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压喜车时，是个八岁的毛头小子，新娘是我大姐。娶亲的车从羊库伦村出发，到乡所在地西辛营村接上我们，再返回羊库伦。那是一辆牛车，走得极慢，车上装着陪送的嫁妆——一个脸盆和两只水杯，从车轮转动时，便叮当直响，加之道路不平，一路颠得我想呕吐。为了挣到五毛钱的红包，真是不容易。

　　我大姐是一名教师，张北师范学校毕业后拿到了“铁饭碗”。她念高中时与一名男生相恋，那男生毕业后回乡务农，成了“泥腿子”。我大姐顶住巨大压力，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他。在改革开放前期，非农业户与农业户之间的鸿沟几乎不可逾越，我大姐创造的，简直是一个神话。

　　沽源县经济欠发达，文化也相对落后，各种思潮从先进地区抵达这里，总是慢半拍，妙龄女孩的心思也不例外。20世纪七八十年代，城里人自由恋爱闹腾起来时，沽源男女要想成双配对，还需要媒婆撮合，即使两情相悦也不便人约黄昏，只能禀告父母，聘请月老从中牵线。若是私订终身，在父母眼中是不孝行为，尤其是女孩，更不能背着父母私自越界。那年月，出了不少棒打鸳鸯的事情，也因此闹出了人命，青年水库淹死过好几个殉情青年，县医院的急症室，也常常出现痴男怨女，因喝了农药前来洗胃。正因为如此，我父母没有过多干预我大姐的婚事，只能由着她的性子，把她嫁到了更为落后的村子里。

　　我大姐夫，长得还算精神，但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农业户。户口能够成为择偶的一项指标，甚至成为首选，在今人看来，多少有些荒唐。改革开放毕竟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20 世纪80 年代初，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开放比较晚的沽源县。在那个年代，农业户和非农业户差别很大，前者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后者则在就业方面优势巨大。女孩嫁给农业户的男人，就意味着终身靠天吃饭，而嫁给非农业户口的男人，则能扬眉吐气地吃商品粮。沽源县经济不发达，也没什么工业，非农业户口的男性不多。那年月，许许多多的沽源女孩，由于在家乡找不到合适对象而远嫁他乡，许许多多农村户口的沽源小伙，打起了光棍。

　　其实，女孩对户口的看中，并非完全是畸形婚恋观，这恰恰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社会观念的变化。女孩对非农业户的渴望，实质是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作为家庭支柱的男人，只有有了稳定的、丰厚的收入，才能赋予女性安全感。

　　户口虽然是硬性指标，但不是不可以改变。就沽源当地而言，改变户口的有效途径是高考。对有志青年来说，只要发奋苦读，获得一纸证书， 就可以由农业户转成非农业户，并可获得一份稳定工作，捧到人人羡慕的铁饭碗。这样，一个新的择偶指标，出现在沽源女孩的心目中。沽源女孩， 由看中“户口”转向看中“学历”。如果某个村出了男大学生，无论家庭是否富裕，无论长相是否周正，一定会成为全村女孩竞相追逐的目标。这一时期，恰逢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大批学子将勤学作为改变命运的途径， 催生出了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优秀人才。

　　我二姐嫁人那年，压车的依然是我，喜车是一辆吉普，陪送的嫁妆中， 不仅有脸盆和口杯，还有暖壶和穿衣镜。新郎是柴沟堡师范毕业生，体育专业，不仅有学历，而且人高马大，在当时算是“抢手货”。但我二姐也不弱，她拿到的是大专毕业证，不仅有文凭，人也聪慧贤淑。我二姐的婚姻， 可谓是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沽源婚恋观的典型。

　　到了我谈婚论嫁的年龄时，已是20 世纪90 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而来，沽源大地上，到处洋溢着发家致富的激情。大批青年，不再试图用求学改变命运，转而下海经商或外出打工。淳朴的沽源人发现，获得财富有很多途径，只要有聪慧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就完全可以掌控命运。外出经商和打工的青年，将先进思潮带回来，促使当地婚恋观发生根本性变化。女孩们，已不再看中“户口”，对“学历”的要求也逐渐放宽，一个更为务实的指标出现在择偶标准里，那就是“财富”。这一时期，如果一个未婚男人穿着笔挺的西装，手拿大哥大出现在村口，一定会被女孩们争相要走联系方式。在地处偏远的贫困村，时有货郎和菜贩子“拐走”女孩的事情发生。在县城，工薪阶层失去优势，被各种商贩抢去风头。女孩虽然依旧青睐收入稳定的男人，但与日进斗金的男人相比，前者只是见了大巫的小巫。

