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年夏天，我从宝昌三中退学回到沽源县，在家晃荡了一个月。开始还哄骗母亲，说可以随时返校，继续念没有完成的书。之后我在外贸局打工，领了工资，给家里买了几斤肉, 母亲才在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愁苦的心情下，接受了我告别学校的事实。

　　同年秋天，外贸辞退用不了的工人，我欢欢喜喜地回了家。说欢喜， 是因为有个想法：摆书摊。摆书摊既能糊口，又能看书，多好的事儿。这个想法，源自我在宝昌念书时，经常去个体小书摊租书看的启发。摊主是个老人，微胖，言语少，动作迟缓，爱从镜片上面看人。可是母亲不让我摆，便争执起来，我赌气去了宝昌。戴眼镜的老人很高兴地把他下了架的金庸、古龙、琼瑶、岑凯伦的书，帮我在车架上捆牢。下午1 点骑车出发， 5 点就返了回来。200 本书，花去了我仅有的300 块。

　　第二天，我就在街上摆书摊。位置在旧百货门口，对面是全县唯一的新华书店，后面是文化局的图书馆。可新华书店老气横秋的经营态度，图书馆漠视市场风向的做法，都为我摆书摊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所以买卖不兴隆，倒说不过去了。记忆最深的，是新华书店的一个售货员，来我地摊上借书，借的是三毛的《哭泣的骆驼》。第一天挣了20 块钱。20 块呢！ 那个年代的月工资，大概在二三百元吧。

　　打地摊的日子持续到秋天，买卖很不错。可天凉了，得想过冬的辙， 就四处打问着租房。几圈下来，没有能租得起的，或者说，就算能租得起，除了给房东的，我就所剩无几。正在惆怅，一个街上修表人找到我，说他有个铁皮房子要出租，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可是也够用了。要紧的是便宜，他没有漫天要价，要价才30元，还到25元，定下来。租房后的书摊，挪到车站门口，是当时县城内最好的地方。独门的买卖，再有一个理想的场所，就像卖伞赶上雨天，买卖好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儿。那时，我每半年更新一批书，看旧的书都破得掉渣。每次进书回来，门口都有好多人在等。

　　1993年的一天，县里宣传部找到我，说他们办了一份报纸，叫《沽源报》，想让我代卖，并且希望我给这份报纸写稿。现在想起真脸红，他们是真敢让我写，我也是真敢答应。如今回头再想，写的那些东西叫什么啊？彼时年轻，年轻就不知道山高水深，就不知道藏龙卧虎，反而还得意，人都丢到家啦！其实宣传部的人猜想，沽源县就我一家个体书摊，往来租书看的人里少不了爱写的，目的是想让我给联系稿源。还真被他们猜中了。我那年看了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突然就喜欢上了瞎写。喜欢写，就结识了爱写的人，比如胡学文、南谏君、聂明、郭占库等等，十几个总是有的。当然里面有女的。披着文学的外衣追女孩，是那个时代用滥了的套数。《围城》里说，追女孩最好的手段，是借给她书看，一借一还，两次接触，还不着痕迹。吹嘘了很多文学后，我就给女孩写信，落款“拉长弓，射冬天之雁”。女孩儿一下猜到我是谁，回信叫我“哥”，我就知道没戏了，很知趣地维持着文友关系。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通过写作，我真还找到了对象。有一次，在《沽源报》上看到一个女孩发表小说，后面附有地址，看看年龄差不多，住的远近也合适，就写信套近乎，就说路遥，就说张爱玲，就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等等，几顿瞎侃，便不远千里去她打工的地方找人家。提了那么多书，累，却打动了女孩儿……傍晚，女孩提了包子来旅馆看我，我不顾吃相，也忘了有竹无肉这档子事儿。

　　1994年的夏天，邮局来找我，说他们有个报刊亭要对外承包。说了一些条件，我觉得是好事儿，便应承下来。过后才发现，当时感觉到的好，只是部分的好；没预料到的好，还在后面。首先是邮局给换了宽大敞亮的书亭，省了房租；还可以随便订阅全国的报刊，而且不用我垫付费用。我高兴得都不会笑了。这里有我喜欢的《当代》《十月》《小说月报》和《读者》等。之后的两三年里，是图书市场最为繁荣的时候。那时的《读者》每期能卖到上百本，《小说月报》每期也在三十多本，大部头的《当代》《十月》《收获》也在十本左右，《中国电视报》每期可以卖五六百份。逢到星期二下午， 我从邮局驮回来，窗口都堵满了人，而且还有几十个固定的读者提前预订。每到年底，因为春晚的缘故，电视报的销量都在三千多份，还出现了排队购买的景象。胡学文的小说《秋风绝唱》就发表在那年的《小说月报》上， 他一下子买了5 本。我想胡老师一次买那么多，一定是为了送朋友。对于在文学道路上跋涉得汗流浃背的人来说，没有比这个更让人高兴的事儿了吧。从此我就知道，县城里还有真正的作家。还有南谏君。南哥那会儿正壮年，创作也在势头上，发表的小说和散文，剪辑在一个厚厚的硬皮本子上，我们讨来学习，很懵懂，因为不在同一个水平上。后来看到《小说月报》后面的目录里赫然收录，我们才敬仰起来。

