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和文字打交道，对文字的变迁可说印象深刻，借助改革开放四十年这个节点，沉下心想想，真是感慨万千。

　　在未认字之前，我的文字启蒙主要是在油灯下完成的。母亲纳鞋底给我们做鞋，我们钻在被窝里听母亲讲故事。都讲过什么也记不太清了，好像有《杨家将》《窦娥冤》《红灯记》《沙家浜》之类的。后来母亲就给我读家里有的书，如《黎明的河边》《小英雄雨来》《向阳院的故事》等。母亲在讲读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评价，如谁谁是个好人，谁谁心眼子坏，谁谁不是个好东西——我说他不会得好报吧，等等。正是好奇心、接受能力极强的年龄，这些生动的故事和评价人物的理论伴随着那晕黄的灯光和母亲哧啦哧啦的纳鞋底声，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后来我能认字了，就自己开始读。自己家那几本读完了就千方百计去借，借不到了就把读过的再翻一遍。读的书大部分还记得：《沸腾的群山》《战地红缨》《井冈山的故事》《送盐》《金光大道》《红岩》等等。记得当时家里穷，母亲晚上不让费油，但是白天的书没看完，实在是惦记书中的情节，就等家里人都睡着了（全家五口人睡在一盘土炕上），偷偷地头朝下睡，点上灯接着看。外边有个狗叫什么的，又害怕，就马上熄了灯，屏住呼吸等着，一会儿又偷偷点上灯继续看。早晨起来娘一看我的鼻子全是黑的就知道我又偷偷点灯看书了。

　　小学课堂给我的印象已经不够深了，只记得我们是两个村的二十多个孩子五个年级在一个班上课。我们的田满珍老师，在一节课里要把这五个年级的孩子都安顿好，现在想想也真是够难的。我们倒是跟着高年级的学生把语文课本背了个烂熟，什么“打开书本刚坐下，阵阵阴风刮过来”， 什么“北风呼啸卷大雪，你哥饿死在山洼，临死小手攥紧拳，眼睛睁得圆又大”之类的，我们都会背。我们的语文课本好像是些“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的句子。到三四年级的时候开始写作文了，记忆深刻的是开始写“批林批孔”批判稿。第一次听说孔子的名字是叫孔老二，至于知道孔子这样的敬称好像是高中了。记得我们写批判稿就是瞎抄一气，都是些“要让人民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要开历史的倒车”之类我们也不懂的套话。有一回我从报纸上抄了个“林彪和人民唱对台戏”，大约老师也没见过这个词，“狠狠”地表扬了我，同学都纷纷转引，觉得我有学问。

　　1978 年，我上初中了，开始是在大东沟联中上的。必须要借机多说一句，联中就是由4 个大队联合办的初中，由当时的大东沟大队、棠梨沟大队、狼窝沟大队、红旗滩大队联办，由我父亲郭志瑞和另外一个叫杨永山的老师两个人办起来的。他们一个包揽文科，一个包揽理科，校长是个贫下中农代表。这个学校也办了有七八年吧。学校好像没有什么书，只有好多小人书，我们就天天换着看，文字不多，到底没留下什么印象。倒是当时的温爱老师、李建华老师不时地给我们补充些毛主席诗词，算是最早的文学启蒙吧。学姐传授我的作文秘笈倒是被我牢牢地记了下来，她告诉我，无论写什么文章，开头都要这么开：“目前（或者当前）全国形势一片大好： 工业战线炉火正红，农业战线硕果累累，科技战线捷报频传，教育战线比学赶帮，我们学校也不例外，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屡见不鲜，谁谁谁就是其中的一个。”下边再写事迹。最后要表决心：“我们作为革命的接班人， 一定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又红又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我们经风雨，见世面，练思想，长才干，在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大踏步前进吧。” 这一招还真灵，记得有一次写《记一个刻苦学习的同学》我就是这么写的， 而且我还在写她心理活动时运用了读过的书里刻画人物的方法，让她想起毛主席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导，再让她不怕冷，不怕累，刻苦学习。我的文章被作为范文在班里宣读。后来学校因教学成绩太差并到了东房子中学。学习环境改变了，开始有了正规学校毕业的教师和平反的老右派教师教我们，学校也开始抓教学。印象深刻的是我的语文老师陈志斌，他是师范毕业右派平反的，热爱文学，有自己对文学的理解。他告诉我们写文章要有真情实感，要用捏合法塑造人物，情节要有波澜，所谓的“文似看山不喜平”，要学会巧妙构思等等。记得有一次，我在写《学雷锋运动在我校》时运用这些理论，先写雪地很滑，同学都不敢走，摔跤打滑；又写扫过雪后，同学有说有笑跑过去。老师就在班里读我的文章，说构思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信息开始流通，我们也开始摘抄，一首诗歌，一句名言，或者一篇好文章，有意识地去模仿、借鉴。记得抄得最多的文章好像是景山学校之类的北京学校学生的文章，真的是佩服人家，也知道好文章原来都长那样了。

