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堡_沽源网--沽源门户网站

　　平定堡这个地方，从一片没有人烟的草原，变成如今高楼林立、车流穿行、拥有六万常住人口的县城所在地，历经一百一十多年。这座城镇的前世今生，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也成为历史演变的缩影。
　　沽源县境，因其独特的地理特征和自然环境，在清代以前，一直是少数民族的游牧区，几乎没有村落。雍正年间，在垦荒热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汉民来到坝上，一部分落户沽源境内。当时，这些居民主要居住在沽源境内的西南部，形成了以丁庄湾村为中心的29个自然村，行政区划归属独石口理事同知厅。而平定堡所在的地方，那时依然是一片草原，为太仆寺旗左翼牧场的一部分。随着居民逐渐北扩，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现在的平定堡这一带建成了一个村落。因为这个村西南的平地上有一个凸起的土丘，村落取名平定脑包。
　　民国初年的时候，平定脑包被天主教传教士选中，在这里建立了一座教堂，整个小村顿时热闹起来，一些天主教徒纷纷慕名前来，到村中落户。信奉天主教的沽源当地工商富户到平定脑包落户后，更是逐渐让这个村庄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中心，俨然成为那时沽源境内的一座小城。
　　民国十五年（1926年），富户白玉山、南文明出资，率领平定脑包的天主教徒在村子周围筑起了古堡围子。古堡围子为黄土筑成，面积二百余亩，正方形，墙高一丈三尺，厚七尺许，东南西各有一门。
　　古堡围子的建设是当时形势所迫。民国年间，军阀连年混战，一些散兵游勇流窜到沽源一带，结伙为匪，打家劫舍，烧杀抢掠，百姓苦不堪言。为了抵御活动猖獗的匪盗，沽源境内有富户的13个村落，各自据守防卫，筑起了古堡围子，其中平定脑包就是一个。
　　古堡围子建成后，平定脑包更名为平定堡。
　　到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由于大量河北、山东、山西的移民涌入，沽源人丁户口已初具规模，为便于管理，行政区划实行了区乡制。沽源县辖4个区，25个乡，493个村，18937户，88635人。平定堡设立为镇，属第一区管辖，共715户，3415人。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沽源沦陷，平定堡成为日伪宝源县下辖的平定堡镇公所，平定堡镇公所驻东围子，同义乡驻西围子。
水深火热的战乱年代，平定堡作为战略要地，经历过无数次伤痛。各种势力角逐于此，给这里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我党为了争取平定堡这块风水宝地，挽救这里的百姓，建立革命根据地，与各种势力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组织武装力量夺取政权，仅大的战斗就进行过三次，史称“三打平定堡”。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平定堡第一次解放。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的一部分兵力大举进攻察哈尔省。仅有我党地方武装的平定堡危在旦夕。为了保全实力，宝源县县委下达了撤退命令。10月下旬，我党的地方组织和武装力量撤出平定堡，转入莲花滩一带。八路军撤走后，国民党85军72团在团长陈忠甫的带领下占领平定堡，并将天主教堂作为临时指挥部。72团在平定堡驻守了短暂的8天后，被调往其它地方。10月25日，被任命为“察北收编司令”的杨永新组织人马接替72团，进驻平定堡。平定堡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已然来临。
　　杨永新本是多伦一带的痞子，以补焊锡壶为生，因其是多伦县县长的外甥，就被派遣到平定堡临时执政，并被任命为司令。杨锡壶仗着有人撑腰，到平定堡后，网罗了土匪、流氓、地痞四百多人，组成了一支武装力量，打着国民党的旗号，烧杀抢掠，干尽了坏事，将当时的平定堡变为人间地狱。
