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道连绵起伏的山岭，中间夹着弯弯曲曲的一条宽窄不同，时深时浅的水冲沟，一条明晃晃的砂石路和水冲沟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着画着“8”字形。路边和沟沿上一些毛有有草（狗尾草）里夹杂着各种蒿子草，时不时还会出现几颗枝枝叉叉的山扁榆。各色野花和窜苔拔高了的酸柳子，像要刻意点缀什么似的，使这里的植物像这里的山、这里的沟一样，呈现出高低错落、颜色各异的景致来。

　　路上有两辆三套马车懒散地行进着，赶车的两名车倌鞭子一甩，发出脆响，六匹骡马立刻精神起来，蹄声也显得整齐了许多。这条路就是赤城县通往沽源县的第二条交通要道，也就是口里口外两地人们，经常拉粮食进行互换常走的路，可以说口里的小米、黄米，口外的莜麦、白面，每年都会通过这里流动一部分。久而久之，有人就将这条路称为换米大道。马车是从南往北行进的，过了前边的大石门山，就开始往上坡走了，也就是说车马即将上坝，他们计划打尖住店的下一站，就是位于坝头的一个小村庄——莲花滩公社小梁底大队的车马大店。

　　两辆车上满载的麻袋口袋里边，是赤城盛产的小米。除了两名车倌外，还有两名男子在前边马车上乘坐。四十来岁的男子，正在向那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讲述着某人和他及父辈有什么关系等等。听着听着小伙子就叹了一口气：“二哥呀！我当队长，劳驾你给去老家借粮食，你说咱们穷的，除了生产队的一点公款，腰弥子里一分钱也没有，回家呀连给小侄子外甥们买一块儿糖都不能”。二哥笑笑：“全队一百七十多口人还挨饿着呢！我们还敢思慕糖？”

　　小伙子就是我的老伯（bai）张平，老伯这一称谓在沽源就是老叔的意思。他是我父亲的叔伯弟弟，也是他们所有同族同宗弟弟当中最小的一个。年前被我们生产队社员选为生产队长，就任刚刚半年，他也是我们生产队最后一任队长——当时最年青的队长。被他称作二哥的人自然就是我的父亲张库。这是1971年7月，正是坝上地区青黄不接的时候。生产队在上几年，粮食欠收，除了上缴公粮（交国库的粮食买0.15——0.18元）以外，所剩无几。储存了不足量（足量的每年两万斤）的储备粮（用于备战备荒），剩下的不能保证正常的“三项消费”。“三项消费”指的是籽种、饲料、口粮。我老伯一上任就面临着社员严重缺粮的情况，上一年的口粮发放没有达到计划的百分之五十。正常情况下，秋后每人分四百二十斤口粮（口粮分到社员手里每斤作价0.1元，年底从个人分红所得款当中扣除），十六岁以下社员三百六十斤，这其中除了莜麦、小麦，还包括山药蛋、大豆、红豆等杂粮，山药是五斤折合主粮一斤，其它都是一斤顶一斤。胡麻油每年每人分三斤六两。

　　“咦，二哥你看。”老伯指着车下路上的一点黑红色的东西。车倌呼喊牲口停车，四人下车查看，老伯捡起来，原来是一块没有包纸的糖块，那种焦糖。几人又在沿路上发现了很多这样的糖块，有焦糖，有那种滚了白砂糖的软糖，都没有糖纸包装（那时候有糖纸包装的糖块较少，属于奇缺物品）。显然，这是某供销社拉货车的口袋破了，一路丢撒的。这些糖块大多已被来往的车轮碾压了几遍，上面沾满了沙土。四人一边赶车走，一边捡糖块。据三哥二姐回忆说，那是他们小时候吃到的最甜的糖块……

　　我们沽源县大部分人祖籍是坝下的，尤以赤城县居多。而我们的老辈人，从赤城流落到坝上宝昌和沽源的人只是几个很小的分支，所以老伯一到老家借粮食，就得到了两个村子很多的“当（四声）家子”亲戚的鼎力相助，每家借给小米十几斤、几十斤到一百斤不等，多了他们也没有。这次借到的粮食总共是小米10000斤，黄豆200斤。回村后，生产队按人均分配，分开了这些小米。黄豆磨成豆腐，拉到宝昌换回白面，分给社员。让人们解燃眉之急，暂度饥荒。待到秋后丰收了再还老家人莜麦。

　　为了取得粮食真正意义上的丰收，老伯在年前就已经开始号召人们多养猪、多养鸡、多积肥。到春天就开始派马车拉石头，组织年青社员帮人们盖猪圈。鼓励人们积肥的措施是积肥得工分，个人每积肥一方子交给生产队，视肥料质量约给三十到四十分，十分一个工。养猪户卖了猪，生产队还按每斤一毛钱返还饲料，饲料主要有谷子、麸皮、麻剩、豆腐渣。批准社员用生产队的毛驴车，在夏天利用中午时间拉风沙土垫猪圈（风沙土沤猪粪是优质农家肥）。除了鼓励社员私人养猪，生产队还建有大猪圈，每年集体养猪十五六头。除了大量积肥外，每年五月端午杀几头猪给人们分几斤肉改善生活。

