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认为自己十分幸运，还能随意亲近那些渐行渐远的时光。偶有天阴雨下，身体会不自觉地翻动一些记忆，被几块伤疤冷且暖着。不是我命不该绝，对于生存，也许是我有点死皮赖脸，惯看草枯了，籽落了，雪又化了，春来了。

　　1978年，我十岁，没出过村口，也没见什么外人来过，村子里一些不常见的人，我都怯生。一直混迹在田间地头，和大部分孩子们一样，能吃能淘能干活，种种恶作剧，样样不少。可是有一天，我忽然就跑不动了。那个秋天的午后，父母应该是和往日一样，随队长的脚后跟，和一群人闹哄哄地下地去了。反正我散学回家，只看见锅里不冷不热的饭，猪在圈里哼哼，打着招呼，大概是一见我就饿。我至今也不明白，我和这头猪，谁是谁的讨债鬼。那时候放学后，没有家庭作业，但每天一筐或两筐的猪草是“必修课”。为了逃脱父母不定时的责骂，我使劲和另一个孩子抢猪草，却没有逃脱一把钝得不能再钝的镰刀。于是，我的一只脚像随意半脱的鞋子，和腿藕断丝连。我俩都不能明白，一把连猪草都砍不动的镰刀，割在我的肉上会那么锋利。我一点都不疼，只是被那么多血惊到了。那个孩子跑了，君不见“红河”之水天上来！镰刀丢了，猪草丢了，能丢的都丢了，零乱在我的身边。其实我也想跑，可我站不起来，只能看着自己的血从一个脚窝溢向另一个脚窝。那时没有110，没有120，更没有手机这个东西，也没有一个闲人适时路过。

　　不知道过了多久，偶尔睁一下眼睛，世界全是红的。我明白，这是太阳快落山了。以前一直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的时辰，父母收工了，猪在吃食， 房顶上的炊烟飘着莜面窝窝的味道。饭桌在炕上，油灯在桌上，我准备着点亮……如此在心里默默检阅了一遍，生产队就真的收工了，人们在路边的草丛里发现了我。有人急着喊叫，有人想扶我起来，可是都没用。

　　我妈抱着我痛哭流涕但束手无策，我躺在她怀里听命由天。夕阳落到山那边的时候，我姑夫来了。挥开嘈杂的人声，从自己鞋子上解下一条鞋带，扎在我伤口以上一点的部位，拉紧、打结，很轻很慢，我已因失血过多， 迷糊了。

　　醒来之后，我躺在自家的后炕上，最后的记忆停在一条染了些血的鞋带上。医生告诉我妈那叫作止血。幸好我们的生产队算比较富裕，有一挂三套皮车，比一般的牛车快很多，不然真的就晚了。一周后拆线，还是那个救我的付医生，清清瘦瘦的样子。我问我妈，怎么不见正医生？我妈说就一个医生，姓付，没正的。我理解错了，把医生想象成队长或支书啥的。

　　善后也十分简单，砍我脚的那个男孩的妈妈给我送过几次发面饼子， 记得表皮上抹了好多麻油。最后一次和我妈说，如果我真的残了，娶不过老婆，就把她家焕梅嫁给我，为我做最后的“治愈”。

　　一条鞋带，一挂马车，一个姓付的医生，一个妹子，在生死的缝隙中来来往往。幸好我没残，而且让我多了一种怀念的方式。非常感谢我姑夫， 但四十年一直没说出口，一个村子里居住，都让一些日常消磨了。他是个退伍兵，在部队学过急救，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之后一直在村里当老师， 业余为一村老小打针输液，懂一些医疗常识，救了不少性命。后来每次半夜叫他，我都会想起还欠他一条鞋带，一条来自山外很远的鞋带。那时我们村的人都穿清一色的家做布鞋，也许会有一两个破洞，但绝对不会有鞋带。

　　虽然我一直觉得那条疤很丑，但它却一直在提醒我，我很幸运。就像我二姨家的表哥，虽说现在走路有点一脚高一脚低，但总算能走，也算幸运。他和一场小儿麻痹擦肩而过，应该感谢一个人——我大舅，力主他去医院。我大舅是我姥爷娘舅那边唯一上过学，并且在外面混过事的人。当然，关键是我二姨当年家境还行，我二姨夫也是退伍兵，村里当过老师，后又当村主任，他有不认命的条件。前几天我和表哥通过电话，他说一切都好，比村里那两个几十年没直立行走的人，不知要好多少倍呢。

　　静静月下，关山如铁，树影如花，幽幽暗暗沉默着。夜深时分，有一个声音也幽幽地压抑着，时而像三婶，时而像五娘。在唤一个名字，越听又越像在唤我：“不怕，回家，跟妈回家……”我将脑袋向被子里缩了缩，不知道是谁又要走丢了。又过了好几夜，我的最憨实的一个伯伯，正在接受大半村子人的数落：叫魂叫魂，叫得一个村子都丢魂了，咋就不去医院呀！我伯伯捏着一个记工本，上面睡着一大堆工分，医院不认这个呀，怪他命吧。是啊，不怪命能怪啥？其实，数落归数落，记工本每户一册。当年除了劳动与钱无关，一日三餐与钱无关，其余大小事情还是离不开钱的，这是一道药治不愈的伤。

　　至此，我必须原谅那个传说中会下阴的神婆，甚至那个卖假药的江湖郎中，那张黄表纸烧成的灰，为你当药；原谅那个时代的愚昧和贫穷。没有钱的生命终归也要有所寄托和皈依，就当送他们最后一点温暖吧。用一些不冰冷的方式，做些无望的努力，只是不想眼睁睁看着。我甚至感谢那个算命的瞎子，说我命大，这点伤不算什么。

