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时我们村没有卖年画的，只能去20里地外的县城新华书店买年画，不像现在即便是村里的小卖部都有各种各样的年画任你挑选。只是现在的年画和儿时的年画内容大相径庭。现在的内容多以金银珠宝，香车美女为主，一沓沓人民币、美元、港元堂而皇之成为年画的主角。按理说人们追求财富没错，可这样的年画总觉得像画报或是宣传画，缺少年的韵味。 非常怀念儿时的年画。 一进腊月门儿，娘就催着爹去县城掲年画。娘说晚了，就没好的了。每当爹要去县城掲年画，娘就早早起炕为爹做热乎乎的饭。那时坝上的冬天冷得出奇，大雪时常封路。农村人唯一的出行工具就是双腿。娘帮爹穿上白茬羊皮袄，找出毛毡疙瘩让爹蹬上，最后爹戴上狗皮帽子和绵羊皮手套，就成了爱摩斯基人。不再惧怕寒冷的爹，胳膊上挂着一个空荡荡的灰布兜子，迈着笨拙的步伐向县城方向走去。 太阳下山之前，被风雪描绘成“北极熊”的爹回了家。进屋后赶忙把厚厚的“熊皮”剥掉，爹就像是洗了桑拿，头上的热气直往上冒。我和两个妹妹抢着爹的灰布兜，并从兜里抽出一卷年画，看样子足有7、8张。兜底是2斤黑枣和1斤水果糖，这是爹专门给我和妹妹们买的年货。我和妹妹们每人嘴里幸福地含着一块水果糖，爬在炕上围着画，等着爹把年画一张张摊开一睹为快。 当时印象最深的是那张《穆桂英与杨宗保》。记得爹让姐姐双手举着画站在炕头，他站在一旁一手插着腰一手指着画里的穆桂英和杨宗保给我们讲起了杨家将，我和两个妹妹一字排开，盘坐在炕上，扬着下巴，听得如痴如醉。爹讲穆桂英是如何的武艺超群，如何与杨宗保交战被生擒并招之成亲的故事。当时我对穆桂英很是着迷，心里是百般的爱慕，用现在的话说穆桂英就是我心中的女神。心想将来长大能娶穆桂英当老婆，就是被她打残也值啊。 后来通过看年画，我知道了花木兰替父从军和貂蝉拜月、贵妃醉酒、西施浣纱、昭君出塞等的故事，虽然这些年画上的故事简单，但记忆尤深。像历史和神话故事的年画，更是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比如《曹冲称象》《桃园三结义》《华容道》《岳家军》《断桥相会》《八仙过海》《大闹天宫》《红楼梦》等这样的年画为孤陋寡闻的农村孩子，提供了淳朴的历史文化营养，尽管农村孩子吃不饱，但总能缓解一下他们内心的文化饥饿。 那时过春节，农村的孩子三五成群爱串门，一家一家地跑。其实孩子们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拜年而是看年画。孩子们像小猴一样爬在人家的大红柜边上，就像看小人书一样静静地端详着墙上的年画。那股专注劲儿和相媳妇差不多。有的年画上的字太小，大家就搬两个凳子，站在凳子上看。 跑的家数多了，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好多家的外屋后墙中间爱贴一张《猛虎下山图》，老虎的样子看上去很瘆人。当时我也纳闷，又不是过虎年，人们老贴老虎干吗？后来长大才明白，原来老虎和门神一样具有镇宅驱邪的作用。就像大胖小子抱着鲤鱼的《连年有余》和《福禄寿三星图》等都是寄托了劳动人民一种祈福求寿，避灾迎祥的美好愿望。 “爆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再好看的年画，最终还是以新替旧。替下的旧画，由于纸性好，又光又硬，家里就留着给开学孩子包书皮用，或是父母裁成小块用针线缝在一起给孩子当图画本用，或是遮盖笸箩里的炸糕，粉条和馒头等。总之替下的旧年画一般不会被农村人顺手扔掉的，大多进行二次利用。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古典美人的年画开始变成当代影视明星。像刘晓庆、陈冲、张瑜、斯琴高娃以及美女挂历充斥着每个房间。之后就是赵雅芝、张曼玉、梅艳芳、张柏芝、赵薇、林心如、范冰冰、李宇春、孙俪、杨幂等等一路走来。年画也就成了美女大比拼。 想想儿时的年画，其实就是挂在墙上的历史文化故事图展。许多初级的朦胧的历史文化知识都来源于年画，也像看图学知识的大众读物，老幼皆宜。那些有文化有内涵接地气的年画，始终会深入人心，让人久久不忘。 感谢儿时的年画。作为农村的民俗文化，它给了孩子想象的翅膀，给了孩子欢乐的源泉，给了孩子知识的启蒙。 现在人们的生活好了，居住的条件好了，但贴年画的却少了。客观地讲，不管年画的内容怎么变，但年画的市场主要在农村，农村一直是传承我们民俗文化的主要阵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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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红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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