　　由于这一年是老伯第一年当队长，社员夏天所积的肥料不能直接上到地里，是计划第二年用的，所以这一年春天种地，所用农家肥还是生产队去年的肥料，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足以让庄稼大幅度增产。秋后算账，这一年还算是可以，除了交国库，和应该储存的，还了那些老家人借的粮食，用方言说叫“刚盖盖儿”。这虽然比预计的要好一些，可生产队在不动储备粮和种子粮时，吃完口粮还不够吃的情况下，就没有一点借占粮（一般按九分钱一斤分给社员少量，人人有份，专用于青黄不接，遇急时的时候才出库）给社员准备的了。俗话说“家里有粮、心里不慌”。想做到有备无患，就得想办法，怎么办？互换有无，各取所需，也就是“倒驴换马”。老伯又派父亲带着生产队会计，专门到赤城老家用白面换了三千多斤黄豆，生产队的豆腐坊开始做豆腐，秋后开始，做到春节前一两天停。做好的豆腐冻了以后，用三套马车拉到内蒙古宝昌一带换粮食，换莜麦小麦，豌豆饲料什么的。这一折腾，生产队库房的粮食就多起来了，我老伯，这个被人们称作“张队长”的年轻生产队长，才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受豆腐换粮食成功的启发，也为了提高年底分红，1972年，老伯决定生产队在村边地开菜园；组织三挂大马车和一小部分年轻人到锡林浩特出劳务搞运输，修路拉脚；压缩生产队开支，拒绝胡吃多吃。当时叫“搞副业”。这一年秋天，西壕堑第七生产队菜园出产的光头蔓菁，在内蒙古太仆寺旗宝昌镇，以六分钱一斤的价格，成为了抢手货，成为了很多“工作人”腌菜的主材料。搞运输出劳务的三挂三套马车也在五月初，带好帐篷、炊具、镰刀、干草等物资工具用具正式北征，在立秋那天，准时回来，参加打草和秋收劳动。可以说这一年是“张队长”奠定长久担任队长基础的一年，因为生产队的庄稼、蔬菜的长势好的出人意料，出劳务的马车队，除了为生产队挣回来一万多元现金以外，还从锡林郭勒盟额吉淖尔盐池拉回来将近十吨大青盐，除了以二分钱一斤的原价分给本生产队社员一少部分以外，大部分拉到坝下一些山区换了黄豆。

　　丰收年自有一派丰收的忙碌景象，先是将近百亩的豌豆地成熟后被人们收割倒地，紧接着老伯就分派生产队的八名壮年社员，赶着八套牛犁杖（每套七寸步犁用两头大犍牛拉，八寸步犁用两头大犍牛加一头母牛或三岁小牛拉）翻耕地。豌豆收割完毕，就轮到割莜麦。然后依次是小麦、杂田（指大豆、毛豆、红豆等小片庄稼）、最后是胡麻。收割庄稼的劳动场面绝对是热火朝天，几十名青壮年男女挥舞着镰刀，向着麦地推进，割倒的麦子“一顺子（指头冲一个方向）”整齐地摆放在茬垄上，后边有人直接拿出一把庄稼，分两股连接拧成一束捆上，捆庄稼的那束麦子方言叫“?子”，我想这要是腰带，捆的就是人吧！庄稼捆好后，在中午或晚上收工回家以前，大家一起动手，把几十个庄稼“个子”两两对齐，码成人字形的“码子”。当时生产队对收割庄稼的要求，是一句从张北县流传过来的顺口溜，叫“割的是玻璃板儿，捆的是扇子股儿，码的是胡椒眼儿”。这一年，生产队社员积肥的力气没有白费，粮食增产，莜麦小麦亩产都在二百斤以上，个别好地达到了亩产三百斤。

　　一般情况下，老伯对收割庄稼的安排是一条龙的作业方式，即一部分人收割，几个人赶车拉庄稼，一部分人在场院打场，几个人扬场打立扫，然后会计保管带人称重入库。特殊情况，比如说大片的莜麦小麦几乎同时成熟，就需要所有人到地里抢收，割完以后再打场。这种作业方式一直沿用到生产队大集体解体，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才结束。我们生产队用一条龙作业方式收打庄稼，早于全县大部分地方（大多地方是在1974年大面积种植墨麦后开始的）。看似简单的收打一条龙作业，其实在用人上还是很复杂的。作为生产队的队长，老伯深知每个社员的特长，安排劳动力也是根据人们的优点定的。后来老伯发现，仅仅按照人们的特长，安排劳动仍然有其不公平的弊端，就是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并不比干轻活的人挣得工分多。于是，他在1973年在本生产队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彻底改变了过去每天每人“老十分”的劳动制度。这也是当时，沽源县较早实行这一制度的生产队之一。

　　老伯张平谈起他在大集体年代当生产队长的事，最自豪的是这十一年，生产队集体财产，无论是牲畜、农具、车辆、机械都有所增长。生产队每年年底结算除去公积金（用于买大型机械）和公益金（用于购买办公用品）以外，十一年来每年每个工的分红没有低于0.8元，虽然也没有高于1.5元，但在当时，已经算是收入较高的生产队了。难怪我们生产队，在1976年就买上了张北收获机械厂出产的全复式脱粒机（这种机器，直接脱粒到净籽粮食，不需要专门扬场）；1977年买上了沽源县农机一厂出产的粉碎机（磨白面的）。而其他生产队直到大集体解散时，用的还是那种绿色小一号打场机（半复式，脱粒的粮食带有麦壳，需要人工借风势扬一下，才会干净）。

　　那个年代，全国各地都出现过个别的生产队分红负值的现象，社员干一年还会赔钱，而且是工分挣得越多赔的越多……幸好，我们生产队不是。

　　生产队而今成为了历史产物，生产队长也消失在农村之中，现在村支部、村委会、村民代表替代了当时的组织机构。但是生产队和生产队长确实那一代人挥之不去的记忆，这记忆是回味也是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