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傍晚，夕阳在山，日光柔和地照耀着沽源大地，被誉为草原水城的沽源县城——平定堡镇，呈现出一派祥和气氛。坝上草原的6月，寒气渐尽，暑气还没有来，正是一年中最舒服的时候。晚饭后，忙碌了一天的人们，三三两两走出家门，或结伴而行，或独自前往，纷纷聚集到文体广场、滨湖公园、人民公园，放松一下心情，享受一天中最闲暇最快乐的时光。广场上、公园里、马路边到处是老人、孩子、手挽手的情侣……

　　今日闲暇，天气不错，听说还有二人台表演，开车接上年逾古稀的老爹老妈也到文体广场凑凑热闹。文体广场外边的道路上已经停满了车辆，只好把车停在老远的位置上。马路边则一字排开停满了各种餐车，有卖烤肠、烤鱿鱼、煎饼灌饼、麻辣烫等食物的，还有经营尚饮（一种品牌饮料）、冒烟冰激凌的。马路牙子上，也已聚集了各种地摊，有卖各种荧光儿童玩具的，还有卖小食品的。另外，还有一些小型的儿童娱乐设施，如旋转小火车、蹦蹦床、钓鱼、胶画等。

　　广场上，鼓乐喧腾，非常热闹。有跳广场舞的，这边乐声缠绵：“妹妹的一杯酒，喝了我暖心头，再远的路路再深的沟沟，哥哥也要走一走。妹妹的一杯酒，喝了还有没有，多少的牵挂多少知心话，哥哥都记心头……”那边音韵铿锵：“带上你的梦想一路地歌唱，唱出心中美丽的向往，骏马飞驰在路上哈达迎风扬，不远的前方，等待你去闯，满天的星光，照耀谁的脸庞……”有扭秧歌的，这边穿着粉上衣白裤子，手执粉扇子；那边手挽红绸带，足登跳舞鞋，随着咚咚嚓嚓的鼓乐声扭动腰肢，大妈们跳得正起劲。有跳交谊舞的，高台上、彩光灯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俊男靓女尽情舒展腰肢，尽显优雅风姿。据说，还有旗袍秀、老年舞蹈队，现在去外地参加比赛了。广场南面和西面的篮球场、足球场、网球场和乒乓球台案前则聚集了很多球类运动爱好者，他们有的在奋力搏杀，挥汗如雨；有的则谈笑风生，边漫不经心地打球边闲聊。还有很多人则在遛弯、慢跑、休息……

　　老爹老妈不习惯，或者说羞于蹦蹦跳跳做主角，他们只想安安静静做观众。好在广场上有真的“戏台”，在广场上溜达了一圈儿之后，我们便直奔“戏台”。“戏台”就是广场北面的一个小亭子，台子上坐着鼓乐班子成员，亭子下面的一片空地便是戏台。原来戏台不在台子上。

　　老远，就看见亭子上方吊着两盏明晃晃的电灯，这让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在村里碾坊前唱戏时，头顶上颤颤巍巍晃动着的，用以照明的，熊熊燃烧的两个柴油疙蛋子，便恍如回到了那个年代。

　　大约是80 年代初吧，隐约听大人说类似解禁了，可以唱小戏儿了这样的话。当时不理解是什么意思，紧接着就有人开始张罗组建戏班。这年农闲，村里的某个角落便开始有二胡和锣鼓的声音传出。果然，在某个冬日的晚上，戏班的首场演出在村碾坊前的空地上隆重开演。之前，我对戏的理解就是村初中班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由老师组织编排的类似歌伴舞、小品、三句半这样的节目，还有就是村大喇叭里经常播放的《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的经典选段。当有人把柴油疙蛋由木头杆子高高地挑起，当扮演小丑淘气的演员画好了猫鼻子脸谱，穿上戏服走上“舞台”的时候，我可算开了眼界：原来这样才叫唱戏啊！ 

