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五五年三月八日（农历二月十五），我出生于河北省沽源县白土窑公社西一棵树村。村庄不大，不过百十户人家，400口人，有三个生产队，我们隶属第三生产队。村庄名称的由来是因一棵树而起，村子的东面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山，在山脚下长有一棵榆树，榆树从石缝中自然生出。位于这棵榆树西边的村就叫西一棵树村，树东边的另一个村就叫东一棵树村。马神庙自然村还在东一棵树村的东面。西一棵树村、东一棵树村、马神庙村，这三个自然村组成一个大队。大队部设在中间的东一棵树村，它与另两个村的距离大约都是三华里，几乎在一条线上。

　　西一棵树村的北面比较开阔，与最近的五道沟村足有8华里，离西北方向的后山村也有8华里，离东北方向的白土窑村、梁西村两个村也超5华里。村子的西面就是坡，再爬过一道坡就是下芦草村，南面有一条小沟，人们习惯叫南沟，顺南沟而上就是上芦草村。从建筑风水上讲，我们村既不靠山，又不傍水，属于风水不佳的村。南面的小沟在六十年代末曾发生过一场暴雨，将沟中的泥沙冲至村里，因水土流失严重，而又长期得不到治理，村子的泥沙越聚越多，越积越高，村子几乎变成了沙漠。我们村的地理环境虽不优美，但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一一地多。人少地多是它最大的特点，我们村的耕地北面最远可到八里外的五道沟村，南面最远也可到八里远的小西沟村附近，可东北方向上的村边耕地却归梁西村。其因说法很多，有的人说，划地时就划成这样了，还有的人说，是土地大战时人们抢地抢的。不管何种说法，在我出生时，土地归属就是这样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村的耕地很多，大约人均30亩以上。那时，生产队每年都要安排压青地，实行轮番耕种。所谓压青地，就是每年留有一部分耕地不耕种，待到六、七月份青草长得很高，雨水多的时候，将地用牛犁深翻，将草扣到下面沤肥，待到来年再行耕种。这样土地既能得到歇息，而且肥沃，农作物长势也好，产量也高。当年，生产队的耕地，地与地之间都留有圪塄，既能防止水土流失，又能打草。圪塄有长有短，有宽有窄，大都根据地势而定。圪塄上的草长得密密麻麻，又高又壮，每到中秋稍后一点，用大镰将草打倒，晒干之后，拉回储存，是专为产羔的母羊和小羊羔准备的饲草。后来为推进“三北”防护林，农田林网化，栽了很多的树，占了好多的地，或者还有其它的理由，人们为了增加耕地，将多少年的圪塄都开垦种了庄稼。再后来，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白土窑公社也从白土窑村迁到了我们村的北面不足三华里的地方。随着公社的迁入，医院、学校、商贸等单位也陆续迁入或建立。这些部门或单位所占用的土地大都是我们村的耕地。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的大集体时期，集体占用村庄的耕地既不给钱又没补偿。后来的“一退双还”又占用了许多的耕地，所以我们村的耕地逐渐减少，到上个世纪末估计人均不到5亩了。一亩旱田年收入不足二百元，人们的生活水平就可想而知了。

　　在我出生的五十年代中期，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抗美援朝刚结束不久，人们的生活还非常困难。而我们村人们的生活却风风光光，比较富裕，村风村貌一新，人们的精神面貌一新，仿佛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好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儿时的一切至今仍很留恋、怀念。

 

 

　　（2）

　　到了上学年龄，我八周岁时也步入学堂开始读小学一年级。在入学前也曾上过托儿所，那时不叫幼儿园。为了动员组织家庭妇女也参加集体劳动，村里建了托儿所，人们将年小的孩子送到托儿所，大人们即可脱身到生产队去参加劳动，而我只去了一天，后来就再也没登过托儿所的门，其主要原因是我有身强体壮、年轻守寡的奶奶。很少参加集体劳动的奶奶，除了操持家务就是看护我们兄弟几人。一天的托儿所生活虽没有了什么记忆，但托儿所渠阿姨给我一块饼干这件事却深深印在脑海中。那个年代，能吃上一块饼干是多么的难得与幸福。刚读小学时，学校就在村子偏北的一点，房子很小也很破旧。但时间不长，学校就搬到村子的中间，但房子不是正房，有点偏东。时间并不长，又在村子的西北方向建了新的学校。学校很大，房子也很多，虽不是砖瓦结构，是由土和石头砌成，但很结实。学校没有院墙，宽敞而又明亮，它是村里最好的房子。桌凳虽不标准，但在当时是最好的。刘步林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在他之前虽也有几个老师，但时间都不是很长，甚至连他们的姓氏和名字都不曾记得。那时，学校的老师经常换，这些老师都不是本地人，且又都是挣工资的正式教师，在村里教几天，几个月后不知何因就走了。孩子们没学可上，只好在家待着，候着，等来了新的教师再到学校念书。这样的事情反反复复，学生念书只好断断续续。有的学生在一个年级念好几年，有的同学与我一个班，可年龄比我大两三岁，还有的大四五岁，就是这样造成的。刘步林老师比我大十多岁，他就是本村人，不知是什么学校毕业，相当于现在的中师。在过去，能有这样的学历就相当不错了。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在偏僻的农村有一公立教师教你读书，而且还相当的稳定，的确是件幸事。我较好的算术、珠算、语文成绩在小学期间一直遥遥领先，这与老师稳定有很大的关系。 

　　上学前，我的名字叫郑成富，不知是与本村的一个人同名，还是觉得这个名字有些俗，刘步林老师给我改成现在的名字。老师所改的名字用的是“治纲”两字，其意是治理三纲五常。文化大革命时期，出于破四旧，立新风，我自己又将“治纲”两字改用“志刚”，用意是志坚刚毅。不论用哪两个字，我对我的名字还是满意的，它们都蕴含着一种志向，一种希望。老师对学生们的管理是严格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在课间跑到很远的地方玩耍，结果误了课，等我们跑回学校，老师正手拿教棍，站在教室门口等着我们，结果是每位学生的头上都挨了一棍子。老师是用劲的，打得我眼冒金星。老师的许多好处大都忘记了，但打我这一棍子却记了几十年。我对刘老师是敬重的，参加工作后，不论走到什么单位，每当回到老家，总要抽空去看望老师。在我出任九连城乡党委书记时，受老师之托，将老师的儿子、儿媳分别调至乡政府和海源小学工作。

　　六十年代左右，我们偏僻的农村文化娱乐还很丰富，村子的中央地带建有篮球场，它虽然不够标准，但也像模像样，大人与我们小孩一有时间也都到篮球场上抢篮球，投篮。有时站在一个地方不动，看谁投得准，有时也还安排比赛，虽然不符合标准，但人们是认真的，抢篮球的劲头还是挺足的，即使寒冷的冬天，人们也是头冒大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