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怀念郎宝信同志_沽源网--沽源门户网站

　　郎宝信同志是河北省新城县人，１９１７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后，因家庭贫困不能继续上学，只好外出谋生。他曾当过学徒工，卖过报纸，当过小学教员，银行杂役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为了报效祖国，于１９３８年４月参加了革命，１９３９年６月入党。他曾两次在抗日军政大学和冀热察区党校学习，先后任军区军医处指导员，区政府秘书，区委宣传委员，区党委宣传部巡视员等职。１９４１年１２月被派往平北地区参加开辟和创建龙（关）、崇（礼）、赤（城）联合县的斗争，任民运部长兼八、九区区委书记。１９４３年５月又到三区兼任区委书记，１９４４年１０月平北地委将龙崇赤联合县分建为龙、崇、宣和赤源两个联合县，郎宝信任赤源联合县宣传部长。１９４５年６月，平北地委又将赤源联合县划为赤城、沽源、张北三个县，他任沽源县第一任县委书记。１９４５年９月建立宝源县，郎宝信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１９４７年任张宝联合县县委书记，１９４８年调任多伦县任县委书记。
　　郎宝信同志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始终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忠于党忠于人民，他立场坚定，机智勇敢，在斗争极其残酷的条件下，历经艰险，顽强战斗，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坚持统一战线　开创抗日局面
　　１９４１年，郎宝信同志兼任八、九两区的区委书记。抗日形势十分艰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魔爪已伸入到乡村，对人民表现出的不满和反抗进行残酷迫害，血腥镇压。当时，广大贫苦农民处于分散的无组织无觉悟状态，乡村政权操纵在地主、乡绅、联庄头领手中，这些人有的又担任着日伪甲长。抗日工作如果得不到村里有实权的上层人物的协助，就很难打开局面。所以，八、九区开创之初，郎宝信认真领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在积极发动组织群众的同时，认真做好统战工作。他详细了解上层人物情况，采取通信问候、私人拜访等形式，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他首先让人给当地有名望的绅士、赤城县马营乡石庄沟任敬贤（号称任六先生）捎去书信，介绍我党抗战的方针、政策，说明了日寇必败，中国必胜的道理。任敬贤接信后，深有感触，表示愿意为抗日做贡献。郎宝信乘热打铁，亲自登门拜访，教育他以民族大义为重，联络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打击日寇。通过郎宝信多次工作，任敬贤坚定了抗日的信心，他主动出面，又联络了崇礼县庄科村上层人物张文藻，界墙村当过赤城县龙门所完小校长的徐立柱，大小坑伪甲长孙长安等一批开明绅士，积极协助我党开展抗日斗争。郎宝信多次召集他们开会座谈，讲解抗日斗争形势和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要求他们掩护抗日工作人员，保护抗日积极分子，要为抗日人员的活动保守秘密。也告诫他们为日本侵略者效劳，破坏抗日工作，甘当汉奸，绝不会有好下场。在郎宝信的艰苦努力下，八、九两区的抗日工作开展起来了，组织群众，站稳了脚跟。后他又通过任敬贤与松树堡伪大乡乡长郭文玉谈判，教郭文玉一不能给敌人送真实情报，要给抗日政府送；二是拖延给敌征粮征款。做到以上两个条件，保证他们财产和全家生命安全。郭文玉接受了谈判条件，不再与我党作对。郎宝信还注重对知识分子和有条件的人进行争取，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海家窑子村的海滨清，原来在独石口做买卖，郎宝信利用他回家娶媳妇的机会，动员他参加革命。海滨清素有抗日爱国思想，经过动员，第三天就参加了抗日工作，曾在县里抗联会当秘书。
