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多次请求已经七十多岁的父母离开家乡跟我们同住，父母总是用“去别的地方不想在”为理由驳回，直到今天我依然没能“请”动他们。那天采风，贾老师说：人和故乡是有“山水血脉”的。我幡然醒悟，父母离不开家乡，原来是因“山水血脉”。
　　我家乡的名字就像农村孩子的名字一样随意简单——三号地村。村后就是河北和内蒙古的交界，公路上方高挂着一个大牌子，从南面看是“内蒙古自治区欢迎您”，从北面看是“河北省欢迎您”。公路不是普通的公路，现在是国道207线，过去是驰名中外的张库古商道。村东一华里有片淖，古代名为“狗泊”。狗泊南北绵延近三公里，从高空俯瞰，如怀孕的母狗卧在草原，狗头冲北，小而椭圆，狗尾冲南，显得很肥硕，大腹便便样；狗头下边是延伸很长的狗脖子，我们村正对着狗肚子。晴天时，站在村口望淖，波光粼粼。村里老人说狗泊原有源头，上世纪50年代红圪塄修水库时被截断，淖里蓄水只能靠夏季雨水，遇到大旱，淖底灰色的土裸露在外，波光不见，灰蒙蒙一片。
　　三号地是个穷地方，土地不是盐碱地，就是砂石地，庄稼产量很低；另外水质差，含氟高，口感咸涩，地下水位低，到现在村里也没有一亩水浇地。但是，再穷那也是“家”，也有我的“根”。这么多年我很少梦到我现在居住的小镇，更多时候梦到的都是故乡的景色。村东的大淖，村西的大井，村北的小山，村南的杏树林，总是源源不断地输入梦里。每次回村，去淖边散步都是我的必修课，站在淖边，生活在村里的每个春夏秋冬便奔跑而来。春天草刚发芽，地边的“辣妈妈”吸引着村里的孩子们，抠挖一天，收获一把身材苗条、肤色白净的“辣妈妈”，无比兴奋，撸尽土吃一口，辣乎乎的；立夏后，村西地里的“酸柳柳”是小伙伴结伴寻找的“好吃的”，找见一丛又嫩又粗的，能幸福好几天；秋天，黍子地里结上了“米米”，吃得嘴唇黑漆漆的；冬天，水缸里结起的透明冰片，就是我们的“冰激凌”。还有——还有——鸡飞狗跳，猫来鸭往，牛走马跑羊咩；东家婶子正摸母鸡是否有蛋，西家大娘正挠着小猪脊背；南家姐姐正给小妹梳辫子，北家大哥正唱起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而我却“蹾了底”，正被母亲“凶神恶煞”地吓唬，父亲把我护在身后假装骂上我几句，我知道这场“蹾底”风波很快就会过去……
 