　　1981年，我升入沽源一中读书。这时班里有县城走读的同学，其中魏文娟同学的父亲在宣传部上班，她有时就把《收获》《十月》《当代》等杂志拿到班里来，我们都争着看。在那时我们读到了路遥的《人生》、王安忆的《绕公社一周》等等。之所以这两篇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当时我们读了《人生》时的困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高加林了，用“好人坏人说”评价不了，用“敌人朋友说”也不合适，我们搞不清作者想干什么。直到上了大学，听了老师的讲解，我们才知道，人本来就是复杂的存在，不能用脸谱化的思维来塑造人，也不要用好人坏人的思路来分析人物，人物的矛盾性、性格的二重性才是人物的美学魅力所在。至于王安忆的《绕公社一周》是因为我们有一次考试，题目是《绿满校园》，同学李秀梅就直接模仿这篇文章构思，大体是这样的：在教室里有同学刻苦学习的画面；在操场有同学挥汗锻炼的画面；教室前的麦地是一片葱绿，预示着丰收；路边的杨树生机勃勃，最后扣题叫“绿满校园”。当时这篇作文得了最高分在全班讲评，李秀梅告诉我们她的思路来自《绕公社一周》，大家都非常开心，以后看课外书就更上劲了。记得我们当时的高中语文课本已经选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上开始公开批判“两个凡是”，纠正“左”倾路线的错误，经过老师的讲解引导，我们再写作文也就慢慢地注意“真挚”“巧妙”，假大空的话相对少了。

　　1984 年我进入张家口师专中文系学习，开始接触更多的写作技巧和写作理念。教写作的姜宇清老师以他对诗歌的成熟表达激发着我们对诗歌的写作热情，他那“自行车轮子上旋着太阳”的凝练，“一个假的命名，一个真实的造型”的深刻，一次次把函授班的作文和我们的作文比对告诉我们怎样的思想叫深刻、怎样的表达是丰满。教外国文学的冀桐老师，用带着沽源口音（姜宇清老师也是，但因为内容的精彩丝毫不影响我们的理解） 的普通话为我们阐释《巴黎圣母院》中的三种美学观，呈现《简·爱》中简·爱的人格魅力，讲《忏悔录》作者勇于袒露内心卑鄙、阴暗的真诚的可贵等等。教教材法的白婉清老师原本是《诗刊》编辑部的编辑，因为辗转到师专， 幸运的我们见证了老师一挥而就、浑然天成的表达。教当代文学的方道文老师给我们讲刘心武《班主任》中关于好孩子谢慧敏的僵化思维的可怕， 讲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多义性及模糊之美。尤其是方老师讲到《金光大道》的高大全背后的文艺方向的偏差、脸谱化写作的弊端时， 我彻底傻了：那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的芳草地，包裹着的原来是一元审美的毒瘤，高大全这个名字原来就是三突出写作的罪证，我小时被煤油灯照亮的一个又一个夜晚，原来接收的都是些需要反省的思想。一节课又一节课，一本书又一本书，我被一种又一种思想吓着，被一种又一种表达征服着。突然发现自己是多么懵懂无知，多么僵化固陋，发现那偌大的图书馆里一本本可以随意借阅的书里藏着多少人类宝贵的思考和魔性的表达！不敢说“自己像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胆子，但是屏住呼吸”，但用狼吞虎咽也许是不过分的。

