆芽、炝土豆丝，沾上蒜汁，绝对精品，我有时会同时被几家邀请，如果你不去会被视为瞧不起人家，所以必须应酬，我就一家尝一张，一会儿，就吃到嗓子眼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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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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