二
 

　　故乡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需要用一生来阅读。我无数次写村东的狗泊，以至于看过我文字的文友很想亲眼目睹一下狗泊的风采，我和他约定，今年夏天带他去。
　　金世宗大定十一年（公元1171年）正月，这片淖泊被正式命名为狗泊——金代官员们可能也知道淖形状如狗卧，才取名狗泊的吧。狗泊曾盛产硝盐，盐场设六品盐司，以西京盐判宋俣为使，顺圣县令白仲通为副；大定二十五年（公元1185年），狗泊盐司更名西京盐司，设正使、副使、判官、翻译和知法各一人，设管勾6人，司更22人，抄章、公使40人，为金代七大盐司之一。承安三年（公元1198年）十月，开设榷场于狗泊。十二月，定西京盐司煎盐每石售价800文……”从这些数据看，可想而知狗泊曾经的盛况。
　　狗泊西南岸，三号地南2公里处，紧靠207线西，和狗泊唇齿相依、息息相关的是九连城遗址。九连城建于金代，时称昌州，与抚州、桓州并称金代“塞外三重镇”。抚州（今张北）是扼守草原南下的咽喉，桓州（今蓝旗四郎城）是通往上京（今赤峰）的要道，当年连接两者的昌州就是九连城。民国初年北方赫赫有名的“张库古商道”就从这里经过。古城遗址呈方形，南北长920米，东西长760米，占地近70多万平方米。城墙宽20多米，辟东、西、南三门，门宽13米。城垣四周及城角共有角楼和城台残墩28个，每隔百米左右1个，从每个角度看，都有九个，故名九连城。当年为什么要这么建，至今是个不解之迷。
　　城内南北各有一处面积过千平米的大型建筑遗址，城南还有大片肆井作坊遗址。遗址的土城墙长期受风沙侵蚀，正面临消失的命运。以前城墙较高，城里建筑遗址轮廓能看清楚，现在由于年代久远，风吹雨淋，冰雪冻融，农田耕作，里边的建筑轮廓逐渐消失，城墙、马面、瓮城和城门等也淹没在风沙中，除依稀可辨的几个土墩外，已经无法领略其本来面貌了。 
　　遗址中有很多盗洞，有一些还很大。各种灰瓦、白釉黑边陶瓷碎片遍地。兰花、蛋青、兔毫和流彩等各式各样的细瓷残片，都出自宋代定窑、钧窑和磁窑等名窑。另有大量古币出土，其中北宋钱最多。据《元史•顺宗本纪》记载：“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军自山西出塞，连下大同、兴和塞外诸城”，一举攻占上都，“焚宫阙”。关于九连城是否毁于大火，老人们说，城内曾挖掘出大量灰烬。我父亲还曾受命赶着三套马车，去旧城遗址拉过很多灰，如此看来，古城十有八九是毁于大火。
　　根据遗址占地面积、城墙和城内建筑布局，及出土文物，结合金元史料，可证实这里曾是一个集政治、军事、贸易、手工业和农牧于一体的重镇。据史料记载，金世宗出游沽源金莲川，昌州城是必经之地。皇帝驾到，山呼万岁，夜晚城内灯光通明，盛况空前。元朝时这里仍设盐务机构，由于地理位置重要，也是皇帝北巡西路的重要驿站。
　　1982年，九连城遗址被定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又被国务院核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
 