　　在对敌斗争中，郎宝信最初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依靠有一定民族意识，同情支持抗日的地主、开明绅士、伪甲长站住脚之后，即着手在巩固区广大贫苦农民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将群众兴起的抗日斗争活动，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使抗日斗争有了坚实的基础。郎宝信先后发展龙门沟的李治安、赵洪芳；庄科村的陈悦、沈占奎、张宝全；外界墙村的徐之维（于在海）、安国兴、徐之明、徐镇凯、徐镇清；涮子沟的马世亮、王富、王朝明等一大批贫苦农民入了党，并建立了乡村党组织。这批党员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带领群众站岗放哨、侦察敌情、递送情报、捉特务、搞袭扰，有的还参加了战斗，开创了八、九两区的抗日局面，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胜利收复宝源　建立人民政权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日晚上８时，郎宝信和沽源县的干部战士在驻地狮子沟，收听了新华社电讯：苏联于８月８日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已进入我国东北战场。８月９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重要声明，号召中国人民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当天，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抗日武装力量下达了大反攻命令，并向日军发出限期投降的最后通牒。干部战士听了这发自延安的振奋人心的消息，万分激动，整个村庄沉浸在欢腾笑语中。县委当晚迅即决定，利用民兵通讯网，把刚刚收听到的大好消息转告各区、村广大人民群众，并通知明天一早，在内界墙召开县委扩大会，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县委扩大会议准时召开了，据可靠情报，沽源平定堡的敌人已撤至宝昌。西辛营的敌人也于昨天晚上撤走了。县委最后研究决定，兵分三路，由郎宝信率县警卫队收复宝昌，其他两路分别收复沽源县城、小厂和大滩。
　　会议上午结束后，郎宝信就带队出发了。这一路有县直党政机关和警卫队共３５人，２１支枪，其中警卫队只有１０个人、８条枪。有人说，这点力量不用说收复县城了，就连小股土匪也对付不了。郎宝信信心百倍地说，现在敌人正处在崩溃瓦解的时候，我们在战略和声势上处于优势，胆子要大，气势要壮，象猛虎下山一样，直插敌人心脏，打他个措手不及，定能胜利。同志们听后，很受鼓舞。为了大造声势，让向导扛上红旗，边走边向群众散发传单。到了西辛营后，群众情绪非常高涨，许多群众主动要求与我们一起去解放宝昌，有的主动献红布做旗帜，有的送马匹，有的送马鞍子，考虑到坝上地域辽阔，步兵行动迟缓，适合骑兵活动，他们挑选了３５匹马，全部装配成骑兵。
　　８月１２日，郎宝信率领队伍出发，出发后一些群众自发加入到队伍中来，最后增加到一百多人，虽然这些人既无武器又无军事素养，但都有一股强烈的革命热情。当晚部队住在穆金嘎村（现白土夭乡四道营村）。穆金嘎是蒙古农牧主，曾被我游击队抓到根据地，郎宝信亲自做过他的工作，生活上也给予优厚待遇，释放时他很受感动。虽然这天穆金嘎本人不在，但府上的王总管却对郎宝信和他的队伍优礼有加，甚为尊重。原来他曾听其主人讲过八路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抗日队伍，郎政委认真执行统战政策对他如何启发教育等，使他对八路军非常敬佩。当他得知部队要解放宝昌后，主动介绍敌情，并要求亲自去宝昌说服敌人无条件投降。郎宝信和其他领导商量后，同意他的请求，并叮嘱他要胆大心细，向敌伪人员交待我党的政策，只要投降，可以既往不咎，保证生命财产安全，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