　　今天，“戏台”上的演员并没有化妆，也没穿戏服，仍然唱得很起劲， 观众老远就能听见：“新社会新主张，自由结婚找对象，女爱男的工作强， 他们小两口喜洋洋，能过好时光……”穿过密密层层人头的缝隙，隐约可见唱戏的是一位穿白衬衫的男子和一位穿黑裙子的女人，他们手执绸扇，迈动轻盈舞步，男环女绕，你进我退，把个“舞台”舞得跌宕生姿、风生水起。

　　“那不是薛英库吗？”老爹惊呼。老爹个子高眼力好，视线越过观众的头顶，首先认出唱戏的男子正是我们村最爱唱戏的薛英库。
 

二
 

　　村戏班成立后，村里着实热闹了几年。每年的正月初一到十五，村里都能听到热闹的锣鼓声。老戏骨都是村里上点年纪的人，原来“文化大革命”之前村里也是有二人台戏班的，这是“文革”期间出生的我所不知道的。在老戏骨的带动下，很多年轻人都参加进来，薛英库就是其中的一个。薛英库平时说话结巴得厉害，戏却唱得非常流畅，一点看不出是个结巴。那时候，我们村唱的主要有《挂红灯》《打樱桃》《打金枝》《走西口》《借冠子》等二人台曲目。每逢正月，有锣鼓相伴，高兴得我们这些毛孩子每天都像过年。时间一长，差不多都能哼哼几句。现在想来，二人台虽然格调不高，有的甚至有些低俗，可那才是民间艺术。在当时文化极度贫瘠的乡野山村，有总比没有强。

　　然而，正月十五一过，生活就又回归沉寂。漆黑的夜晚，屋里点起了煤油灯，昏黄的煤油灯下，一家人围坐在收音机旁屏息聆听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半个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当刘兰芳高亢铿锵且顿挫有致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播音结束，听众却仍带着某种留恋与不舍，盼望明天这个时候快点到来。现在想来，每天这半小时的时间应该算得上是除了一年也看不了几场的电影之外，一家人最高级别的精神盛宴了。事实上，那个时候并不是每家都有收音机，所以有的人家连这点享受都没有。

　　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我们更喜欢听到这样的声音，“嗒嘀嗒，嗒嘀嗒，嗒嘀嗒——嗒——嘀，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据说这段甜美的童音是蔡国庆于70年代录制的。我相信小喇叭的忠实听众们对于这段声音是再熟悉不过了，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这些人童年记忆的一个符号。

　　孙敬修爷爷、曹灿叔叔绘声绘色的故事，常常把我们带入别样的时空世界， 神奇而又美妙。然而，这样的美妙神奇也并不是每天都能感受到。夏天农忙季节，父母都下地干活，孩子们放学后得推着自制的独轮车，到地里去拔菜（苦苣菜）喂猪，正好错过了收听小喇叭的时间。那时候的孩子们基本没有什么课业负担，却要替父母分忧，承担生活的重任。

　　收音机特定时间带给人的快乐毕竟有限，漫漫冬日，漆黑而又漫长的夜晚毕竟难熬。于是，村里一些男人们，常常在冬日的晚上千方百计甩掉跟屁虫（因怕孩子们跟去捣乱，另外人家屋子小也放不下那么多人），悄悄汇聚到老褚家听叨古。老褚是村里老一辈唯一的一位文化人，曾经当过老师。他读的书比较多，经常成本大套地为村民讲书里的故事。老爹那时候还不老，特爱听叨古，还喜欢把听来的故事讲给我们听。记得有一次， 我实在按捺不住想听叨古的冲动，远远地跟在爹后面，他刚被主人让到炕上，我已经站在炕沿下了。那天讲的应该是《七侠五义》里面的一段故事。那是我第一次听文化人讲那么长的武侠故事，至今仍然记得故事里某些情节。

