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回忆－－难忘的三年困难时期

　　１９５９年，我１３岁，正是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童年时代。然而，我和我们同一代人却经历了终身难忘的三年困难时期。
　　１９５８年，农村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后，于同年８月份，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食堂化。我当时在平定堡西围子小学上三年级。小学校有４０多个孩子，也办起了学校食堂。吃饭不要票，不要钱，一个星期不吃重样饭，麻油炒矷饣?、山药炸糕是家常饭。当时小伙伴在一起玩耍，一起吃喝非常开心、热闹。可好景不长，到了１９５８年底，学校食堂就解散了，合并到大人们的公共食堂，并开始了限量吃饭。大人们每天是８两，孩子和老弱病残是６两。食堂饭厅的墙上挂满了写着吃饭人姓名和定量的小木牌，吃饭时摘牌打饭。这个时期，虽然吃不饱，但还是正经粮食，主要是莜面、山药和杂粮。记得秋假，我们小学生和社员们一块割庄稼，大人们割两垅，我们割一垅，一直干了２０多天。实在不想干了，我们几个同学商量逃工玩一天。下午，到食堂吃饭时发现了饭牌不见了。一问父母，才知道是因逃工被大队长摘走了饭牌，我们只好认错，才得牌吃饭，以后再也不敢逃工了。到了１９５９年春夏，食堂粮食日趋紧张，开始了“增量法” 和“低指标”、“瓜菜代”、“糊糊煮山药”。野菜矷饣?多，莜面蒸饭少，白面见不着了。到了秋冬之交时，全民总动员开始收集代食品，当时提出的口号是：靠山的山上找，靠水的下水捞，平原的遍地找，把一切能吃的东西全部采集回来。我们小学生也都放了假，和大人们一块遍地收集山药秧、白菜帮、沙蓬棵、豆秸、胡麻糠等。这些东西收集回来以后，用碾子碾成面，掺和一点点莜面，可做成蒸的窝窝头和稀饭。胡麻糠则是上等品，还可做成面形糕。１９５９年底到１９６０年，是三年困难时期最难熬的岁月，基本上是吃这些“代食品” 和野菜度过的。我曾记得，５９年秋后，食堂解散之后，虽然食堂不开伙了，但还负责给社员发面和代食品。开始一次发几天的，后来怕有的人家一次吃完，以后几天没的下锅，饿死人，于是就改成了天天领面。我们全家８口人，我每天到食堂领面，一天只能领用羊肚手巾缝成的小口袋半口袋莜面，也就是二、三斤。在回家的路上，实在馋不行，偷偷地吃上一、二口生面，还得咀嚼得干干净净，生怕被家人发现。偶尔全家人吃一顿莜面糊糊煮山药，真比过年吃饺子还香，每人都能吃三、四大碗，还觉不饱。油、肉、蛋根本见不着。心想多会儿能吃上一顿莜面蒸窝窝就好了。那个年月，各种野菜帮助人们度过灾荒，救了人们的命。春天各种野菜刚一发芽就开始挖苦菜，回家洗净、煮熟后，掺和少得可怜的一点莜面，做成矷饣?或菜团食用。菜老了不能吃，就吃芥辣子，是野生的大菜籽嫩苗。到了秋天再吃茴茴菜，夏秋还要把这些野菜晒干，以备冬天食用。说也奇怪，那几年地里的野菜特别多，长得也旺，拔了一茬又一茬，没完没了。１９６０年从春到秋，几乎是在天天拔野菜中度过的。还记得上初中一年级时，想改善生活，我和妹妹逃学，一大早到青年水库大坝后的小河里捞小鱼。正在捞鱼时，班主任赵老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吓了我一跳，但他只说了一句话，“过会儿回学校上课，不要耽误正课”，就走了。我回到学校后也没挨批评，事后心里还挺感激他的。在三年困难时期，人们虽然忍饥挨饿，但偷盗现象很少发生，生产队库房籽种、口粮、饲料也是满满的，大牲口、羊队队都有，但没有被盗窃的。春天种地，莜、小麦籽、山药籽也没有偷拿的。夏秋地里的庄稼也很少被偷，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成熟了的庄稼和粮食，不偷不抢，心甘情愿挨饿，而且天天出工干活。生产队种完地把牛马往回一赶，车和犁套就在地里扔着，第二天去种地一件不少。那时候很少听说有凶杀案或图财害命的。社会秩序安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熬过最困难的６０年，１９６１年的春天来到了。农村政策发生了变化。社员们家家分了自留地，并允许在闲散地里挖小片荒。生产队还把一些老弱牲畜宰杀，给饿的浮肿的人们分了几两肉，用以补充体力，人们当时叫它健康肉。虽然不起多大作用，但也体现了上级的关怀。人们的积极性甭提有多高了，起早贪黑在道边、树林边，凡是有空闲的地方都可以挖小片荒，挣着抢着人拉小车或肩挑担子往自留地送肥。我家也是全家出动，父母白天为队里干活，黑头早晚全扑在自留地和小片荒里。我也利用学校中午休息和晚上自习前的空子，到地里挖一会儿，有时披星戴月地干。就这样，全家经过奋战，一春天挖小片荒三亩多地，种的是黍子和豆类。１９６１年春夏，口粮虽然还很少，但人们有了信心和指望。到了秋天，自留地和小片荒丰收了，特别是小片荒都是生开地，杂草根沤了，肥效很大，庄稼长得比大田还好。秋后，生产队每人分了二百七八十斤口粮，加上自留地、小片荒的自产粮。还让人们搞小秋收，什么搂柴、挖山药、挖老鼠洞。那几年老鼠洞藏得粮食特别多，挖出一个大鼠洞，看到白生生的大豆、豌豆，成堆的莜麦穗、胡麻桃，足足有十多斤，真叫人高兴。人们的日子有了转机，基本上不用整天吃野菜和“代食品” 了，偶尔还可吃顿莜面蒸饭。
　　到了１９６２年，农村政策进一步宽松，开始允许社员养自留家畜家禽了。记得这年冬天，坝上遭遇了罕见雪灾。一米多深的积雪覆盖了全县的草原村庄。有很多地方连路也不通了，牲畜出现了空前的灾荒。县食品公司放养在富成河牧场的羊群一个多月出不了圈，饿得羊吃羊粪、羊毛，死亡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食品公司把这群羊卖给了我们生产队社员，有了自留羊，１５元钱一只。羊饿得、瘦得已经走不了路了。队里派了１０多辆牛车，二辆匹车去拉羊，我也和社员们一块去了。３０多里路整整走了一天，晚上到了牧场就装羊，后半夜才赶回来，连夜就分，不能等。如果第二天再分，又要饿死一批。我家分了三只绵羊，一只山羊，分到家后也没有圈，就放在外屋地。正好灶火坑备了很多沙蓬棵，一会就让羊吃了个干干净净，第二天还撑死一只。从此我家有了自留羊，后来发展到１０多只。文革期间又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全部割掉了。
　　１９６４年，全县农业空前大丰收，听说突破了历史记录，家家有余粮。有的户还储备１—２年的余粮，标志着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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