　　写三号地窜到了九连城，实在是因为两地休戚相关。淼淼数里的狗泊，将三号地和九连城连在一起，三号地曾是过去的九连城乡政府驻地，三号地村和九连城村又曾是一个大队。
　　三号地的村名是因垦荒而得名。当时蒙古牧主在九连城周围划出三处需要开垦的土地，分别为一号地、二号地和三号地。一号地因在九连城边上，所以以“九连城”命名；二号地和三号地就这样成了村名。上世纪50年代初，九连城、二号地和三号地合为一个大队，队部设在二号地，统称九连城大队；1978年三号地独立为一个大队，辖二号地和南梁底。
　　三号地村张姓人居多，我们家的张姓和另一个张姓并不是一脉。我们家是小家族，另一个是大家族，三号地的起源和大家族张姓的祖先紧密相连。在清末以前，三号地一直是一片广袤的草原，狗泊鼎盛时期繁华的只是昌州城，和三号地无关。那么三号地是否居住过盐工？盐工当然住过，并留下了后代——不过这是后话。
　　我们可以想象到三号地及周边没开垦时的情景。漫漫荒草绵延无极，十里无人，狼嚎声偶尔传来，荒凉之景尽在眼前，留在这里的多是无奈之人。光绪元年，家住万全的刘福，单身一人，生活贫寒，听说坝上牧主招募垦荒壮工，便沿着古商道只身前往。他到了这里时正是沙扬千里的春季，风裹着沙甩在脸上生疼，开口还没说话，沙子就先入侵了。恶劣的天气给了刘福一个“下马威”，他在回与留之间犹豫了两天，才决定留下来，因为这里好歹有土地可以垦种，能活下去。当时刘福与牧主签订的合约是垦荒收入四六开，牧主六，他四，就这样刘福成了三号地第一个村民。同年，也是万全人的张厚，因家里贫苦活不下去，听说了垦荒这码事，一路乞讨来到这里，同样和蒙古牧主签了“放丰收”协议，在三号地落了脚。几年后他在三号地站稳了脚跟，买上了地，接来了家属，和刘福一起成了三号地最早的村民。后来又陆续来了刘家、夏家、王家、孙家、周家和贺家，分别落户到九连城、二号地、南梁底和三号地，有的是来垦荒开地的，有的是晒盐、熬盐的。
　　盐淖在三号地留下的历史资料并不多。日本侵华时在三号地设立警察署，盖了炮楼，控制着狗泊的盐业，二号地刘启金为巡官。我小时候，有炮楼的大院是供销社批发站的收购点，我常去炮楼里玩儿。大院子的院墙比我们村里任何人家的院墙都高，四个角四座圆形炮楼，炮楼里四面挡风，太阳晒得楼里暖融融的，是我们那时候最爱去玩儿的场所。前几年一家加油站买了这片地，存在了六十多年的炮楼被商业大潮推倒了。
　　三号地曾繁华一时，1948年解放后，归太宝市（今太仆寺旗）管辖，设立六区，辖红圪塄、白土窑；五二年合并到张北大县，脱离了内蒙；五六年九连城乡政府设在这里，归沽源管辖，后公社改为乡，三号地为乡政府驻地。当时三号地设有乡政府、邮局、医院、中学、粮库、信用社、检疫站、食品库、批发站、供销社、工商所、税务所、车站和磨坊，应有尽有，人口一度达两千多人，是远近闻名的旱码头。因工作迁到三号地的人也很多，这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给三号地带来了“新鲜血液”，使得三号地人要比别的村里人多了一份活泛和远见。改革开放后，三号地市场空前繁荣，服装店、理发店、缝纫店、照相馆、饭店和旅店应运而生，为方圆几十里的人们提供了各种便利。
　　1997年，九连城乡与红圪塄乡合并为九连城镇，半拉山村成为九连城镇政府驻地，繁荣了半个世纪的三号地开始一天天萧条，只有当年的中学变成了寄宿制小学，还在，其他单位都已人去屋空，当时占了整条街的供销社只剩下一溜空房子和偌大一个院子。
 

四
 

　　最早来三号地的刘家虽然也在这里扎下了根，但是人丁不旺，如今在村里虽然还有户口和土地，但是后人已不在村里居住。张厚的后代却人丁兴旺，占了村里人口的半数之多。张厚共有三子一女（名字不详），三子分别为长子张全，次子张忠，三子张义。如今三号地村支书是张义的长孙张东，上届村支书为张全的孙子张青。张青是个经历丰富的人，讲三号地历史绕不过张家，讲张家就得讲讲张青。三号地人都是穷苦人后代，到上世纪80年代初，村里也没出几个文化人，而张青是有数几个文化人之一，也是唯一熟知三号地历史的老人。
　　张青曾上过沽源一中，中苏关系紧张时，进过战备团步兵营，后来又当过小队会计、小学民办教师和多年的村干部，直到2011年在村支书任上退休。在任村主任期间，他带领村民们挖渠栽枸杞，治理好了狗泊周围的环境。当时我也加入了栽枸杞的“大会战”。记得村里有个妇女干活不怕苦不怕累，可挖出的渠如长虫找妈，曲里拐弯，怎么教也挖不正。张青急得直发脾气，村里人打哈哈：“差不多就行了，要那么正干嘛？又不给发奖状。”张青说：“这是百年大计，不是儿戏，做不好，我们子孙后代看到，丢人。”他就天天帮那妇女挖渠，先挖出模子，再让那妇女挖，最后总算挖正了。
　　如今，当年指头粗的枸杞已是盘根错节，一排排整齐如绿色墙壁。小绿叶密密匝匝地重叠在一起，形成了广袤的绿，小红果实坠在叶子中间，和绿形成了绝配。大片枸杞围在狗泊周围，天空蔚蓝，白云千变万化，一同倒映在水面，非常壮美。当年栽种这些枸杞的人，包括我在内，谁能想到小小的枸杞生命力这么强，还能带来这么好看的风景呢？夏季回家，在九连城遗址附近都能看到路过的游人停下车，钻进枸杞丛中，感叹之声不绝于耳，享受着自由采摘的乐趣。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青壮年外出打工经商渐成规模，村里人大多放弃土地、牛羊离开了村庄。开始只是短期外出，后来乡政府迁走了，更多的村民长年在外，村里留下的只有户口。到2011年，三号地行政村只剩下三号地村了，常住人口也只有110多人，二号地和南梁底早在几年前就消失了。
　　张库大道周围很多村庄形成于“打丰收”的时代背景下，而今在城市化的滚滚浪潮中，不少村庄变成了“空心村”，并随着易地搬迁政策的推进，成为人们心中永恒的记忆和怀恋。
 