　　那时我学着写，扭捏着让南谏君指教。他在稿子后面批了两个字：尚可。这两个字，我纠结了很久，理解不了。多年后才明白是勉强还行的意思。还拿给胡学文老师看，完后说节奏太慢。这些话今天理解起来，没有障碍， 可当年真理解不了。现在知道，稿子的节奏快了，读者看不懂；慢了，读者昏昏欲睡。严重时还很危险，就像戏台上武生翻跟头，锣鼓点乱了，可能会摔死。可见把写作说成手艺，是自谦的说法，因为手艺可以手把手地教， 文学门道多得靠领悟。得益于小书摊的牵线搭桥，使我有机会得到同时期优秀写作者的指导，并能斗胆地交流一二。有时，便也毫无理由地认为， 文学梦离我也不是多邈远。然而今天才明白，你和领导吃了几顿饭，并不能变成科长，你和明星合个影，你还是你。铁棒能磨成绣花针，但木棍再磨也是牙签——这几乎算得上是对我人生、生活的一种点拨了。

　　1997 年时，我就觉得书摊的生意不好做了。即使三个月更新一次书， 读者也寥寥无几了。半年过后，书依然还是半新不旧的。以前的畅销刊物， 也蒙了一层灰。那时市面上已经有了VCD，有了游戏机。读者的兴趣转移了，市场如此谁也改变不了。为了维持，我买了冰柜，进了香烟，安了公话。尽管收入有了改善，可书摊成了杂货摊，不纯了。后来的几年，学生辅导书成了书摊的经营支柱，更不纯了。可试卷辅导书的经营，也只是让日薄西山的书摊又勉强维持了几年。

　　2001年，我被挤出了这个行业。可十年的浸润，养成了爱看书的毛病。所以，就算不买书也会到书店看看。总的情况是，县城的几家书店，基本都靠经营学生的辅导书和辅导资料为主。那些纯粹看闲书的读者，比当年少多了，少得让人心凉又无奈。

　　岁月无情，时间吝啬，一晃十年，我才发现时间过得忒快。2013年，因为爱写的缘故，混进沽源县写作的圈子。圈子里全是爱书的朋友。有个朋友爱得厉害，就开了一个叫作“知者读书岛”的书店。我隐隐地替他担心，投入那么大，啥时能见回头钱？幸好朋友不指望这个生活，开得好，是意外的收获；不好，维持住也能给县城增添靓丽的风景。可有一次问起经营的情况，他说比预想的好，我有点暗暗称奇。我去过几次这个叫作“读书岛”的书店，每次去，都能在里面看到不少读者，而且都是纯读者，不是被家长老师逼着来买考试卷、辅导书的读者。装潢也漂亮，是个幽深静谧的好去处。书籍的质量更是没得说，全部是正规出版物，绝无一本盗版滥竽充数者。

　　我称奇的原因是，在今天这个手机网络充斥的时代，在信息爆炸、猎奇八卦弥漫得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时代，竟还能容下这么一块绿洲？可就真容下了，而且绿洲还不止这一家。文广新局下属的图书馆，就是当年百货附近的旧馆，如今已换新颜，盖了建筑面积400平方米的新馆，馆里藏书5万余册，在册读者上千人。看到这个数据，真是很惊讶。细想惊讶的原因，大概一方面是因为读书不是看戏，和热闹没关系，是独自愉悦，都在暗处，不好发现；另一方面是，很多事情是不调查不知道，一调查吓一跳。我想能让人吓一跳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这些年的生活好了，有了闲暇的时间，去充实陶冶自己。客观上，社会管理者也给我们创造了这个资源环境。饿着肚子去看书，谁也做不到。

　　作家阿城在20世纪80年代时说，生活应该是这样过：古琴可以优雅地弹，转过身，又能去捅炉子。当然，他表达的是处世的意趣和操守，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这段话，应该是过时了，毕竟隔了40年。40年后的今天，我们换成了暖气，炉子是没得捅了，腾出了闲心，正好优雅地看书，不用关顾炉火的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