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回过头来看，1961年是杨朔人生的顶峰。

1961 年4月29日的《人民日报》第八版刊登了一篇杨朔的旅日游记《樱花雨》。文章把美军在日本的势力比作摧残樱花的风雨，而把日本人民比作在风雨中开放的樱 花。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标题旁写道：“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在 此之前，杨朔很多散文名篇，比如收在语文教科书中的《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都写于1961年。是年3月，他的散文集《东风第一枝》出版不 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等报刊相继刊发评论文章，冰心、曹禺、周立波纷纷撰文予以肯定。

杨 朔的散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抒情不是直抒，它先写一件事、一种物、一个人，然后再引出情和理。其中的情和理是主观上设计好的，因此所写的人物和故事实 际上是作者思想的一个注解，用之则来，不用则去，没有本身存在的规律，是主题先行，人物紧跟”。(梁衡《真实，散文的生命》，原载于《山西文学》1984 年)

《雪浪花》是杨朔的代表作。作品叙述“我”在海滨修养时遇到一位人称“老泰山”的 渔民，缘起是海边的几个姑娘正在嬉戏，追逐浪花，议论着礁石的坑窝。就在姑娘们感到不解时，一个欢乐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是叫浪花咬的”，发出这个声音的 正是老泰山。随后老泰山来了一番政治说教：浪花心齐，“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教它变个模样儿”。结尾时便把开头的浪花和老泰 山说的话来一个“上纲”：“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中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勤勤恳恳塑 造着人民的江山。”

杨朔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献身民族解放的洪流中。他们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作家。1949年以后，一个抒情的时代到来。“文革”前“十七年”，文艺作品的主要任务是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作家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歌颂体”，这既是一种艺术手段，也是一种政治态度。

杨朔的创作，鲜明地体现了这个轨迹。在散文创作中，他执着于对光明和未来的赞颂，成为时代大合唱中的一名红得发紫的抒情歌手。

一个老实人的“文革”宿命

但正是这位红得发紫的时代歌手，仍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时代的漩涡中。

“文革”开始后，“和大”所有驻外人员陆续调回北京“接受运动的考验”。原有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由造反派掌权。第一步就是把批斗对象隔离起来，军代表给每人成立“专案组”，进行“内部审查”，被隔离审查的大约有六七个人，杨朔也在其中。

资中筠一直觉得杨朔很“无辜”，因为他是个思想上力求进步，十分注意自我改造的人。

早 在1949年所写的《我的改造》中，杨朔对自己以前所写的作品就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此前的作品多是描写革命军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杨朔说：“我不是 他们中的一个，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更无从体味到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我胡乱地写了些东西，可笑啊，大半是概念的，缺乏生活，没有感情，我在笔下侮辱了我 所尊敬的人民。”

杨朔发表于1960年1月10日《光明日报》上的《应该作一个阶级战士》一文，这样写道，“党常常教导我们：‘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也正是教给我们这个真理。政治本身就是一个或几个阶级对别的一个或几个阶级的统治或斗争。而文学正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

“现在看杨朔的作品，非常正统。他没有批判性思想，一直都是非常真诚进行歌颂的。杨朔特别相信党。他对当时的运动没有任何异议，是很老实的一个人。”资中筠说。

尽管如此忠诚地与领袖保持一致，杨朔也没能逃脱挨整的宿命。

贴大字报、揪走资派、成立战斗组……，不过在资中筠的记忆中，“和大”的造反派还算温和，没有关牛棚、打人、武斗，只是在大字报上无情批判，批斗会上高声喊口号。

运动开始之后，杨朔曾真诚检讨过买房子一事。他用稿费买了几间房子，被批判为“变修”的证据之一。杨朔真诚地接受批判，他检讨说，无产阶级作家怎么能买房子呢？说明自己是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

资中筠记得，“和大”的造反派头头是外语学院毕业的一名业务拔尖的高材生，比较“讲政策”，多次制止动武，并且反对“扩大打击面”。另外一些人就不大满意，觉得不过瘾，有人贴大字报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据杨朔的养女杨渡说，当时给杨朔定的罪名是“丁(丁玲)陈(陈企霞)反党集团黑干将”，说他的《雪浪花》是给彭德怀翻案，《荔枝蜜》中工蜂供奉蜂王是影射毛泽东。

但这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罪证”。据资中筠回忆，杨朔没有特殊历史问题，中央文革也没有点名评批判他的某一篇文章。只不过因为杨朔是领导，又是作家，在那种特殊历史环境中必然会被揪出来。“印象中红卫兵小将都是鸡蛋里挑骨头，为批判而批判。”

资 中筠记得，在杨朔去世前不久，有一个自诩“根红苗正”的勤杂工，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进隔离室之前 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之前，他还没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这些字样是军代表来了之后才出现的，所以杨朔可能以为这是军代表给他定的性。他 关进隔离室之后，曾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军代表没有理会。谁知，杨朔就自杀了。“杨朔比较迂，他太老实，太相信党，太认可军代表的权威。”资中 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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