　　叨古之外便是说书。当时，有很多外地说书先生走村串户，靠说书谋生。有个姓于的说书匠经常到我们村说书，一住就是半月二十天，有时甚至长达几个月。由于熟悉，人们都亲切地管他叫“老于”。生产队队房、马棚都可能成为说书的场地，几十个人拿着小板凳，围坐在说书人周围听得津津有味。当时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书，现在想来可能是山东快书，那么老于应该是山东人。说书休息的时候，老于爱喝生鸡蛋。常有人从家里带一两枚来给他喝，只见他用手里的铜板（山东快书使用的道具）轻轻将鸡蛋两头各凿一个小眼儿，把嘴稳在一个小眼儿上轻轻一吸，“滋溜”一声， 整个鸡蛋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了。不记得他说了哪些书，只记得他喝鸡蛋的姿势。我相信，在他的影响下，我们村没有几个孩子没背着家长尝过生鸡蛋的味道。说书人要走了，钱是没有的，各家各户都会履行自己的承诺， 从自家的面口袋里挖出几碗莜面作为报酬送给说书人。

　　有时候也想，说书叨古人讲的故事是从哪儿来的？大人告诉我说是从书上读来的。书，见过，也读过。除了课本之外，便是连环画和小人书。全村其实也没几本，像《李自成》《董宣》《杯酒释兵权》等，被翻了不知多少遍，破得不成样子，仍然被书的主人视若珍宝。现在想来，我念小学时，对于历史知识少得可怜的了解，应该归功于那些小人书。
 

三
 

　　大约是80年代末吧，村东头的张家有了村里第一台32英寸黑白电视机。那时候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红楼梦》，村里很多人一下子都涌到他家去看电视，屋里放不下那么多人，就把电视放到窗台上。于是，院子里、墙头上就挤满了人，那盛况与电影队来村放映电影有一拼。比起追着电影队到三里五村看电影，趴在墙头上看电视也算得上幸福。尽管那时候32英寸黑白电视远比不上现在的等离子大彩电清晰，然而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视机，安安稳稳坐在自己家里看电视，却成为当时人们最迫切的愿望。那时候，结婚必须有电视，就像现在必须有房有车一样。好在，那时候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实行了好几年，人们的生活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观，买电视的愿望虽一时还难以实现，但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

　　渐渐地，黑白电视走进了更多家庭，小电视换成大电视，黑白的换成彩色的，到90年代中期，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一到晚上，人们都坐在自家的炕上，安安静静看电视，歌舞、相声、小品、戏曲、电视剧……想看什么就看什么，精神上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从前那种因文化贫瘠，而对视听享受上的饥渴从此一扫而光。

　　也恰是从80年代末开始，村里的年轻人陆续离开家门，到外地谋生，成为大城市里的民工。之后北京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而展开大规模的建设，我们村很多人开着拖拉机进了北京，为北京的城市建设添砖加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村里的戏班也在那时自然而然地消亡了，青壮年大部分外出打工，村里仿佛一下子就只剩下留守的老人。曾经热闹的乡村忽然沉寂下来，再也听不见锣鼓声，再也看不见多个孩子一块儿玩老鹰抓小鸡、玩捉迷藏的盛大场面了。薛英库就是那时离开村子的，据说一直在北京打工……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已有百年历史的三道营子村正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2004 年开始的粮食直补，2006 年免除农业税，再到土地流转、医保、社保、精准扶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发生了或者说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2008 年后，当年的民工年纪都已经不年轻。通过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拼搏，也都小有积蓄。于是， 他们选择回乡发展。然而，并不是真正的回归。过惯了城市生活的他们， 纷纷在县城买房定居。

　　我也是那个时候离开村子的，一直在外念书、工作，后来定居县城。在经历了乡村由贫瘠而繁盛到富有却萧条的变化之后，又亲眼看见了县城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受到了物质繁荣带来的人们精神状态的变化。不知从何时起，富足起来的人们开始注重锻炼养生、美容保健。西围子电影院广场在20 世纪90 年代最先自发地聚集了几个打太极拳的，之后陆续有了做老年操的和跳广场舞的。待人民公园、文体广场和滨湖公园先后建成之后，有更多的人陆续加入了健身大军的行列，逐渐形成了今天这个几乎是全民健身的局面。美容院、足疗馆增多的同时，麻将馆也增加了不少。有人在积极进取，有人却在麻将桌前蹉跎着岁月…… 
 