　　成家不久后，肚子有一阵总是不舒服，老婆几次催我去医院，而我就一个拖字诀。一是觉得还能忍，能忍应该没什么大事，二是不敢。一套查下来得多少钱多少时间？若有病也就罢了，只怕没病，最不愿意去医院花冤枉钱了，既不宽限又不能讨价。附近找了个老中医，头疼脑热的常来常往，信任是有的，主要是方便省钱。和老中医探讨了半天，结论可能是胃下垂。原因一是吃太饱撑的，二是饱食后剧烈活动。这让我十分傻眼，我一直认为自己能吃能干没毛病，这次简直是对人生观的彻底颠覆。拿了点药，辅以物理治疗，少食多餐。这个倒可以勉强，但饭后静卧两小时就不现实了。菜地的杂草害虫不静卧，圈里的牛羊也不静卧。肚子偶尔还隐隐不舒服，我和老中医都不能肯定胃是不是真的下垂了，但扛过来了是肯定的。

　　看着一些扛不过来的人事，好多次神情肃穆地打发，歇息去吧，我也不知道能扛到几时，回过头来倍加珍惜活着的每一天。

　　尤其是女儿出生，我是下决心不让她再碰触镰刀一类的工具。20 世纪90 年代之后，乡里有了防疫保健站，但凡有接种疫苗或相关的通知，我都撂下手头的活，率先配合：百白破、三联、乙肝疫苗、小儿麻痹糖丸，名目逐日繁多。家里也开始备一些比如感冒胶囊、银翘片之类的常用药。一路小心翼翼，她总算平安长大，可有人却变老了。女儿大学毕业那一年， 我岳父摔了一跤，我接到消息匆匆赶回去，他正在输液，虽口不能言，但眼神的交流还是无阻的。沾了通信及时、交通便利的光，若是前几年，可能就见不着了。默默地擦了一下他的眼角，我隐隐地感觉到了些什么。临别， 他已经可以独自下地行走了，我再三叮嘱，降压药一定常服，隔一段时日就去正规医院检查一次，不许独自出门，电视上常关注些养生类的节目。可是，他还是没能逃过第二跤。整理他后事的时候，低保社保新农合各类卡上还是有些钱的，可他不仅没戒烟还断了降压药…… 

　　我岳母算是经了教训了，稍有不适，即刻住院。第一次是老婆陪的， 每天早起上班之前，我都电话叮嘱一遍，不要琢磨钱，即便没有合作医疗的报销，我们不是也有这个能力了吗。第二次住院是我陪的，出院手续也是我办的。收费窗口的对过，有一个我之前在医院从未见过的窗口，一问才知是专门负责新农合报销的，看病国家竟然也给咱老百姓报销了？不和医院打交道太久了，疑疑乎乎地找人打听了一遍报销的程序、内容等，晕晕乎乎地就办完了手续。一共花了两千九百多元，签字时我瞄了一眼单据， 竟然给报销了近两千元！工作人员笑意盈盈地将钱从窗口递给我，说你数一下对不对？我哪好意思数呀，一个劲点头说没错，没错，对着呢！一叠人民币攥在手里，手心里暖暖的，感觉幸福来得有点突然…… 

　　出了医院大门，半上午的光景，有些微风，阳光正好，岳母的脸色更见好了。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对岳母说我们不等班车了，您刚恢复，再颠簸个好歹，白瞎了这些工夫了。于是，我在老婆面前，除了一直的孝敬， 又白捡了一个细心能干的名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想起这件事，我心情都会很好，似乎岳母那次生病很有点一帆风顺的味道。

　　2018 年初春，清明节前一天下午，纷纷扬扬的雪，一大朵一大朵，从阴沉了好久的天空突降。凌晨接到弟弟出车祸了的电话，平明时分，车堵在高速入口，我睡着了。第一次感觉堵车真好，永远在这半路上睡着，一会儿说不定就会有好的消息传来，但车还是到站了。

　　我站在宣化二附医院二楼阔大的落地窗前，柳树没了，楼房没了，马路没了，身后是重症监护室的屏蔽门，不开启已经好久了。静听自己的心跳，感觉我弟弟突然消失在车轮下的血压，努力回升，努力回升，脑子里全是他病床前的仪器上闪闪烁烁的曲线和红绿小灯。上午我进去看过他，他不搭理我的半个月中，我陪他从重症监护室到普通病房，各项手术完成了几种。临行时，他在病床上向我示意，一种分不出是在招手还是在点头的感觉。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我没忍住，说出来了，语气尽量平和。过些时日，我再回来的时候，希望看见你日渐康复。到时候摆一大桌子酒席，需要感谢的人太多，拨打“120”的哥们、开救护车的司机、急救室的医生、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医院对过的小药店偷偷卖给我止痛药的老板娘，我甚至想到了隐在楼道里那个兜售寿衣兼运送死尸的中年男人。最后想到的是八楼骨科的唐大夫，有一个红包是我思索再三，送了三次，唐大夫退了三次。最后一次是在病房，当着我弟弟的面，我彻底无颜了。唐大夫说：“我的工资够花，你们正在用钱，如果我拿了红包，我还拿什么为你们治病？心意真的领了。”

　　这是唐大夫的原话。写到这里，我眼前一片模糊。随手一抹，是热的，忽然就写不下去了。生死缝隙当中，对一个生命挽留，或者说送一场灾难好走，这里面有太多你看不见的努力。感谢时间不经意地稍作停顿，回头看了你一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传说中的人世百年，天上一秒。感谢生死缝隙中那么多守护在我们身边的人，感谢风风雨雨中，那道一直绚丽在生命天际线上的彩虹，让我们一次次迎来生命中的春天，继续悉心体味人世清欢！如果真的有眼泪流出，那么还有四个字——感谢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