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惟生也曾去见过王财贵，问到前途何在，王财贵回答，如果还考虑前途问题，那你就不要读书了。

记者探访时，正赶上书院放暑假。8月15日，新京报记者在文礼书院里读到一些孩子的随笔，一个女孩写道，我体会不到生命的实感，我所接触的只是义理，根本没有去实践。

导师王财贵在下面的批注则多是，“要静下心来”、“只有一路，志道乐学，再无他途”。

一位台湾学生的家长告诉新京报记者，已经有几位学生以生病为由，暂停了学业。“这些学生都跟王财贵有渊源，所以没有明确退学，都是请病假。”

书院老师裴志广承认，如今已经入学的33位学生，有将近半数的孩子家中都开了读经学堂。而在其他家长们看来，这些学生成为父母招生的“金字招牌”。

回到体制教育

郑惟生最初的理想也是考取文礼书院。辗转多家学堂，准备“包本”背完30万字。

背了20万字后，他意识到，一切努力不过是徒劳。“我不是怕困难和枯燥，是怀疑这么做没有意义”。

在海南一家学堂，他把书一扔，干脆跟着渔民出海去打鱼。

不仅是郑惟生，从读经学堂出来之后，很多学生都不愿意碰书了，他们忘掉失败感的方式，是迷恋电子产品，一个学生有一个诺基亚手机，俄罗斯方块他玩了一个冬天。手机没电了，就充着电玩。也有人看韩剧，一看就是整天。

2015年，郑惟生终于下定决心，准备自考。自考、艺考，回到体制教育，这也是大多数读经孩子最后选择的路。

同年，近十位读经孩子的家长陆续找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柯小刚。柯小刚穿布衫，蓄长须，一副夫子模样。他长期观察民间读经运动，常发表建设性意见。他自己也开办书院，在业余时间教授国学。

找过来的家长们，家庭情况大多相似:经济宽裕，母亲是佛教徒，坚持让孩子读经，有人多年陪读，还有夫妻在是否送孩子读经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就此离婚。

母亲们对孩子的未来有美好想象，希望他们脱离体制内的题海战术，成为知书达理、通晓古今、能诗能文的君子，也为自己的家族企业培养出一个儒商。或许孩子还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

希望破灭后，她们既焦虑又烦躁，悔的是耽误了孩子的青春，不仅没有成为君子、大才、圣贤，而且连书都不爱读了。

家长们认为，柯小刚或许可以为他们出谋划策，提点一下孩子们的未来。

柯小刚对他们的主要建议就是自考。这两年，有近十位读经学生跟着柯小刚学习，一边在同济大学旁听，一边准备自考。

柯小刚发现，这群学生的功底太差，识字量不行、错字连篇、英语更是处在小学入门水平。一篇八百字的作文他们写得吃力，他也改得吃力，要从标点符号改起。

不仅如此，学生们都处于一种相当不安的状态，没有学习兴趣，没有自觉能力。他们性情很乱，既自我边缘化、又掺杂着傲娇和自卑。

英语底子差，柯小刚就建了一个英语学习小组，让他们每周聚在一起学习。学了两次，学生之间就有了矛盾，几个孩子天天找到他投诉，讲别的孩子怎么不好。

(责任编辑：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