四
 

　　“正月里来正月正，正月十五挂红灯，红灯那个挂在大门外，单等我那五呀哎嗨嗨嗨哥哥哥哥哥哥来呀嘛来上工……”“戏台”上男女演员正在唱《五哥放羊》，伴奏的是由退休干部、小商贩等自发组织起来的老年红歌队，乐器除了扬琴、二胡之外，还有手风琴、大提琴、锣鼓、快板等。吹拉弹唱，十分投入。意外发现，当年组织村高年级学生排节目的刘老师和张老师居然也位列其中。刘老师下海经过商，现在在县城哄孙子。张老师约在20 世纪80 年代初就改行进了县城，现刚刚退休。

　　老爹老妈他乡遇故知，心情自然很激动，想找家乡人拉几句家常，无奈演员演兴正浓，乐师陶醉其中，不忍打扰，只好另寻时间。回家后，打开微信，进入“三道营村公共行政服务群”，快乐宝贝乔宝军发上来一个K 歌链接。轻触，打开，一曲好听的《闯码头》立马响起，接着是快乐宝贝带着浓重家乡味的普通话：“朋友们，我给大家唱一段闯码头，闯码头就是作为男人出外边闯事业，好好干，多挣钱，养活爱人和孩子……”质朴的简短发言之后，便是和着美妙节奏的清爽嗓音：“我们一起闯码头/马上要和你分手/催人的汽笛淹没了哀愁/止不住地眼泪流/不是哥哥不爱你/因为我是农村的……”

　　好多年没见过面了，离开家乡的时候，我们都是懵懂少年，如今都已年过不惑。乔宝军母亲是盲人，父亲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他从小因家境贫寒，几乎没念过什么书，为了维持一家生计，十几岁就出去打工挣钱了。他用下煤窑挣来的钱买了拖拉机下了北京，后又把拖拉机换成大汽车，卖了汽车给人开吊车，2008年后辗转到了宣化，买了楼房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儿子。媳妇手把手教他认字、写字，如今的他不仅能顺畅地微信打字聊天，还学会了K歌。以前没听过，原来他的嗓音这么甜美。就像他歌里接下来所唱的：“总有一天会出头/等我搬到城里去/开着大奔来接你……”

　　通过不懈努力，一个农村苦孩子终于像模像样地走进城市，住上了干净的楼房，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这在四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我们村外出谋生的这些人一直在砥砺前行、艰苦打拼，像乔宝军、薛英库这样获得稳定收入、安稳生活的人很普遍。凭着自己几十年在外闯荡的经验和见识，开起了公司，办起了厂子，自己当了老板，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为弄潮儿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为北京的建设添过砖加过瓦，也正在为处于改革开放中的祖国建设出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的奋斗史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人开拓进取的历史。有一种积极进取、不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在里面。

　　然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用力过猛，物质世界丰富了，精神的家园却一片荒芜：人心不古，民风已不再淳朴！也许是时代变化太快了，国家政策太好了，快得好得让人不知道该用怎样正确的心态去应对？也有个别人变得刁钻世故，他们心安理得，甚至理直气壮地享受着国家的优惠政策带来的好处，却忘记了感恩，忘记了国家和个人一路走来的艰辛……

　　不管怎样，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县城，唱啊、跳啊、弹啊、笑啊，用肢体语言尽情抒发对生活的热爱，表达他们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也许当年的背井离乡，就是为了今天的快乐相聚。相聚在广场上，相聚在手机微信群里。

　　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一度风靡华夏大地、拯救文化贫瘠的电视机却日渐式微。电视机从黑白到彩色，从纯平到液晶到等离子，再到如今的智能化。电视产业越来越好，看电视的人却在逐渐减少。互联网的到来， 电脑和手机的出现，正在颠覆电视机的存在，就像80 年代末电视机的出现颠覆了电影、收音机和传统意义上叨古、说书的存在一样。

　　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该稍微放慢一点脚步，等一等相对滞后的灵魂？有理由相信，对于“60 后”“70 后”来说，那些定格在头脑中的画面是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的。听叨古，听说书，一家人围坐在收音机旁听评书的场面,还有碾坊前唱戏时高高挑起的柴油疙蛋子， 会永远鲜活地留在他们的记忆中，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