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中叶，正是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没有网络，没有电视，全村仅有一台收音机。白天，人们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晚上，忆苦思甜，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闲暇时也只能听听大喇叭中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整天劳碌的社员们，精神极度紧张，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如饥似渴。每一个月才能轮到一次的露天放映，对于天天盼电影的人们，用“久旱逢甘霖”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看电影绝对称得上是农村精神文化生活中一道不可多得的“大餐”。

　　那时，沽源任何一个村子，你要问县委书记是谁，也许人们不知道，若问起当时县电影管理站（1978年改称电影公司）管影片的人是谁，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李梦阳。那时，电影本来就少，新片更不多，公社放映的多是五六十年代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奇袭》《打击侵略者》等，有的重复放映过三四遍。当时，各公社放电影前，都要先到县电影公司取片，能不能先取到新片、好片，都是由李梦阳说了算，所以与李梦阳搞好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样一来，李梦阳成为全县家喻户晓的人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沽源县最早的电影队，成立于1955年，三名工作人员，一台16毫米放映机，在各公社轮流放映。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进乡村是1972年，各公社相继成立了自己的电影队，到农村轮流放映，老百姓才开始每个月能看上一场电影。丰源店公社电影队于1973年成立。起初是由姚富和郑太生两个人组成，一台35毫米提包式放映机及银幕和一台汽油发电机是他们的全部家底。开始到哪个大队放映，由哪个大队接送，后来，公社给他们配备了专门的毛驴车，到各地放映就更加方便快捷了。

　　 电影队每到一个大队，好吃好喝好招待不说，有许多份内的工作都有人代劳。他们神气地往那一站，只要“指手画脚”， 立马就有一帮影迷们前来，卸车的，喂驴的 ，摆布机器的，爬杆挂银幕的，比自家娶媳妇办喜事干得都欢。那时露天电影放映，不管哪个大队哪个村 ，都是在学校院或大队部院里进行的。当时农村没电，只要一听到发电机的声响，那准是要演电影，七里八村的人们就是不吃饭也要赶来。 有搀着老人的，有抱着孩子的，有领着情人带着相好的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尽情地享受着这并不多得的文化“盛宴”。

　　那时放电影之前，为了等待远处观众到场，或许是为了放映前的准备工作更加充分，一般先放些革命歌曲。《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北京的金山上》《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人们听了一遍又一遍。这时认识的人们开始互相招呼，互相寒暄。刚刚赶到的人急着询问今天电影的名称。快开演了，照例先请村革委会主任讲话。主任讲话从来没有掌声，但他仍很欣赏自己讲话的风度与水平，却忽视了孩子们都捂着耳朵，周围的人也在左右躲闪着他猝不及防的，四处乱溅的唾沫星子。

　　当时，每次放映通常有两部正片，讲话与正片之间加演两三部纪录片，那时叫做《新闻简报》，内容类似现在的《新闻联播》，形式如同当今的微电影。

　　那时，为了能看到一部新片，往往不惜跑十几里或几十里路程，只要得到准确消息，开演之前准到。最使我难忘的是我上一年级的那年，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第一次在我县公演。为了看上《卖花姑娘》，村里的年轻人联合起来，向老队长 “请愿”。经不住死缠硬磨，老队长以“不能耽误生产”为条件，批准了大家的请求。更让大家高兴的是，队长还“破天荒”地批准了派生产队的大皮车搬着大伙去县城看电影。我村到县城足足80里，赶大车少说也得四五个小时。有了大车做“脚力”，看电影的队伍由原来的七八个扩大到二十几个人。我因年龄太小，被拒之车外。听去了的人回来讲，去时他们一路扬鞭催马，笑语欢歌。看完了《卖花姑娘》连夜赶回，一路上，沉默不语，泪眼低垂。是动人的故事、撼人的情节使观众久久不能自拔，爱恨情仇，才溢于言表，甚至几天之后，激动的心情都难以平静。这，就是电影的魅力。

　　那是一个初冬的傍晚，群星簇拥着一轮圆月，给大地洒下淡淡的银灰。学校的院子里黑压压一群人，正在盯着银幕上女赤脚医生上山采药的情景，一曲《赤脚医生向阳花》唱得满场鸦雀无声。此时此刻，一对青年男女越看越掉边，越看离人群越远，最后牵着手离开了人群。在发电机的喧闹声中，倾吐着只有他俩彼此才能听得到的心声。确实，那个年代提倡晚婚，大男大女们，平时都忙于生产劳动，开会学习，哪有时间说爱谈情？每月一次的电影倒是他们绝好的约会时机。有时一场电影结束后，一段美好的姻缘就诞生了。在那个年代，城里人带着情侣恋人，出入影院舞场，那可是最浪漫的事情。 而农村的电影文化起步较晚，但在这“露天电影院”里，人们除了受到电影文化熏陶，同样也会有“意外收获”。

