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1932年春夏间，周作人应邀到辅仁大学做了八次演讲，并于9月出版了经周氏订正的演讲稿，即《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1月，时年22岁的钱钟书在《新月月刊》第4卷第4期上发表了同题书评，在对周作人“载道”、“言志”文学观提出争鸣之余，顺便还提到了一本书，这就是后来选编入“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的《梅花草堂笔谈》。他在文中写道：

周先生提出了许多文学上的流星，但有一座小星似乎没有能“swim into his ken”，这个人便是张大复。他的《梅花草堂集》（我所见者为文明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本）我认为可与张宗子的《梦忆》平分“集公安、竟陵二派大成”之荣誉，虽然他们的风味是完全不同的。此人外间称道的很少，所以胆敢为他标榜一下。

钱钟书

钱钟书这种看似含蓄的批评，实则就是批评周氏读书不够广博之意，是一望即知的。但周作人当时并没有直接回击，保持沉默达三年之久。直到1936年4月11日，“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中由周作人题笺的《梅花草堂笔谈》，已经出版5个月了，他才慢条斯理地拈起笔来，轻描淡写地捎带着回应了一下钱钟书三年前撂下的那一段话。这篇收入周氏文集《风雨谈》的《梅花草堂笔谈》一文，文章开篇即写道：

“前居绍兴时家中有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四五本，大约缺其十分之二，软体字竹纸印，看了很可喜，所以小时候常拿出来看，虽然内容并不十分中意。移家来北京的时候不知怎的遗失了，以后想买总不容易遇见，而且价目也颇贵，日前看旧书店的目录，不是百元也要六七十。这回《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的《笔谈》出版，普及本只需四角五分，我得到一本来看，总算得见全本了，也不记得哪几卷是不曾看过的，约略翻阅一遍，就觉得也可以满足了。”

这段文字，是周作人间接告诉钱钟书，你还在学《三字经》时，我就看过《梅花草堂笔谈》了，而且还至少是清代线装的古籍版本，但还真不觉得这书有什么特别的。紧接着，周氏用其一贯的不紧不慢的拉家常式笔法写道：

这里须得回过去说《梅花草堂笔谈》了。我赞成《笔谈》的翻印，但是这与公安竟陵的不同，只因为是难得罢了，他的文学思想还是李北地一派，其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气味耳。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欢的……若张大复殆只可奉屈坐于王稚登之次，我在数年前偶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批评家赐教谓应列入张君，不佞亦前见《笔谈》残本，凭二十年前的记忆不敢以为是，今复阅全书亦仍如此想……本亦无妨一读，但总不可以当饭吃，大抵只是瓜子耳，今乃欲以瓜子为饭，而且许多又不知是何瓜之子，其吃坏肚皮宜矣。所谓假风雅即指此类山人派的笔墨，而又是低级者，故谓之假，其实即是非假者亦不宜多吃，盖风雅或文学都不是粮食也。
   其实，读过明人张大复文章的，用闲适、精致、独特、隽永等多种形容来评价其文，应不为过。但在这500字里，周作人阐明了他不喜欢张氏文章的根本原因。他并不是认为张的文字不够漂亮，而是不喜欢这漂亮背后的“山人气味”。所谓“山人气味”，即是一味地追求闲与雅的文字形式与风味，但在形式与风味之外，却别无他物——这是没有作者真实思想、切实感悟的“假风雅”。他认为，这样的文章只是饭后闲嗑的“瓜子”，算不得开宗立派、真有思想的特立文字。把瓜子当饭吃，肯定吃不饱；如果还不知吃的是何瓜之子，那就不是吃不吃得饱的问题了，接下来就该拉稀、闹肚子了。在此，他再次强调，“我在数年前偶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批评家赐教谓应列入张君，不佞亦前见《笔谈》残本，凭二十年前的记忆不敢以为是，今复阅全书亦仍如此想。”这一记回马枪，显然仍是刺向钱钟书的。

(责任编辑：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