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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人生(个人回忆录1-2)|| 郑志刚
时间:2024-04-16   作者:郑志刚   来源:沽源网   点击:

 
  (1)
  一九五五年三月八日(农历二月十五),我出生于河北省沽源县白土窑公社西一棵树村。村庄不大,不过百十户人家,400口人,有三个生产队,我们隶属第三生产队。村庄名称的由来是因一棵树而起,村子的东面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山,在山脚下长有一棵榆树,榆树从石缝中自然生出。位于这棵榆树西边的村就叫西一棵树村,树东边的另一个村就叫东一棵树村。马神庙自然村还在东一棵树村的东面。西一棵树村、东一棵树村、马神庙村,这三个自然村组成一个大队。大队部设在中间的东一棵树村,它与另两个村的距离大约都是三华里,几乎在一条线上。
  西一棵树村的北面比较开阔,与最近的五道沟村足有8华里,离西北方向的后山村也有8华里,离东北方向的白土窑村、梁西村两个村也超5华里。村子的西面就是坡,再爬过一道坡就是下芦草村,南面有一条小沟,人们习惯叫南沟,顺南沟而上就是上芦草村。从建筑风水上讲,我们村既不靠山,又不傍水,属于风水不佳的村。南面的小沟在六十年代末曾发生过一场暴雨,将沟中的泥沙冲至村里,因水土流失严重,而又长期得不到治理,村子的泥沙越聚越多,越积越高,村子几乎变成了沙漠。我们村的地理环境虽不优美,但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一一地多。人少地多是它最大的特点,我们村的耕地北面最远可到八里外的五道沟村,南面最远也可到八里远的小西沟村附近,可东北方向上的村边耕地却归梁西村。其因说法很多,有的人说,划地时就划成这样了,还有的人说,是土地大战时人们抢地抢的。不管何种说法,在我出生时,土地归属就是这样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村的耕地很多,大约人均30亩以上。那时,生产队每年都要安排压青地,实行轮番耕种。所谓压青地,就是每年留有一部分耕地不耕种,待到六、七月份青草长得很高,雨水多的时候,将地用牛犁深翻,将草扣到下面沤肥,待到来年再行耕种。这样土地既能得到歇息,而且肥沃,农作物长势也好,产量也高。当年,生产队的耕地,地与地之间都留有圪塄,既能防止水土流失,又能打草。圪塄有长有短,有宽有窄,大都根据地势而定。圪塄上的草长得密密麻麻,又高又壮,每到中秋稍后一点,用大镰将草打倒,晒干之后,拉回储存,是专为产羔的母羊和小羊羔准备的饲草。后来为推进“三北”防护林,农田林网化,栽了很多的树,占了好多的地,或者还有其它的理由,人们为了增加耕地,将多少年的圪塄都开垦种了庄稼。再后来,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白土窑公社也从白土窑村迁到了我们村的北面不足三华里的地方。随着公社的迁入,医院、学校、商贸等单位也陆续迁入或建立。这些部门或单位所占用的土地大都是我们村的耕地。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的大集体时期,集体占用村庄的耕地既不给钱又没补偿。后来的“一退双还”又占用了许多的耕地,所以我们村的耕地逐渐减少,到上个世纪末估计人均不到5亩了。一亩旱田年收入不足二百元,人们的生活水平就可想而知了。
  在我出生的五十年代中期,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抗美援朝刚结束不久,人们的生活还非常困难。而我们村人们的生活却风风光光,比较富裕,村风村貌一新,人们的精神面貌一新,仿佛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好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儿时的一切至今仍很留恋、怀念。
 

 
  (2)
  到了上学年龄,我八周岁时也步入学堂开始读小学一年级。在入学前也曾上过托儿所,那时不叫幼儿园。为了动员组织家庭妇女也参加集体劳动,村里建了托儿所,人们将年小的孩子送到托儿所,大人们即可脱身到生产队去参加劳动,而我只去了一天,后来就再也没登过托儿所的门,其主要原因是我有身强体壮、年轻守寡的奶奶。很少参加集体劳动的奶奶,除了操持家务就是看护我们兄弟几人。一天的托儿所生活虽没有了什么记忆,但托儿所渠阿姨给我一块饼干这件事却深深印在脑海中。那个年代,能吃上一块饼干是多么的难得与幸福。刚读小学时,学校就在村子偏北的一点,房子很小也很破旧。但时间不长,学校就搬到村子的中间,但房子不是正房,有点偏东。时间并不长,又在村子的西北方向建了新的学校。学校很大,房子也很多,虽不是砖瓦结构,是由土和石头砌成,但很结实。学校没有院墙,宽敞而又明亮,它是村里最好的房子。桌凳虽不标准,但在当时是最好的。刘步林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在他之前虽也有几个老师,但时间都不是很长,甚至连他们的姓氏和名字都不曾记得。那时,学校的老师经常换,这些老师都不是本地人,且又都是挣工资的正式教师,在村里教几天,几个月后不知何因就走了。孩子们没学可上,只好在家待着,候着,等来了新的教师再到学校念书。这样的事情反反复复,学生念书只好断断续续。有的学生在一个年级念好几年,有的同学与我一个班,可年龄比我大两三岁,还有的大四五岁,就是这样造成的。刘步林老师比我大十多岁,他就是本村人,不知是什么学校毕业,相当于现在的中师。在过去,能有这样的学历就相当不错了。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在偏僻的农村有一公立教师教你读书,而且还相当的稳定,的确是件幸事。我较好的算术、珠算、语文成绩在小学期间一直遥遥领先,这与老师稳定有很大的关系。 
  上学前,我的名字叫郑成富,不知是与本村的一个人同名,还是觉得这个名字有些俗,刘步林老师给我改成现在的名字。老师所改的名字用的是“治纲”两字,其意是治理三纲五常。文化大革命时期,出于破四旧,立新风,我自己又将“治纲”两字改用“志刚”,用意是志坚刚毅。不论用哪两个字,我对我的名字还是满意的,它们都蕴含着一种志向,一种希望。老师对学生们的管理是严格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在课间跑到很远的地方玩耍,结果误了课,等我们跑回学校,老师正手拿教棍,站在教室门口等着我们,结果是每位学生的头上都挨了一棍子。老师是用劲的,打得我眼冒金星。老师的许多好处大都忘记了,但打我这一棍子却记了几十年。我对刘老师是敬重的,参加工作后,不论走到什么单位,每当回到老家,总要抽空去看望老师。在我出任九连城乡党委书记时,受老师之托,将老师的儿子、儿媳分别调至乡政府和海源小学工作。
  六十年代左右,我们偏僻的农村文化娱乐还很丰富,村子的中央地带建有篮球场,它虽然不够标准,但也像模像样,大人与我们小孩一有时间也都到篮球场上抢篮球,投篮。有时站在一个地方不动,看谁投得准,有时也还安排比赛,虽然不符合标准,但人们是认真的,抢篮球的劲头还是挺足的,即使寒冷的冬天,人们也是头冒大汗。

(责任编辑:红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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