　　写到这里，真的要感谢那些给我指引的老师们，当然更要感谢改革开放，感谢春风廓清迷雾，感谢带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时代。

　　1987 年我被分配到沽源一中教语文，开始把自己的文学激情传染给学生。由校团委徐书记负责，由我牵头，办起了学校的《春蕾》杂志，组稿、约谈、修改几乎都是我一个人负责。曾经聚集了一批爱好写作的文学青年， 刊登了一些至今还印象深刻的好文章，激发了一批学生的写作热情。在课堂上，我也把我也许还很不成系统的新思想、新理念渗透给学生。记得我刚教书时，有个叫沈海涛的学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忏悔》，大体意思写的是懵懂男孩、女孩萌生爱意，男孩因各种顾虑没有表达，后分开，后来男孩听说女孩郁郁寡欢，得病死了，男孩带着花到女孩墓碑前表达忏悔，写得很凄美，很动人。当时高中谈恋爱是被严禁的，当然恋爱题材也是高中生写作的禁区。但我在班里讲评了这篇文章，高度评价了文章感情的真挚、故事的动人和表达的凝练跳脱。后来沈海涛大学毕业后专门去看我，给我儿子还买了小吃，特意感谢我当年的开放和肯定。

　　1989年，我做了母亲。在孩子两三岁时我就给他订了诸如《妈妈画刊》之类的杂志，教他背诗歌、背儿歌，给他读中外童话故事，为孩子的早期教育打下基础。孩子上学了，他们的时代较之以前变化更大：语文课本更侧重于文学性，历史、政治课比我们那时深得多、丰富得多。许多家庭的孩子读课外书已成为自然现象，孩子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也得到了健康的发展。记得儿子写过的一些作文，已经能从读过的书里借鉴，不时出现令我眼前一亮的思想，比起我当年的作文真的要真挚得多、灵活得多、新颖得多。

　　1991年，我第一次带毕业班。说实话，我才教书几天，也没什么经验，对于如何复习更有效，我也不是很在行。在课堂上，我就更愿意赏析文章，让学生写训练技巧的各种小作文，开辩论会。记得我们的辩论会有时都激烈得下不了课，几乎全员参与，集体亢奋的课堂让我们师生都受益匪浅。当年的高考，这两个班的成绩很不错。记得我在课堂上给学生讲刘再复的《性格的二重性》，告诉学生扁平人物的审美不足，写人物不要二分法，不要脸谱化，要关注人物的灰色地带等等。也许我讲得比较动情，2017年回老家，我的学生张哈斯还提起我的讲解对他影响很大。现在回头看看，在沽源的文学圈里，我的学生真的不少，有张沫末、李富荣、张哈斯、逯静梅、李静，等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都比我走得更远、写得更好，这也许和我的影响有点关系。

　　2000年之后有了博客，有了微博，有了交流的各种群，有了发表作品的各种平台。图书馆、阅览室的书籍也愈来愈丰富。多媒体教学进入课堂，有些大学教授的课也在网络开放，只要想学习，真的是太方便了。便捷的联系方式，使我又和沽源的文学爱好者们建立了联系，知道这里有了作家协会，还创办了文学刊物——《沽源文艺》，还有了沽源诗词协会以及微沽源、沽源旅游等好几家推送文学爱好者作品的微信平台。惊喜于沽源文学界的辉煌成就，享受着随时学习随时交流的便捷，我每每都禁不住说： 感谢这时代！ 

　　别林斯基说：“书是我们时代的生命。”博尔赫斯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曾经，昏黄的油灯照不亮我们的贫乏和狭隘；如今，文字的星空闪烁着人类思想的富饶和丰盈。徜徉流连，拾捡品评，真如置身天堂。“东风好作阳和使, 逢草逢花报发生。”这是一个草长莺飞的时代， 这是一个生长诗意的时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拿起手中的笔，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不唯是一种责任，更是情不自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