五
 

　　前年回村，我和朋友准备进淖玩儿，我母亲和她母亲一同嘱咐，不要下淖，淖里有盐井，曾经淹死过人。我俩不信，到了淖边便绾起裤腿下了水。微风荡漾着水面，阳光映照，每一道波纹都金光闪闪；水鸟“嘎嘎”鸣叫，成双结对飞起，诱惑着我俩一次次举起相机追逐；水刚好没过腿肚，我俩如儿时般“狂野”地搅浑了水的清澈。我俩兴奋呐喊，激动欢笑，母亲们的嘱咐早已抛远，盐井到底在哪里呢？
　　1937年，来自山西怀仁县的刘和走进了三号地村，成为三号地村第一个熬盐工。母亲们口中的盐井就是那个时候挖出来的。盐井一般并排挖两个，一高一低，井底铺防漏材料，进淖挖出盐土放在其中一口井，加水渗漏，漏下的水流进另一个稍低的井里，把颜色发红的水舀出，然后架大锅熬制，水干了，锅底剩下的就是盐。解放后，狗泊盐经检验缺碘，政府禁止再熬，盐井便作废了。母亲说，她嫁过来时，淖边大大小小的堆还很多，都是当年盐工们用来熬盐垒起的灶台。据说废弃的盐井曾经淹死过人，但是我们从小到大就在淖里玩儿，四十多年的记忆里没有淹死人的事件，所以对母亲们的嘱咐是不屑的。
　　刘和在三号地成家后，住在村最北边紧靠公路的地方。1950年，他家开起了车马大店，两年后车马大店就归了生产队。传说他的妻子是个传奇人物，我见过其照片，那气质绝不是一般农村女人能有的。他们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刘元章出生在1941年，是村小学民办教师，也是我的启蒙老师。刘元章娶张忠长女为妻，因受母亲成分连累，当民办教师也是三进三出，前前后后当了21年，最后于1985年又当了农民。如今，他每月能领到国家给的四百多块钱补贴，和老伴儿种点地安度晚年。
　　每一个村庄有每个村庄的故事，故事生动着历史，晕染着生活。三号地村的故事我只讲了零星，检疫站的马匹还闪现在我眼前，食品库屠宰场里猪的嚎叫还回荡在我耳边；乡大礼堂放映电影的海报又张贴在了供销社门面上，医院里老中医的跟前排满了看病的人。还有，日本人建的炮楼里还有多少故事没有挖掘，张库古商道拉骆驼人的山曲传唱出了多少的心酸……
　　张家口乡土作家张立国写过这么一段话：素日里，作为从乡村走出来的我，但凡听到“故乡”二字，心中总有按捺不住的激动，可以说，故乡作为一个词，它一直都在温暖着我写作的情绪。
　　是啊，每一个会写点文字的人，都写过乡愁。我也写过很多，偶尔一个触动，瞬间就能把童年的影像拉到眼前。我和丈夫爱说小时候的事，更多时候是我俩抢着说各自的童年趣事，女儿听见笑着说我俩幼稚。我俩相视一笑，心照不宣。
　　乡愁是说不完的话题，是写不尽的题材。“罗文峪口回头望，从此家乡是故乡。”诗人刘章的这句名诗，就是远离家乡游子心情的真实写照。我以为，地名文化的采写是对乡愁的一次蓬勃抒发，一次意义深远的撰写。
　　故乡，写多少次，我都愿意。

(责任编辑：红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