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老爹今年七十岁，住在县城里，过着悠游自在的老年生活。像是一匹徜徉在南山的、和平年代不再需要他去征战沙场的老马，也像一柄入了府库的刀枪。 我的祖父是在旧社会当长工劳累过度三十八岁时病逝的，老爹八岁丧父。十六岁他的继父病逝，他随之辍学。 老爹从十六岁开始当农民，十九岁开始用晚上时间脱土坯、刨石头，一个人历时一年，建设起来两间低矮的土坯房。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家。 老爹从二十岁开始担任生产队会计、大队会计、大队书记，历时二十多年。那个时候，他是一半做农民、一半做干部的。但是，口碑不错，家无积蓄。 八十年代初，国家搞家庭联产土地承包，他又做回了整个农民，跟土地硬硬实实打了二十五年交道。到了秋天，他经常和衣而卧，面目浮肿。四个孩子相继上初中、高中、大学，他的负担日益加重，终于教育致贫。 记得老爹曾经用七块钱跟小商贩手里买了三件旧衬衣，其中有俩件是女式的，他穿着干活儿，略无羞色。更记得老爹俩只脚穿着不一样的球鞋，而且是一顺边儿的。 老爹在六十一岁时，他的二女儿，三十五岁、大学毕业的中学教师，因车祸去世，为安慰和照顾他和我老妈，我主张帮老俩口把家搬到了县城。 老爹像一个离婚的中年男人那样，在对前妻的感念和对后妻的向往中煎熬良久。他一方面被县城和子女吸引，另一方面满怀对农村和乡土的怀恋，他犹疑地来到了县城，目光无助，神色凄惶。 十年时间转瞬即逝，老爹每天去逛早市，用他慈爱的目光抚摸着早市上陈列的一切物品:菜、蛋、肉，馒头、油饼，镰刀、扫帚、簸箕等等，那些东西身上寄存着他六十多年的生活印记，他去往早市归来，手里东西并不多，一把葱、三五个豆包、半斤猪头肉等，仅此而已。但是他慈祥而满足，他疏通了自己六十多年与土地血脉相连的经络，身心健康而愉悦。 老俩口的生活费来自于老家几十亩土地的转包费，老爹说，感谢国家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政策，给了他十年有米有面的无忧的县城生活。他也玩玩麻将，一块钱的小麻将，他头戴礼帽、鼻子架着老花镜、手里端着罐头瓶做的喝水杯，从容而悠闲地走在县城的某条小街上，那是他去麻将馆上下班。人们说他是退休干部，他也不否认，笑眯眯地，牌风绅士。 他居住的小巷里，巷道开始硬化，老爹停下了打麻将的事业开始给施工的人烧水喝，偶尔也帮一点小忙，硬化完成了，他的门口还安着一盏路灯，有一口下水井，焊着粗粗的钢筋棍，老爹欣喜万分，感觉走路干净了、明亮了，倒脏水轻松了，他满怀感激，开始义务打扫小巷卫生，不允许下水井的钢筋棍上有一片菜叶。 他经常在晚饭后，站在那盏路灯下独自微笑。他可能在回想幼年少年时的凄苦，也可能在回想青年壮年时的劳累贫困，他爱跟我说，要是你奶奶活到现在，看看这社会，该多好啊。 有一次，我们辩论一件事，老爹固执己见，我跟他开玩笑说，你不听话，我不给你养老，老爹脱口而出，不用你养老，硬气极了。我诧异地问他，用你儿子养吗？他说，不用﹗我好奇极了，问他还会有谁给他养老，他的回答我很意外，也很服气，他说：国家给我养老﹗ 老爹十年来没有花过我们几个子女的钱，他自豪地说，他有工资。那是农村干部的养老制度给他的经济保障。他的那个卡，放在一个专门的地方，他每次的取放都万分珍重。 去年，他患了脑梗，及时抢救，转危为安。之后报销回来的新农合医药费，他又说，太多了，太多了，自己看病，国家掏钱了。老爹出生在一九四六年，祖先是从山西逃荒出来的，苦日子过惯了，他对国家给他的任何经济补助都感激涕零。 他性情豪爽，爱喝几杯小酒，但是，为了健康，他基本戒酒了，每餐倒一杯白开水佐餐，一抿一抿的样子很滑稽，也很可爱。他说，他想多活几年，社会太好了。 今年国家搞棚户区改造，他的俩大俩小的房子，换购了一套二手楼房。前前后后，老爹激动得满面红光、夜不能寐。签字那天，他一个劲儿地跟工作人员说，我没有意见，我感谢国家，我愿意配合拆迁。 搬家完成后，老爹用笔仔细地计算了国家给他的拆迁补偿金和他的买楼支出，很认真地跟我说，还剩下几千元，他想捐给国家。我第一反应是意外，因为老爹一生手无余财。接着，是一阵震撼袭上心头，我理解了我的老爹，他对国家的爱是朴素的、也是真诚的，是庄严的，也是高尚的，我没有回答，内心深处有无限感慨，老爹不是做秀，他不知做秀为何事，他的想法只是一个有良知的普通百姓很自然的念头，希望老妈支持老爹。 住进楼房的老爹，生活里增加了锻炼身体这个项目，他说，他想再多活几年，看看国家还能好成啥样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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