　　１３日，王总管先行进城，郎宝信带队跟进，到达宝昌城下，天已黑了。王总管和宝昌镇商民选出的维持会会长王建民（原商会会长）出城迎接。他们说城内敌人都跑光了。郎宝信马上命令部队入城，占领炮楼，解放宝昌城。当城内群众知道八路军入城，大家打着灯笼火把，敲锣打鼓把部队迎进城内，有的还燃放鞭炮，庆祝宝昌光复。
　　进城后，郎宝信召集县直机关干部开会讨论当前工作。郎宝信认为建立人民政权是当务之急，但必须解决好逃跑的敌人，以绝后患。据了解，日伪敌人是８月１１日撤离宝昌的，日本鬼子原想把五百多名骑兵的４个伪警备队带走，当走到三号地（现九连城）时，伪军不愿走了。原来在伪警备队的４个署长中有两个过去与我们有联系，知道我们收复宝昌，便驻扎在三号地观察动静。而且临时又收编了张北县和多伦县的散兵二、三百人，共有兵力已达８００多人。如果不能解决好这部分伪军，将对我们建立的人民政权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大家一致同意郎宝信劝降的主张，因为我们力量不足以消灭他们，只有让他们无条件投降，才能消除这一隐患。
　　第二天，郎宝信主动找了一个过去当过日伪署长，在敌伪中有一定影响的马洪出面，代表我军同他们商谈，马洪欣然受命而去。这时这股敌人又窜到了白旗，正为投降的去向争执不下，有的主张投降八路军，有的主张投靠傅作义。马洪找到他们后，以其家人和财产均在宝昌的利害关系为由，统一了他们的想法，经马洪几次反复奔走，在我军强大压力下，决定８月１７日无条件投降。为了在我兵力单薄情况下，顺利接收这批伪军，郎宝信决定将军官和士兵分开受降。士兵驻扎在离城十里的村子，大枪卸下枪栓，放进麻袋，先拉进城。枪、子弹、马匹分批送进城，然后人再分别进城。军官１８日下午排队进城，由郎宝信亲自点验接收。接收工作进行很顺利，共收降敌伪骑兵８００余人、８００多条枪支、８００多匹马和一万多发子弹。经过审查和初步教育，大多数伪军愿意参加革命队伍，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宝源县大队，下设６个中队，每队１２０人，张堂印任大队长，郎宝信兼任政委。收编敌伪人员完成后，郎宝信又投入到建立人民政权的斗争中。他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安定民心，新建了十个区级人民政权，配备了干部，成立了区小队。举办了各种培训班，对干部、战士进行了阶级教育，党的基础知识教育。还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发展了大批党员。到１９４６年１０月（撤城前），全县８０多个行政村建立党支部６７个，全县共有党员９２６名。

　　开展武装斗争　保卫胜利果实
　　１９４６年６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背信弃义撕毁了国共两党签定的停战协定，大肆向我解放区进攻，掀起了内战。１０月８日，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偷袭占领了察北地委、察北军分区所在地张北县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宝源县党政军按照上级统一部署，经过准备，撤离宝昌，转入农村坚持武装斗争。县大队除被察北军分区调走６个中队外，留下的由县委派了政工干部和主要军事干部，编成了３个中队。郎宝信带领党政机关和县大队撤到莲花滩、丰元店一带的坝头地区坚持斗争，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人民民主政权，保卫得之不易的胜利果实。
　　１０月底，国民党察北收编司令杨锡壶（真名叫杨永兴）进占了平定堡。杨锡壶生于内蒙古多伦县，回民。从小不务正业，年轻时当了几年匪兵，后吃不了苦开了小差，因他会打锡壶，经常在坝上走家窜户打锡壶，人们叫他杨锡壶。１９４６年７月国民党为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四处网罗兵痞散匪。杨锡壶此时经他表兄察哈尔省参议高景华介绍，与察哈尔省政府挂上了钩，被任命为察北收编司令。不几个月就收罗了土匪恶霸、游兵散勇五百多人。杨锡壶匪徒进占平定堡后，疯狂地向人民群众反攻，他们四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制造了多起惨案，是沽源历史上为害极深、人民最恨的一支土匪队伍。