　　为了尽快铲除这股恶势力，将平定堡人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我党周密部署，对平定堡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战斗采取南北夹击的攻势。我军骑兵第二团和步兵独立第五旅的一个加强营及炮兵连作为主攻部队，经赤城县北上，快速向平定堡挺进。另一支部队是由郎宝信率领的宝源县大队和武工队，作为策应，由宝昌开往平定堡。两支部队在深夜时分汇聚到平定堡一带，并设下两道包围圈。战斗打响后，炮火连天，枪弹齐发，匪徒抱头鼠窜，鬼哭狼嚎，纷纷缴械投降。天亮之后，我军攻入平定堡城中，挨家挨户搜捕敌人，并将可疑人员全部集中到一个大院中，仔细盘查，让本地百姓辨认匪徒。早就恨之入骨的平定堡百姓，很快将藏在人群中的匪徒一个个指认出来。这些匪徒被押赴刑场正法。
　　这是一打平定堡。杨锡壶拼凑的这群乌合之众被剿灭，但他本人因正好那天到多伦开会，成了漏网之鱼。然而，这个恶贯满盈的匪首终究没有逃脱正义的审判。解放后，用炒熟的豌豆毁了容的杨锡壶，还是被认了出来，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一打平定堡，显示了我军卓越的军事才能，救民于水火之中，让平定堡人民看到了希望，当地百姓从此与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这次战斗之后，我军正确分析了当时形势，国民党不甘心失败，一定会继续加大对平定堡的争夺。为了便于日后再次有效打击敌人，郎宝信等人做出决定，建议当地百姓拆除了古堡围子。正如我军所料，国民党很快派遣251团反扑过来。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再次转移，平定堡随后被敌军占领。251团占领平定堡后，官兵强占民房，将百姓赶进牲口棚子里居住，平定堡人又一次过上了备受欺凌的苦日子。一个月后，国民党部队换防，251团撤离，由14总队接替了平定堡的管辖权。
　　1946年，国民党设沽源县，平定堡始为沽源县城。1947年初，国民党保警团入驻平定堡。在县长韩瑞风和保警团长李殿士的强制下，当地百姓被迫重新修筑了古堡围子。
　　1947年4月，我军统一部署，同时发动了攻打平定堡和独石口的战斗。参加这次战斗的是察北骑兵1团、2团与步兵13旅的一个团。担任主攻的步兵13旅的这个团从平头梁出发，一夜急行军，于4月8日天亮时分到达平定堡北面，对盘踞在平定堡的敌军发动猛烈进攻。敌军得到攻打平定堡的消息后，迅速派出兵力从张北方向赶来增援。我军在取得毙伤敌军二百余人的战果后，撤出战斗。
　　这是二打平定堡，是我军在沽源一带组织联合作战的一次战斗。虽然没能攻占平定堡，但给敌人以重创，有效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已成强弩之末。9月10日，我军开展了又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派遣独立7师19团、独立27团和察北骑兵团，联合县武工队，攻打平定堡。这次战斗，我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歼敌七百余人，缴获六零炮一门、机枪14挺、步枪586支。
　　这是三打平定堡，也是平定堡第二次解放。
　　建国后的1950年，宝昌与沽源分治，平定堡成为沽源县委、沽源县人民政府驻地。1953年平定堡建镇。1958年改为平定堡公社。1965年4月重建平定堡镇。1969年7月再次并入平定堡公社。1975年恢复镇的建制，一直延续至今。
　　建国前的平定堡，仅有一条大街，黄土路面坎坷不平，四十余家店铺错落于大街两侧，街面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市面萧条冷落。建国初期的平定堡依旧十分萧条，给50年代来到这里的著名作家汪曾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沽源》一文中写道：“这城真够小的。城里只有一条大街。从南门慢慢地溜达，不到十分钟就出北门了。北门外一边是草地，有人在套马；一边是个水塘，有一群野鸭子自由自在地浮游。城门口游着野鸭子，城中安静可知。