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华期间强制推行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始末

　　１９４０年底，国民党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１９４１年１月国民党在皖南阴谋袭击了新四军之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以实现其扩大反共战争的企图。１９４１年侵华日军提出所谓确保华北，以准备太平洋战争之后，在华北占领区也先后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 运动。在其操纵控制下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也从是年春开始五次推行了所谓“施政跃进”运动。伪“满洲国” 则大力推行其“固边政策”。施行“西南国境治安肃正”计划。
　　因而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２年，我抗日根据地处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时期。
　　１９４１年３月２９日，侵华日寇为达到其“以华治华”， “以战养战” 的目的，开始逐步推行屠死与怀柔（奴化）相结合的政策。推行了第一次“强化治安”运动。其实施目标为三，一培养和加强区、乡、村的自治自卫力量；二加强扩大民众组织；三剿灭扰乱治安分子。
　　在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中，将张北划分为三，一、治安区（即敌占区），二、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三、非治安区（即我解放区）。并利用分别施行消化，强化保甲制，建立各种伪组织，禁绝各种抗日活动等统治手段，以巩固其反动统治。在所谓准治安区，日军以“蚕食”为主，怀柔恐怖政策交错使用。在所谓非治安区，敌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三光”政策，企图消灭我解放区。
　　７月７日侵华日军在华北推行了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主要活动是实行县与县之间，村与村之间的联防制，并在从省到县各级伪组织中建立了“治安强化”运动执行机构。大汉奸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长王揖堂，在一开始定下了这次运动的方针是： “消灭成为新生力量的华北唯一祸患中共及其武装团体”。
　　从６月份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也积极地在为打场太平洋战争而作准备，企图把中国尤其是华北地区变为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大东亚兵战基地”，一方面对国民党采取了以“政治诱降” 为主，以“军事打击” 为辅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诱使国民党大批官员投降，破坏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调集了百分之九十的侵华日军，加深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华北各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清消”，大搞“治安强化”，实行三光政策，企图以此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去掉它的“后方之患” 因此，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２年及以后一段时间的国内外局势，对我极其不利，我区人民同华北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从１１月１日开始，侵华日军在华北又发动了以经济战为主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其重点在于“进行灵活的军事行动的同时，断然进行强有力的经济战”。即彻底封锁我抗日根据地， “一切物资一概不准流入”。同时，则强迫实行定量配给制。以配合军事上的扫荡。
　　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侵华日军在华北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这次主要是在组织上实施“大乡制”，并在占领区内实行经济上的“配给制”。
　　１０月８日，第五次“治安强化” 运动开始。日军提出了美其名所谓“完成建设华北和大东亚战争，剿灭共匪，肃正思想，确保农户，降低物价，革新生活，安定民生”四个口号。其实质仍不外乎其在经济战线和军事扫荡两方面双管齐下，以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之美梦。
　　在这最艰苦的岁月，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团结在一起，采取了以下办法来向日寇进行斗争：首先，加强群众性的对敌斗争，用各种形式武装人民，用各种武器各种方式打击敌人。其次，实行发展生产的政策，发动根据地部队、机关、军校和广大人民群众展开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以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同时，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以节省根据地内的物力财力，贯彻了减租减息政策，以减轻农民所受到的剥削。这样，一方面发动了农民坚持抗日战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团结了能够参加抗日的大多数人。在这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整风运动。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各项政策得以正确制定，贯彻与执行，彻底粉碎了侵华日军的五次“治安强化” 运动，抗日根据地终于渡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责任编辑：红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