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还原：歹徒面前，群体成待宰的羊群

    事发公交车上并非以老幼为主，青壮年男子很多

    安阳的公交凶杀案发生后，一人砍（捅、扎）死3人、伤12人（其中5人为没有脱离生命危险的重伤）的结果让不少人愕然——歹徒拿的是刀又不是枪，为何有这么大的杀伤力？

    因为死亡的3人是未成年人，所以有人解释说，肯定是因为车上老幼、妇女居多。但事后的监控录像和人员统计都显示，车上的33名乘客中，青壮年很多，甚至有10位在工地干活的壮劳力，且10人是工友。

    反观歹徒，其身材瘦小，且据车上乘客描述，其没有什么特别的“杀人技能”，就是一通乱砍乱捅。

    逃——成为案发后群体的核心反应

    案发后，公交车停在一个超市外面的街道上，附近的监控摄像头拍下了车外的全部情形和车内的部分情形，再加上多名乘客的回忆描述，我们大致可以还原整个过程：

    这 是一辆普通结构的公交车，两边有座位，中间是带拉手的站立区，行凶的男子周江波上车后坐在靠近前车门的座位上。周江波坐了不久后突然起身抢夺司机的方向 盘，司机护住方向盘并停车，周江波遂掏出一把约一尺长的刀砍伤司机右肩。然后周转身冲着前排乘客乱砍，车里顿时乱成一团，所有人都在试图逃走，离车门近的 往车门挤、离窗户近的在砸窗开窗、离歹徒近的在跑远、离后排近的人往地上趴。据司机介绍，他停车后就按了开门按钮，但从视频看，前门开了，后门也许是被逃 跑的人顶住了没有打开。后门没打开，成为人们没有及时逃走的关键因素。

    在周江波乱砍的时候，8个人从前门逃出，3个人从后窗跳出。此时，后 门也被推开一条缝。而车停下后，一位街边的赤膊男子就跑过来察看，这位男子没搞清楚状况，但看到后门推开了缝有人想出来，就去帮忙，于是有几个人从后门逃 了出来。但周江波也跟着从后门跳了出来，并守在后门再砍。赤膊男子和其他逃出来的人一看这情况掉头急逃。

   之后，周江波打算再从后门上去行凶，后门的一个人把那几位工友带的铺盖卷踢向周江波，把周江波逼退一次，于是周江波转身又从前门上车，直奔驾驶座，试图发车开走。这个功夫车上余下的人纷纷从后门逃出。周江波看发不着车，也从前门下车逃走。行凶过程结束。

    在 周江波发车的时候，一位先前逃走的乘客折回来挡在后门的逃生路线上试图再上车，在他延误了别人的逃生后，终于登上车取下了自己的包再逃走。然而有人有勇气 再上车取包，却无人有勇气再上车抢救伤者和制止歹徒。当周江波发车的时候，摄像头监控范围内只有孤零零的车，车周围空无一人。

    也是“逃”，让群体成为待宰的羊群

    如 果算上踢铺盖那个动作，行凶过程中只有两次反抗。另一次是周江波砍杀到后排时，后排的乘客王金平踢了周一脚，不过王金平也承认，自己踢这一脚是因为无处可 躲，只能反击。不过就是这被迫踢出的一脚，也让周江波“看到有人反抗，有点害怕就掉头回去了”。而那个踢铺盖的动作，直接让周江波停止行凶阶段转向逃走阶 段。

    如果在行凶开始时，就能有一点这种反抗，哪怕是一声喝止，结局或许也会不同。然而没有如果，现实就是所有的人都试图躲避，反而让自己成为绝对的弱者，将自己的生命交到歹徒手里，让对方予取予求。

    “竟无一人是男儿”是怎么发生的

    从“个体理性”出发，每个人都不愿“当男儿”

歹徒身材瘦小，却能予取予求

    公 交车上的乘客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主动反抗，但这会把自己置于直面歹徒的境地，风险太大。另一种是逃避，这样做理由很多——“一车的人，该不会就砍到我头上 吧”；“我往前跑两步，就能下车脱离险境呢”；“我趴在地上装死，说不定就能混过去呢”；“会有人站出来阻止他吧”……

    两种选择一对比，后一种似乎是更“理性”的选择。以本案为例，若不反抗，受伤的概率不到50%，甚至可以像那个折返回去拿包的人一样，做到人财两不耽误；反抗，受伤的概率不好说，但对于现场的人，心理上肯定感觉概率会很高。于是选择不反抗更“理性”。

    这样的分析，也可以解释类似的问题——如“几百个纳粹士兵为何就能控制几万俘虏”、“大饥荒时人们为何宁愿饿死也不去打开粮仓”。

    然而每个人都不愿“当男儿”，严重违背“群体理性”

    每个人为了那50%的逃生机会而躲避，结果就是群体要损失一半；而如果有人“不理性”的选择反抗，则群体受损就会降低很多。可见，“个体理性”和“群体理性”之间是有矛盾的。

    避免群体悲剧，需要法定职责和呼唤“男儿”

    法定职责：乘客可以退，公交工作人员应该上

    案发的公交车上有司机和售票员，他们理应比普通乘客承担更多的责任。乘客可以乱，他们不能乱（指挥责任）；乘客可以退，他们应该上（对抗责任）。

    当 然，“应该上”和“必须上”之间还是有很长的距离的，工作人员的对抗责任要明确到哪个刻度？是必须殊死搏斗？还是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尽力而为？这需要讨 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即便工作人员有低程度的对抗责任，也可能对阻止伤害起到很大的作用。以本案为例，周江波在前一天与领居冲突，伤害3人（无人死亡）。 但周以为自己已经杀了人，想着反正自己要死，就在死前“想办点事”（周的供述）。在喝酒之后周上了公交车，坐立不安一会儿后，开始去抢方向盘。周的行凶应 该属于那种冲动型的行凶，遇弱则强，遇强则弱。如果工作人员能有一个低程度的对抗，或许就能打击歹徒的气焰、鼓舞其他乘客的斗志。

案发的公交车

    这个社会仍需要“男儿”

    我们的社会曾一度倡导个人英雄，但是那种强求人当英雄的风气，造成了假大空泛滥。到了90年代初，反其道行之的“躲避崇高”甚至“嘲笑崇高”又兴起，再加之一些所谓“睁眼看世界”的人传入了“国外遇到突发状况不提倡个人英雄”的说法，可能导致了今天“男儿”的作用被看低。

    但是我们这样一个社会，真的不需要“男儿”吗？安阳公交凶杀案就是一个鲜活的反面例证。

    其实古今中外，那些从群体悲剧走向群体获益的过程，也是一个“男儿”彰显气概的过程。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民主政体诞生于英国，就与英国富有一批甘愿“拆下肋骨当火把”的清教徒关系很大。