　　那时的露天电影，对于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有些情节也足以唤醒他们萌动的春心，尽管他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感情。记得有一次在学校院里看歌剧电影《白毛女》，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个围着红围巾的女孩在向四处张望，她就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当她发现了我时，就立刻向这边靠来。在寒冷的冬天里，我俩和其他几个同学被攒动的人群紧紧地挤在了一起，相互享受着对方的体温。起初看着喜儿的苦难遭遇，我们一起流了泪，那是同情的泪水，更是仇恨的泪水。换片期间，我们又一起痛骂黄世仁，一起怒斥穆仁智。当电影演到后半部分，白毛仙姑从庙门内一跃而出时，“哎呀！------啊！”的一声，“红围巾”双手突然紧紧地抱住了我的左臂，很长时间她才松开，虽然隔着厚厚的棉衣，但彼此都感受到对了方“咚！咚！”的心跳。当剧情发展到喜儿与大春成亲时，我们的手再次触碰到了一起，虽未抓紧，但我半握的掌心中，一个如同刚刚剥了皮的鸭蛋一样细腻的小手在蠕动。我们不敢对视，如果这时打开灯，你一定会看到我俩脖子以上所有部位该有多红！至于后边电影都演了什么内容，就全然不知了。我的双眼傻傻地望着朗朗的晴空，群星眨巴着调皮的眼睛，皎洁的月光下，一切变得朦朦胧胧，只见一颗耀眼的流星划破了寂静的长空。“红围巾”说：“让我们来许个愿吧！”直到电影散场，我们那湿润的小手才依依不舍地松开。第二天来到学校，我们互视对方，同时脸红，又同时跑开，连一句话也不敢说了。本来平时又说又笑的玩伴，这时倒很陌生起来。只是在有人欺负她时，我就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她出气。就这样，我们特别渴望每月一次的露天电影。几天之后，我突然发现了书包里多了一个用田字格作业纸包的小包，好奇地打开一看，是一块已经抽了水分的红糖，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比如我是喜儿，你愿意当大春吗？”我一下就猜到是谁写的。随之又是心跳加快，又是一通脸红。这一块红糖，我自然不会轻易吃掉，但也无法保存。装在书包里，怕被同学发现了，放在家里又怕被父母看见了，无奈，我就把小纸包装进一个塑料袋，塞进我家的院墙窟窿里，当我再取时，看着满是牙痕的塑料袋，红糖早已被老鼠吃光了。后来我读了初中读高中，“红围巾”读完小学，父母就给她找婆家了，日子过得怎么样至今没有音讯。那件事，今天回想起来，虽觉得好笑，但当时，在十多岁小孩的心里，那至少是认真的。因为喜儿与大春的感情那么真挚，历经苦难后，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打到地主黄世仁，才使得他们最终重逢。剧情十分打动人，特别能引起当时像我们那个年龄段人的共鸣。

　　那个年代，人人学做模范，个个想当英雄。像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邱少云等许多银幕上的形象早已成了青少年心目当中的偶像。在上小学高年（四、五）级时，我们经常玩的一种游戏叫“中国——敌人”。其内容，大都是从看过的电影中“复制”过来的。记得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生产队刚刚收回的小麦堆在场院里，像一座小山，大人们正准备要连夜加班脱粒。我和小伙伴们也不闲着，晚饭后早早来到场院里，手持用唱阳花（葵花）咯榄子（茎杆）自制的“枪支”和“手榴弹”，准备一场惊心动魄的“激战”。我是“中国”，当王成，爬上“山头”，坚守阵地。其余十几个小伙伴是“敌人”，当美国鬼子。在阵地上，我一会手握“机关枪”向敌人扫射，一会手持“手榴弹”向敌人抛掷，“敌人”越来越近，最后把“阵地”统统包围了。这时的我手拿一根“爆破筒”，目视前方，昂首挺胸，右手拉响导火索，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向--我--开--炮--”，霎时间，石头块、土坷垃一起向我抛来，其中一个牛皮纸包着灰土的“炮弹”迎面而来，正中我的双眼。我“啊呀”一声，顿时觉得眼前一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含着满眼的涩痛跌倒在了麦垛里。最后“中国”胜利了，大伙唱着《英雄的赞歌》，在欢庆之余，却发现没了我的踪影。后来发现我确实是受伤了，可我仍然坚持着，俨然一个大“英雄”。“要想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是当时最为响亮的革命口号之一。也是从那时起，我就立志当兵，保家卫国，用自己的生命捍卫祖国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成年后，想做一名军人的我虽未如愿，可在三尺讲台上也时时处处引导学生，刻苦学习，掌握本领，做一名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人。这种观念的养成与小时电影中英雄的爱国情怀密切相关。

　　直到1980年，全县各乡镇都陆续建起了大礼堂，每月下乡一次的免费露天电影，开始在电影院卖票放映，并转型为个人承包商业经营。从此，轰轰烈烈的农村露天电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后来偶尔能看到的露天电影，也是上面为完成文化下乡任务，看的人再没有从前那么多了，只是在放映过去的老电影时，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还会深情地把电影看完。

　　童年岁月如歌，因电影及其背后的故事而精彩，现在回味起来，就像咀嚼着被一根竹签串起来的颗颗红果，甜蜜中流淌着酸涩，酸楚中渗透着甜美，一桩桩，一件件，让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永远无法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