为了打击这伙土匪的嚣张气焰，保卫人民群众的胜利果实，郎宝信带领县大队多次给予他们沉重的打击，人民群众无不拍手叫好，渐渐地有些群众从郎宝信的郎字，联系到杨锡壶的杨字，演绎了“狼吃羊”的传说。充分表达了群众对人民军队的拥护和对杨锡壶匪徒的痛恨。杨锡壶听到这个传说后，非常惊慌，为了挽回颓废的士气，将横卧在平定堡东面的狼尾巴山改叫“灭狼山”，平定堡改叫“安定堡”，然而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他们灭亡的下场。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２５日，在主力部队配合下，郎宝信带领地方武装包围了平定堡。县大队攻打城的东南方向，骑兵埋伏在平定堡南面，此时的平定堡镇经杨锡壶抓兵派?，加紧构筑，筑成了坚固的城墙和炮楼，并派重兵把守，是易守难攻的据点。为了攻克敌人据点，我军四面包围了平定堡，从城东南和西南发起主攻，经过激战，用九二步兵炮将城墙轰开豁口，主攻部队战士冒着敌人密集炮火冲锋，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仅仅用了两个多小时就胜利地占领了敌人的指挥部———天主教堂。没死的敌军抱头鼠窜到南菜园，正碰上埋伏的县大队骑兵，经过一阵猛打猛追，彻底干净地消灭了这股逃敌。这一仗除杨锡壶本人事先回到多伦接他老娘侥幸漏网外，祸害坝上多年的匪首杨青山、刘清祥等１８个土匪头子及千余名匪兵均被我歼灭。缴获轻机枪１０挺、步枪７００多支、战马３００余匹。为广大受迫害的群众报了仇。从此杨锡壶一蹶不振，先到宝昌当了几天保警队副队长，１９４８年只身到了张家口，后销声匿迹藏了起来。１９５２年沽源公安局侦察员彭明泉历经千辛万苦将杨锡壶从北京抓捕归案，这个罪恶累累的土匪头子终于受到人民的审判。平定堡战斗是宝源县党政机关撤城后在坝上打的一次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战斗。
　　这次胜利大大提高了我军和坝上人民争取胜利的信心，打开了开展地方工作的新局面，对扭转察北被动形势产生了极大影响。很快“狼吃羊” 的故事在坝上广泛流传开来。
　　１９４７年４月７日，郎宝信率领县大队参加了第二次攻打平定堡的战斗。这次战斗除县大队配合主力部队参加战斗外，还负责侦察敌情，站岗放哨，担任警戒，组织支前等任务。郎宝信和县委组织动员群众成立了担架队、运输队、看护队。动员了大车６００多辆，组织了１３０多付担架，支前群众达１５００多人，群众捐献的各种肉食１８００多斤，黄米面１５０多斤，小米４００多斤，全部支援了部队，保证了战斗的顺利进行。这次战斗共毙敌２００多人，俘虏１５０多人，击落敌机一架，活捉驾驶员一人，缴获一批枪支子弹和马匹。几年里，郎宝信带领县大队驰骋在坝上草原打日伪剿土匪，身经百战，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为沽源的解放建立了不朽功勋。
　　１９４８年初，郎宝信离开了沽源，调任多伦县县委书记。１９４９年任察北地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１９５２年任张家口地委副书记。１９５３年调任河北卫生厅副厅长。１９５８年４月任张家口医士学校校长，同年７月任张家口医学院院长。１９５９年任张家口医学专科学校校长。文革期间郎宝信同志受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他满怀热情走向领导岗位。１９７６年任张家口师专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校长。１９８１年任张家口医专党委书记。１９８３年任张家口医学院党委书记，同年底离休。离休后他担任老干部总支书记，张家口医学院机关工委名誉主任，继续发挥余热。被评为河北省高等学校老有所为先进集体，并获医学院、张家口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和优秀党员，被卫生部授予从事医政管理工作３０年荣誉称号。
　　郎宝信同志因病于２００１年９月７日１２点４０分逝世，享年８５岁。

(责任编辑：红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