　　将财富作为择偶标准，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许多男青年，为了一夜暴富铤而走险，最终落得锒铛入狱。拜金主义，让一部分女青年误入歧途，葬送掉宝贵的青春。社会治安不容乐观，街面上经常出现经济纠纷和斗殴事件。但财富毕竟是重要的幸福指标，对财富的追求不应受到诋毁，将财富作为择偶标准，看似庸俗，却也具有某种程度的现实意义。提升财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并加以合理引导，可极大地激发人们的创造活力，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90年代，沽源县大量劳务人员外出，城乡差别逐渐缩小，长期以来滞后的思维模式，最终赶上了潮流。从这一时期开始，沽源当地的择偶标准，与发达地区基本没有了差别。但毕竟地域特有的文化基因难以改变，口外人有口外人的气质，沽源女孩始终抹不去骨子里特有的脾性。这些颧骨上印着坝上红的女孩，倔强、直率、淳朴、坚贞。她们会用巨额彩礼试探心爱男人的决心，也会用不屑一顾摔碎无聊男人的玉器。她们渴望财富，但不贪恋财富。她们渴望爱情，但不怂恿爱情。她们以财富为标准择偶，不单单是为了享受，更大程度上，是在体现自己的价值，是在检验爱情的温度。如果一个沽源女孩，在情人节向你伸手要一枚戒指，请不要认为她是想趁机捞点钱财，那多半是对你的忠心进行测试。

　　为了赚到更多的钞票，成为女孩子心仪的对象，我断然辞去了工作，南下京城闯荡，在北京市太阳宫批发市场经营水果。两年后，我赔光了所有本钱，只能靠四处打零工为生。所幸的是，我虽然没成为大款，却找到了愿意嫁给我的人。我的妻子，是那个年代少有的、不看重物质只注重人品的女人。我们成家后，虽然经历了许多艰难和坎坷，却一直幸福地生活到现在，并将一直生活下去，追求更多的幸福。

　　进入新世纪后，沽源县的贫富差距逐步缩小，张三有一部手机，李四也有一部手机，只是品牌不同而已。张三有一处楼房，李四也有一处楼房， 只是平方米不同而已。即使王五有的是一处平房也不要紧，因为平房的价格在逐年攀升，赶上拆迁，价格甚至超过楼房。贫富问题不再那么突出， 让沽源女孩择偶时有点无所适从，选张三，无非多一部苹果手机，选王五， 无非住几年平房。财富这一指标虽然依然重要，但不再像之前那么重要。

　　随着经济条件越来越好，贫富差距越来越小，沽源女孩的择偶标准， 趋于对财富这一指标的淡化。改革初期经济飞速发展造成的务实型婚恋观， 因社会协同发展理念的介入而逐渐改变，向纯朴型婚恋观回归。新时期的沽源女孩择偶时，会更加看重情感属性而非社会属性，一个男人的相貌、品性、修养、才华等，成为女孩更加关注的“指标”，而财富、地位、职业、出身等“指标”在逐渐降温。假如有两个男人同时站立于台下，一个品貌端庄却经济拮据，另一个腰缠万贯却丑态百出，或许会有一半以上的沽源女孩，把绣球抛给前者。也就是说，当今的多数女孩，要找的是一个人， 而不是一个人的附属品。她们坚信，只要人好，一切都会好，家庭也一定能够幸福。或者可以说，在经历了40 年的改革开放后，经济基础已经筑牢， 精神需求有了施展的舞台。爱情，这个被掩埋了多年的东西，终于浮出水面。

　　我儿子2017 年开始谈恋爱，他没有高学历，也不是大款，甚至工作也不很稳定。要是在以往的年月，他一定会成为“剩男”。然而，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他通过微信结识到心仪的女孩，二人接触一段时间后，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女孩有稳定工作，长相和人品也不错。我儿子成功的法宝，正是这个时代看中的，他有良好的品性，有高超的电脑技术，最重要的，他用真心对待对方，正因如此，他收获到爱情的硕果。

　　爱情的回归，让沽源女孩的择偶标准，在绕了一个大弯后，最终找到了合理归宿。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性的必然要求。成双配对， 本来是件与生物属性相关的事，步入青春期的少女，从情窦初开到寝食难安，荷尔蒙始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直至遇见中意之人，产生爱情。然而，作为置身于虚拟世界的高等生物，难免在经济落后时期，让社会属性起着决定性作用，将纯净的爱情浸染成杂色。我们看到，在社会发展的多个时期，爱情多半不会成为择偶的唯一标准，所谓两情相悦，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内容玷污了爱情就一棍子打死，这些特定时期的产物，有着更加深层次的成因，甚至在那个时代，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女孩择偶的标准中，有许多指标，一直相对稳定，即使不能成为主打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几乎成为每个时代女孩们的共同追求，比如相貌、才能等。也有一些指标现如昙花，只是某个时代的特征，比如成分、户口等，这些经不住时间考验的指标，这些在其他时代被看作不可思议的指标，在当时却起着决定性作用。

　　新时期女孩择偶标准的转变，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洗净了爱情。在纯净的爱情感召下，她们将目光投向了人本身，而不是人之外的东西。这就促使适龄男青年，更加在意自身的修养和才能的锻炼，也更加注重对女孩的呵护和担当。无论他们身处何种地位，都寄希望于凭借自身魅力打动身边的女孩。

　　生活在新时代的沽源未婚男女，真正拥有了寻找幸福的权利。女孩，因男人的个人魅力而由衷幸福；男人，因女孩的纯洁爱情而更有尊严。从发家致富到和谐发展，社会的进步，让婚恋观找到了合理的归宿。沽源人不断改变的婚恋观，也浓缩在我的家庭里，成为见证时代变迁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