城里大街两侧隔不远种一棵树——杨树，都用土垒围了高高一圈，为的是怕牛羊啃吃，也为了遮风，但都极瘦弱，不一定能活。在一处墙角竟发现了几丛波斯菊，这使我大为惊异。”在汪曾祺的叙述中，当时的平定堡虽然淡然清新，有几分田园色彩，但少了许多城镇的繁华，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许多百废待兴的城镇的缩影。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平定堡经过历年修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了七八十年代，全城已呈棋盘式格局，大街小巷整齐划一，街面道路笔直平坦，现代建筑群错落有致，商店门脸、个体摊点排列大街两侧，井然有序，一派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景象。
　　改革开放之后，这座草原小城开始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县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型商场、豪华饭店、健身广场、水上公园相继出现，初步具备了现代城市功能。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县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22667元，年均增长12%。
　　平定堡镇最显著的特征是位于县城中央的青年水库。水库将县城分成东西两个部分，一直沿用着历史称谓，东城称为“东围子”，西城称为“西围子”。近几年在青年水库上新建了三座大桥，成为连接东西围子的交通枢纽。经过历年的建设发展，西围子成为全县的政治、商业中心，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商业单位大都集中于此。
　　目前，棚户区改造工程正在实施，旧城面貌很快将得到更大改观。勇敢、勤劳、质朴、善良的平定堡人，在为建设美丽的家园而不懈奋斗。一座崭新的草原小城，正在新的征程中阔步向前！
　　从沽源县城沿赤宝公路南下，过了椴木梁隧道就是红泥滩村。红泥滩东与椴木梁相邻，北和喇嘛洞接壤，是一个依山而建的东西向山村。据说该村原名红泥湾，因沟里蕴藏着一种红色泥土得名。后因人口渐增，所建住房向村前扩展，又改村名为红泥滩。村中住户魏姓居多，村名又叫魏家营子。
　　1731年10月，侍郎阿山率员到本县查丈民垦地亩，拉开了坝上农耕文化的历史序幕。从那以后，红泥滩这里开始有人居住、建村。据说最先到来的是梁、齐、郝三户人家，后来又都迁走了。
　　清朝乾隆时期，魏姓的先祖魏榜英携家带口从山西大槐树外迁，最初到赤城县的马营一个叫红石崖的村里当长工，后来又搬到头堡子给吴家干活。后人魏有富、魏有兴哥俩在清朝末年跟着父亲来到红泥滩落户。开始时，父子三人租地种，后来买地、开地，自家种。由于举家勤奋耕作，管理有方，家境渐渐富裕。数代相传至今，不但人丁兴旺，且礼仪传家，可称人才济济的书香门第。李姓住户原籍延庆县红旗店，1925年迁来此处。李全生夫妇初来时住在北沟里的碴底下村。李家在革命时期是村里的堡垒户（坚定支持革命的人家）。张家的先祖属满族八旗兵的亲随人员，职业是铁匠，随军负责制作马鞍、马蹬和钉马掌等事宜。张家在清末落户独石口的东栅子村，1940年迁到红泥滩。任村书记多年的张金荣的父亲张万清，是我县解放前的首批党员之一。刘斌的老家原住椴木梁，清末搬到红泥滩，在碴底下建房居住。刘姓家族不乏栋梁之材，先辈有在坝头一带大名鼎鼎的刘团总，现在仍有本家侄儿在中纪委工作。后来又有伊、郑、王、姚等户相继迁来，其中伊贵伦从北栅子，王珍从羊坊。红泥滩的户数增多，成为比较大的山村。
　　红泥滩地处坝下山区，民风淳朴。在兵灾匪患的岁月里，曾有刘团总正义剿土匪、堡垒户掩护区干部这样可歌可泣的故事。
　　民国初年匪患猖獗，大小杆子搅扰得百姓不得安宁。汤二虎、刘桂棠、冯七点、白三阎王等大股土匪绑县长，杀百姓，抢财物，无恶不做。小帮的土匪进村抢劫，胡作非为。当时，刘登元（估计在清末当过官差，据说家里有顶清朝的官帽）住椴木梁村，当局请他出任剿匪团总。刘登元心里明白情况复杂，没有答应。不久以后，当局再次请他出任剿匪团总时，他提的条件是剿匪要有处决权。他说：“如果没有处决权，我今日抓，你明天放，我何必徒劳招祸？”为此，当局授予他先处决后报告的权力。到任之后，为了做事方便，也为了安全，刘登元把家搬到了红泥滩碴底下村。
　　刘登元性格果敢，枪法精准，据说百步之外，能打灭香火。他的两个副官，一个名叫刘登魁，一个人称魏三疤（麻脸），也能百发百中，都是让土匪闻风丧胆的人物。刘登元出任团总以后，曾多次带兵剿匪，土匪对他们恨之入骨。有一次，副官刘登魁因公到单木淖村住宿，晚上被一个绰号野狼的土匪带人捉了“孤雁”（落单的人）。土匪们把他绑在树上，用刀从头到脚往下剐肉泄愤，三天折磨致死。刘登魁一世剿匪，最终遇害，人们为之惋惜。
　　解放后，政府审查在旧政府任过公职的人，刘登元也被传到沽源县拘禁审查。百姓知道后，联名向政府申请保释刘团总这位保护过地方百姓的人。很多人亲自找县领导说刘登元保护百姓，剿匪有功。经调查证实刘登元无罪，十七天后释放，回家安心养老。刘登元去世以后，葬在椴木梁刘家坟地，但刘团总的故事却留在了红泥滩，被后人口耳相传。
　　1945年，沽源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莲花滩的缸房窑子村建立。当时小厂属宝源县九区，区干部刘文寿（称刘指导员）深入农村开展工作，得了伤寒病。情况被敌人侦知，就派兵四处搜查，要抓骑白马的共产党指导员。小厂一带地形开阔，不利于养病，组织就安排刘文寿转移到红泥滩，一是山区方便隐蔽，二是离独石口较近，方便请医抓药。红泥滩的北沟当时还有三个小村，分别叫半沟、碴底下和三角地。这三个村都在草木茂密的山沟里。伊贵伦、张万青、魏永和三人是刘文寿来养病期间发展的党员。刘文寿在他们和堡垒户的设法掩护下，搜捕的敌人多次扑空。
　　为了不让外人发现白马，王珍等青年人砍棠梨树锯开煮水，将黄色的棠梨水刷在马身上，白马就变成了黄马。请医抓药一般是过南山走东栅子到独石口。抓药的人回来时，手里拿着劳动工具，避免引起怀疑。刘文寿大多时候住在魏长荣家或张万亮家，几个堡垒户轮流做饭，送到他的住处。
　　平时，村里每天派人出村，在割草放牧的同时观察敌人动向。必要时，让刘文寿转移住处。一次，负责在北山上放哨的李扁嘴（名字记不清了）看到敌人骑马过了芦梨洼村，直奔红泥滩而来，便飞跑回村，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说：“刘指导员快上马，敌人过了芦梨洼。”在场的张万亮、魏长荣同李扁嘴，三人很快把刘文寿送过了南山。敌人进村挨门逐户搜了个遍，也没找到刘文寿。事后，村民们说笑时，总爱学李扁嘴跑回来报告时那句像背诗一样的话。还有一次，敌人从沟外来，刘文寿正在党员伊贵伦家休息。伊贵伦得知敌人来了，马上背起刘文寿跑进了北沟，把他藏到堡垒户李全生家，敌人又扑了空。就这样，在党员和群众的掩护下，刘文寿在红泥滩养病半月有余，直到病愈离开。刘指导员在红泥滩活动的时间不长，却把红色的种子留在了山村人的心中。
　　1946年到1948年的风云变幻中，敌军和土匪常来搅扰。在那种白色恐怖环境里开展地下工作，真可以用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来形容。但是，当时的党员和村干部一直冒着危险秘密开展工作，因为他们有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更有带领百姓翻身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信念。当时红泥滩和喇嘛洞同属一个行政村，第一届村干部有：书记魏永和、村长任连生、粮贸史连秀、文书魏永胜。
　　大山深处，历经沧桑。红泥滩里的红色情感，不老青山中的悠悠往事，就像那巍巍山脉和蜿蜒的长城一样在山区人心中永驻。经过了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直至1982年实行生产责任制，老区人民一直紧跟党的路线。
　　如今血雨腥风散尽，铮铮铁蹄消逝。但山区人对这片热土充满了眷恋，不论是春种秋收的安逸生活，还是柴米油盐的平淡日子，这儿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都是他们情感上不能割舍的一部分。他们在山花烂漫、空气清新的山区里坚守的就是那份深深的故土情。

(责任编辑：红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